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朋友，对家人，一说起四平，我喜欢称“我的四平”，因为我的青春时光是在四平的角角落落里度过的。
　　
　　 一
　　 四平市是离我的家乡最近的城市。早在生产队时代，我为队里在那里掏了十二个年头的大粪。我对那个时段（1967—1978）的四平市比较熟悉并生有感情，从十九岁到三十岁，我的最美好的青春时段是在四平市的角角落落里度过的，所以我把四平看做是我的第二故乡。
　　 别看干什么，相对于农村，掏大粪可是一个很自在的差事，只要你是城市人面前敢于抬头。
　　 那时的四平，面积其实很小，中央纬路横贯东西，一马路（即102国道）纵穿南北。以这两条大动脉的交叉处为圆心画圆的话，直径达不到十公里。东边，以四平师专东侧的长发供销社为市内公交一路车的终点（那时候，也只有这一路车）；西边，穿过仁兴路再向西属于待开发，没啥热闹了；南边，“省农机”如一道屏障，挡住了道东的几条南北马路，南桥洞的南边就是农村；北边，下了北山，过了北河，勉强算进入市区吧。熟悉四平的朋友盘算一下，就是这么大的一块地方。对一个城市，能够了如指掌，这是一种自豪感。就像农民，历数自己队上的在哪一块都有什么地，给土地个名字，叫得那个熟啊，简直如数家珍。
　　 说起那时的四平，我就感动了温暖，就像我爬上我的炕头，什么地方有点什么，一清二楚的，比我数手指头还清楚。
　　 在这个范围内，铁东和铁西（那时候称为道东、道里）各有一个繁华地段：道东三马路，道里仁兴路（都在中央纬路的南侧）。另外，道东的北二纬，在二马路和三马路之间，还有一个农贸大院，在政治形势不太紧张的时候，来自四面八方的老农们（甚至包括我们家乡人，那可是百里之遥啊），可以在那里买卖东西。我时常躲进去，看看热闹。
　　 城市繁华的标志是商贸和娱乐。而那个年代是有官商无私贸。四平当时有三个大商店：简称一百、二百、三百。后来到个体经济兴起之前，发展到六百。可惜六百命运太背，没开多久就被一场大火给烧黄了，但是却把名字留了下来，一直到现在，乘二路车去那里，仍有人说“到六商店下车”。
　　 我喜欢这种怀旧的称呼，对年轻人而言，没有感觉，甚至陌生，对于曾经的我们，一二三四……是一串好记的符号，一下子就唤出了数字后面的精彩来了。
　　 三个大商店的位置分别是：一百在中央纬路与一马路交汇处；二百在道里仁兴路；三百在道东三马路。我兜里没钱，不大逛商店，但是我愿意去一百那里。去一百也不是“点货”，商店的门前，有一个小广场，小广场是利用中央纬路在这里有一个“错拐”而建设的。而这个错拐的形成，则要追溯到一百年前，日俄在我国东北战争结束之后。其历史渊源，很多学者都写过文章，我就不能在此卖学识了。这个小广场当时是“四平公社”的宣传阵地，宣传板上总有我感兴趣的东西。有一次，贴出了长长的一大溜“毒草和有严重错误的电影一览表”，让我大开了眼界。哇噻，这么多电影啊！大多数我都没听说过，别说看了。我立即回到住处，带上纸笔，再返回小广场，我要把它抄下来。那个表分为影片名、编剧、导演、主演、制片厂、出笼年代等几项，我也按照人家的分项抄。因为太多了，我又不能耽误干活，竟然去了四趟才抄完。抄的时候，还怕有人盘问，像做贼一样，字迹潦草，我自己认识就行；过后，我又工工整整地重誊了一遍，都赶上整理我自己的作品了。
　　 回顾起来，在这里，我有了对知识的无比渴望，尽管这些知识，我不知道将来拿来怎样用，有什么用，但可以调动我的求知欲和读字的美感。
　　
　　 二
　　 关于繁华的娱乐标志，当时全市区内的影剧院有：仁兴路的道里电影院、藏在道里电影院身后的铁路俱乐部、与一百紧紧毗邻的工农兵剧场、一马路北头的工人俱乐部、道东八马关路的道东电影院（那时已改称东方红电影院了，门楣上的改痕很清晰），几年以后，在中央纬路与地直街交叉处又建了一座人民剧场，一共就这六家。
　　 电影院是那时最显眼的问候载体，我无法判断，这么一个四平，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电影院和剧院，但问候气息的浓厚，我一直觉得是一种自豪。
　　 很幸运，除了后建的人民剧场，先有的那五家我都光顾过。每一家都给我留有美好的记忆，很多在露天银幕上根本看不到的电影，让我在那舒适的坐席上得到了满足。其中去的最少的是一马路北头的工人俱乐部，只去过一次，因为那里地处城边，离我的每个掏粪战场都很远。然而唯有的那一次，却让我难以忘怀。那是我的一个房东送给我的一张影票，在去看电影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浪漫的情节，后来经过我的拆装组合，写成了小说《半个房东》。我非常庆幸，那时不限于看看电影，还有电影的“外效应”，这对我进入文学领域，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
