九十年代的每年五六月间，甘肃宁夏一带的麦客远赴陕西关中一带割麦赚钱。“麦客”是陕、甘、宁一些地方的农民在麦熟时节外出替别人收割麦子，俗称‘赶麦场’，犹如民工。
　　 我们家位于晚熟区，父亲为了养家糊口，也是这浩浩荡荡的麦客中的一员。由北向南，由南返北，像候鸟一样迁徙游走，一路收割一路走，等回到家的时候，自家的麦子也熟了。
　　 幼年时的我，每年到五月份，“旋黄旋割”开始啼叫的时候，我就每天提心吊胆，生怕父亲去“赶麦场”。学校在我家旁边，我每天一下课就趴在土墙上观望我家的门口。我看到父亲在家里，我就能够安心的上课。因为我舍不得父亲离开家，去陌生的地方受苦。
　　 父亲每次远行，我都会哭，因为哭是我唯一能够阻止父亲离开脚步的方法。到现在我回家的时候，村里的人都会说：“你们家哭起来最厉害的女孩是哪一个？”然后旁边的一个年长的老人又补充说，哪一年他们外出“赶麦场”的时候，我抱着父亲的腿哭的厉害得很，他们走不了，等着我不在家了时候，他们才走的。父亲离开家的那天，我回去等到天黑之后，父亲不回家，我就知道他“偷”着“赶麦场”去了。心疼、焦急、难过折磨的我大哭不已，所以小的时候我在村里哭的出名，那种知道亲人受苦受累而自己无能为力的痛苦，到现在我都觉得刻骨铭心。于是我每天守望村口，希望父亲能够早点回家。这样我们一家人可以在一起了。
　　 父亲离开家，和村里的几个叔叔结伴北上。他们身上背着镰刀，扛着干粮，一路步行，走着累了，到路边的人家讨要水喝，然后啃点干粮继续前行。有时候讨不到水的时候，就舀起路边河道里的水喝，走上一天，直到天快黑的时候，他们赶到火车站，他们从不进站买票坐车，口袋里皱巴巴的几毛钱是在生死之间救命的钱——出了门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用，外面世道乱，为防止被小偷偷盗，或者路上碰上的恶霸强抢，都用针线缝在某个衣角处。
　　 他们按照以往老麦客们留下的经验，在火车途径的某一处，速度会减下来，然后去爬火车。他们沿着火车道继续前行，到了目的地，坐下来吃点干粮喝点水，等待火车到来，火车鸣笛减速的时候，大家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爬”火车的人太多了，乌压压的一片，父亲说：“年轻的时候，他身手敏捷，速度特别快，总能够帮助身边的人。”在后来父亲的讲述里，说到一次特别危险的经历，他们几个一起跑向火车的时候，刚要爬上车顶的时候，被其他不认识的麦客挤来挤去，其中一个同村的叔叔差点掉下去，他一把抓那个叔叔的衣领，才没有掉下去。等到他们几个爬上去的时候，根本没有地方了，就在火车连接的地方蹲下，头顶上有电线摩擦的火花，看着地上铁轨的撞击声，稍微打一个盹，就有可能掉下去。他们一路上胆颤心惊，到了目的地，等他们从火车下来的时候，精疲力尽，两腿无力。口里干渴冒烟，嚼上几口干粮，就要挨家挨户地寻找能打上场的主家。
　　 他们一起去的几个人，不可能被一家人叫去割麦，所以经常会分开，但是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大家都是在一起的。父亲说：“出门在外，大家在一处心里踏实，相互也是个照应。”父亲干活踏实，割麦子整齐，所以总会有人叫他，他一天差不多能割完一亩多的麦子，到了晚上还能一捆一捆背到打麦场上。有时候碰到的主家，管完晚饭还会提供住处；有时候管完晚饭就让离开，没地方睡觉的时候，他们会在路边垫上口袋睡觉，第二天又去地里割麦。赶上好的光景能挣点钱，赶上不好的光景，就连饭都挣不上。他们从一处到另一处，算着时间，知道自家的麦子也要黄的时候，就一起回家了。回家的时候，一起帮忙着把挣得钱缝在贴身的地方，因为回家的路上不安全，不仅有防不胜防的骗子，也有拦路抢劫的人。父亲说，他们有时候挣的好的时候，他们就会买一张火车票，站在火车箱里，比爬火车舒服。可是火车箱里变着花样的骗子太多了，他亲眼所见有特别老实的人被骗了之后嚎啕大哭的场景。父亲对我们几个孩子认真说：“不要贪图能够得到便宜，踏踏实实的，就不会受骗！”父亲说的话，就像刻在了我的心里，做一个踏踏实实的人。
　　 父亲回到家，总会显得特别清瘦，他脖子上黝红黝红的颜色，粗糙的手掌上又大又硬的老茧，从他的白色编织袋里往外掏东西。又甜又软的的大面包，分给了我们几个孩子，还有割麦时，有的主家送的干辣椒和大蒜，让妈妈放好。然后让妈妈拿出剪刀，从衣襟处剪开线头，取出藏在里面的一团皱巴巴的钱，一张一张数好，然后笑着给妈妈说：“孩他妈，今年孩子的学费都够了！”母亲看着父亲说：“孩他爸，希望我们的辛苦，能让孩子们走出黄土地！”
　　 在后来我读到关于烈日、麦田、镰刀……这些诗人笔下具有美感的词汇时，它们曾那样真实地灼烧过我们，翻滚的麦浪不是你们歌颂的成熟和希望。而是我们挥动着镰刀，焦灼地希望遥远的边际能够在眼前。你们觉得“麦客”是一个时代的烙印，它却是一个父亲远行北上的艰辛，为了省下两元钱的火车票，他们趁着夜色偷偷地爬上火车，半跪半蹲在火车上，头顶上火车电缆的电火花带来的惊悚感，是生与死在一毫米间的幸运。
　　 我曾说过一亩田有多大？他们知道，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他们的布鞋踩着硌脚的麦茬一步一步丈量过。夜晚的冷风使汗水在脸上形成黑色的沟沟壑壑。黝红的脖子上深深浅浅的纹路带来的刺痛感，伴随着脊背上扛着的比山还高的麦垛，在月光下伴随着粗犷的喘气声，有谁知道？那有多重？很多年之后，它们却重重地压在了我的心头。太沉了，在每个与父亲有关的日子里，我觉得呼吸都是那样沉重。我不知道，那炎热的夏日，在蚊虫肆虐的时候，他们如何在马路上蜷缩着熬到天亮，也许白天的疲乏已经淹没了所有的疼痛。从此，关于麦客这个词语，就是我心里一道深深的伤口，虽然结痂，但是每年“旋黄旋割”叫的时候，我心里总会隐隐作痛。
　　 父亲和我是农民，这是我的祖辈们世世代代在贫瘠的黄土地上劳动，一代一代相传刻在基因里的记忆，在每一个四季里，我跟在父亲后面犁地、播种、收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