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呼颇重要，名正言顺，事情才好办。我的小名叫建安，或曰赶寿，廖春波则是学名，诨名也有，但这些曾是一般人不敢喊的，父母和发小可叫乳名，长辈与领导也少直呼其名，而是客气叫“春波”或“小廖”。在职场上，常带职务，叫着似乎荣光，对低级职员，却又别扭，拿捏不准，左右为难。因此，我也百思不解，有过一些烦恼，不妨讲来你听。
　　 1989年，二十四岁的我，从万县政府大院调入县委机关，路遇统计局老同事，突然招呼“廖干事”，当时一头雾水，还暗底自嘲，“干事就干事，”“春波秋波，无风不起波；大事小事，不干不成事。”后来，新单位定职级“主任干事”，相当于股级，即“主任科员”，遂恍然大悟，从习惯于叫我“廖股长”，转变为接受叫“廖干事”。不过，少了“主任”，心存芥蒂，加上“主任”，喊着拗口。
　　 尚在纠结，一纸调令，又把我从宣传部调回新成立的五桥区政府办，任职为秘书科副科长兼常务副区长秘书。据说，秘书见官大一级，分管和联系的部门领导，便叫我“廖秘书”，科室人员觉得不合适，统一口径，喊“廖科长”，还去掉了“副”。秘书科长兼区长秘书也不计较，不久他提任办公室副主任，我接替其职，叫法也没变，可自我感觉，还是蛮好的，毕竟副转正。成天跟着区长转，上传下达，人们多毕恭毕敬，极受尊重。
　　 当四年秘书，获任区府办党组成员兼法制局长，也算提拔了，别人叫“廖局长”，我还羞羞答答，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重庆直辖，体制调整，我变成管委办副主任兼法制办主任，实职正科，叫“廖主任”。虽不带“副”，靠法制办也勉强说得过去。没过多久，调任万州区政府法制办科长兼党支部书记，又恢复“廖科长”，有时叫“廖支书”，像村支书，不伦不类，心理落差较大。上下班从坐小车改坐公交车，工作任务繁重，大多事必躬亲，似普通公务员，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吃苦耐劳。
　　 待至换届，由区管后备干部，晋升副处级领导，任区体育局纪检组长，同时兼机关党委书记。区纪委会上给我叫“廖组长”，体育系统职工却喊“廖书记”。当然，本人受用的是下属称谓，即使抽调担任暗访组长，代表区纪委行使监督权，也嘀咕这组长的叫法，与我在学校任过的班组长，在名称上，毫无差别，难怪朝夕相处者喊不出口。
　　 五年过后，转任区司法局副局长，说是重用，又听到人们喊“廖局长”。因为进政法队伍，此局长非彼局长，不可同日而语也。然而，好景不长，只干一届，就实改非，任调研员。赋闲期间，老部下仍叫“廖局长”，新入职的年轻人，不明就里，简称“廖调”。原来的同级，也勾肩搭背，嬉皮笑脸，改称“老廖”。临时委以重任，抽调任区委巡察组长，又有人称呼久违的“廖组长”。而这样的组长，掌握问题线索，贪官污吏害怕，无名小卒们，须仰视才见，今非昔比了。
　　 退居二线，我还兼公职律师和涉外仲裁员，可出庭时，大部分工作人员叫“廖老师”。无官一身轻，当老师不错。我还发现，除了体制内喜欢叫官衔或非领导职务，在社会上，包括参加科研院校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多称老师。平素，晚辈叫我“叔叔”“爷爷”等，平辈称兄道弟，感动之余，正襟危坐或和蔼可亲、欣然接受，努力做出应有的样子。傍晚，我戴着眼镜，去社区广场健身时，连姓都不问，普遍对我称呼“眼镜”，犹如喊“棒棒”“扁担”，名词居然作代词用，我也是醉了。
　　 其实，称呼“同志”最好，有人却说生分。一次，在我任副局长时，下乡扶贫，走访定点联系户，山区那家的瞎眼奶奶，解放初任村妇女主任，是一位老党员，长期积劳成疾，晚年卧病在床。每逢我走向简陋房间，她听见熟悉的脚步声，不禁问道：“是廖同志来了吗？”顿时，我心里一热，好久没听到这称呼了，多么亲切啊。她还摸索着起床，要给我煮开水蛋，我赶紧劝阻，送上慰问金。可惜，八十多岁，她病逝了，遵照遗嘱，治丧从简，未告知我，重返故地，物是人非，不甚伤感。
　　 如今，有一点我是清醒的，我也将成为老百姓。尽管从事文学创作，在中国作家网、中国诗歌网、江山文学网等发表了不少作品，加入中国散文学会，也被一些好事之徒调侃为当地小有名气的草根作家或知识分子，但皆无足挂齿。自古道，官生于民，民生于土。《圣经》讲，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我明白，自己正在回归本位，当官是一时的，恰似过眼云烟，做一个平凡人，才是永久不变主题。
　　 说了这么多，你究竟该怎样称呼，我不在乎了。纵然小人报复我，想百般羞辱，我也不生气。称呼不过是个名号，像演戏的服装道具，在人生大舞台上，换了一套又一套。可身体是我们的，也是本真的，谁也骗不了，做人的基本权利，更是平等的，不比谁高大。那些陶醉封号中的人，自以为是，耀武扬威，实在好笑，也很可悲，反正我是鄙夷不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