　　 去的最多的是东方红电影院。东方红电影院对面是一大片居民区，正是我掏大粪的战场，我在那一片活动了三年。电影院与另外几家相比，华丽程度是最差的，但是热闹程度却是最火的。门外就是一个官眼半睁半闭的小市场，不论白天还是夜晚，那里总是人源不断。我在劳作之余，很多时候都泡在那里。不是无所事事闲逛消遣，而是白给我们队里的乡邻们卖农副产品，主要是卖炒熟的葵花籽。看电影的人边看边嗑瓜子，是最惬意的了，影院的工作人员根本管不起。有一次，我蹲在门口卖瓜子，人们都进去看电影了，外面没有几个人了，守门的人好心地说：你也进去看看去吧。我立刻钻了进去，原来上映的是不公开的纪录片《刘少奇访问雅加达》。
　　 多少年后，我还清晰地记得那部影片的内容，还有被守门人特别关照而不花钱可以看电影的特殊待遇。并非是我得到了这份待遇，便说那位守门人怎么好，我发现的是四平人的性情，他们喜欢给小人物一些温暖，大的也给不了。这些就足够了，起码可以让一个外乡人，一个经历不怎么辉煌的人，找到慰藉。
　　
　　 三
　　 提起四平的知名度，人们总是津津乐道四战四平，其实最能象征城市地位的应属工业。当年，地盘不大的四平号称有八大厂，其中线路器材厂是部级企业；省联化、省农机、省六建、省薄板，这些省字打头的都是省级企业；还有，棉纺厂、面粉厂、汽车改装厂、鼓风机厂、轧钢厂、国测大队等等，是不是省企我不知道，但在四平都是令人仰视的重量级企业，重量稍轻的国企也超过了一百家。另外，四平的铁路地位在全省也是站在前端的，梅齐（四平至齐齐哈尔，算西线；四平至梅河口，算东线）与京哈（北京至哈尔滨，算南北线）两条大干线在四平十字交叉，被称为枢纽。我有一位房东在铁路车辆段上班，他跟我说，你若是扒火车出去溜达，回来时尽管放心，凡是路经四平的，不管客车货车，没有越站不停的，包括莫斯科直达快。受他的“启发”，货车客车我都扒过，一分钱不用花，也去过东北的几个大城市。可惜咱一不是旅游，二不是访友，三不是跑生意，只是瞎撞一下而已。
　　 火车站往往是一个城市的窗口。四平火车站在我的“生命段”中，曾经过一毁一拆两重建。1967年，我从南山采石工地回家路经四平，车站已经被焚毁，只剩下烟熏火燎的残垣断壁，南来北往的旅客都得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购票验票。有人说，只有在火车站整出点动静来，才能惊动全国。第二年，1968年，一架高大的吊臂塔支在了车站广场，开始了车站重建。建成后的车站是两层尖顶，正门上方嵌着毛体“为人民服务”，再上方，是“毛主席万岁”的立体框字，钟楼两边的楼顶前沿，多少那时的口号。站前广场的中心位置，是一座毛主席站像，挥手指向前方。毛主席塑像高7.1米，象征着党，底座5.16米，表示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日子，两个数字加起来，恰好是12.26，伟人的诞辰日。构思多么巧妙啊！底座的背面，刻着“四平地区革命委员会四平市革命委员会敬建”的字样，实际上，这个活是省农机承建的。
　　 这个车站也不知使用了多少年，也不知道车站是何时又一次重建的。当然这第二次重建的车站更加美观壮丽了，正门上方，大钟两旁，是“四平”两个字，这两个字是从郭沫若给《四平日报》题写的报头上借来的。
　　 我对车站的感情并不单是钟情于它的变迁，还因为它曾经是我的八次临时栖身地。我不掏大粪以后，也跑四平，有私出，也有公派，但我都舍不得住旅店，就去“蹲票房子”，就像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里梁生宝出门去买稻种一样。“蹲票房子”是我们老农民的俗语，其实蹲的不是票房子，而是候车室。那时候，车站管理绝不像现在这么严格，进候车室就像进商店那么自由随便，大长条椅就是稍窄一点的床。只要没人坐，就可以躺下睡觉。只要躺下不动，就没人来撵你。唯一的不理想就是太嘈杂，不过对我影响不大，每次都能睡得着。
　　 四平，对我来说，是温暖的，首先是因为我有容身之所，不要和现在比，用发展的眼光看，这种进步，带来的不是心理上的不平衡，而是自豪，自豪我们的国家终于能够走出那段艰难的日子，包括我。
　　
　　 四
　　 在四平掏粪的十二年间，房东就有十一位，倒不是一年换一个房东，长的住过三年，而短的仅住几天。不管时间长短，都有让我回味怀念的故事。
　　 1967年秋，我首次出征四平，住在道东黄土坑街老王家。那个位置是在四平一中的南墙外边，“市貌”其实就是和农村一样了。房东夫妇都五十多岁，我朝人家叫王叔王婶。我至终不知道王叔叫什么名字，在哪上班（肯定是工人）。只知道王婶在街道办的小作坊里做鞭炮。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在我的印象中，王叔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有一天晚上，王叔把我叫到他的“厅里”，有几位客人在场。王叔拿出一张报纸，让我给念。那是一张造反派小报，整个报纸就刊登了一篇文章《张国廷牺牲的波折》，大家听完，都议论纷纷，愤慨不已。
　　 一段历史，没有秩序的历史，毕竟过去了，在失去法制的背景下，我们终于认识到，保证平安的不是闹腾，而是恢复正常。
　　 第二年，即1968年，我再次出征，在东方红电影院对面汪洋大海一般的居民区里找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窝点，这其实是这一年的第三个房东了。老两口，都六十多岁了，原籍河北省昌黎县，老头叫戴梦斗。老戴家的优势是靠道边，并且院子里能进去马车；老两口之外没有旁人，也不与外人来往，安静；他家两间正房一间偏房，我们住在偏房里，自己搭了灶台，吃住方便；各个方面都很随心，成了我们稳固的落脚地。断断续续，我们在那里住了三年，直到最后，他家把房子卖了，我们才忍痛离开。我的《我给房东做儿子》写的就是与他们二老的关系。《租书屋里惹的祸》《四平八中的一场露天电影》也都发生在第一次住进他们家的那个期间。另外，《半个房东》也借用了老戴头的“社会关系”。
　　 在老戴头家居住的期间里，我认识了前院的老韩家，后来写出了小长篇叙事诗《补课》，记述了我给韩家孩子补习数学课的往事。我还结识了东邻申二姐，老戴家搬走后，我又在申二姐家住了一个时期，继续坚持“掏粪游击战”，并将与申二姐的交往用长诗《给申二姐的信》记录了下来。
　　 我喜欢在凡人凡事中寻找文学，四平的一段段经历，接触到不同的人物，他们身上闪着的是文学的光辉，特殊时期的故事，有着特别的意义。这是我对文学的理解。
　　 1968年我在四平掏粪的最大幸运是躲过了家里的运动。
　　 1970年以后，我的战场转移到了道里。在道里住的时间最长的并且友谊也是最深厚的房东是北沟街的关守成大哥，在他家住了三年。就是他，凭着铁路工人的身份，带着我蹭火车，在外地给我买稀缺并急需的生活物资；在我不干那行以后，每次到他家，他都像接待亲人一样，并且想方设法地给我弄一张影票。直到二十年以后，他还扛着一袋白面，百里迢迢地来我家串门。
　　 在道里住的时间最短的房东是南桥洞子的姜凤珍。仅仅七天，就因形势所迫而撤离了。时间虽短，但印象极深，四十四年后的2015年，当我打听到了她的确切消息之后，骑着自行车，不远百里，专程去看望了她。回来后，写了《百里寻旧说房东》一文，这篇文章，后来在《吉林省农民作家作品选》上发表。
　　 我的四平，我的房东，我的文学，成为一条文学的逻辑。谁有如此丰富的材料，谁遇到这么温暖的故事。我喜欢用“我的”来加冠，因为亲切。
　　
　　 五
　　 岁月沧桑数十年，英城巨变换新天。沙场旧迹寻不见，旧业重操料也难。现在的四平市，真叫我惊叹不已。市区好像没有边缘，高楼摩天一片。当年那些标志性的建筑，即使仍然存在，也早都旧貌换了新颜。就连建国后建立的资历最老的地标建筑四平烈士纪念碑，今年（2024）又一次在它的周围搭上了脚手架。走在大街上，心中竟然翻起了莫名的怅惘，特别怀念那些消失掉了的旧迹。
　　 当年的故交，也已经零落散如云。2000年之后，我又结识了一些新朋友。这些新友，都是文坛上的亮星，有的还在报刊杂志广播电台掌锤，我用我的涂鸦把各位追来。我每次去四平，都会受到令我宠惊的款待。使我对四平这座城市的感情延续至今，有事没事，总想往四平跑。
　　 今年，2024年的4月20日，是我最近的一次去四平，很荣幸，我参加了四平市作家协会的一次代表会。我走进四平市委大院，这个大院当年叫四平地委大院，是地委和公署的办公地。那个年代我就曾经荣幸过，挑着粪桶出入过呢。而现在，我如果不报出理由，不知道门卫能不能让我随便进去。地变市以后，这个地方就叫市委大院了。市委在这里办公，政府迁了出去，在离这很远的另一条街上辟了新院，盖了新楼。
　　 市委大楼仍然是原来地委的那座四层楼，古朴庄严；院里的苍松翠柏，依然郁郁葱葱。当年在办公大楼的西侧，还有八栋二层小楼，是公署专员的住宅，后来都拆掉了。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有一个规则：有的变，有的不变。
　　 不管怎么变，还是我的四平，每次变化，我都有更新我的记忆，但还是离不开“我的”两个字。
　　
　　 写于2024年7月3日，7月8日首发江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