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妻子突然又要做一次日本之行。上次去日本还是疫情之前的2018年冬天，东京—京都—奈良—大阪，是专门带着孩子去旅游度假。这次前往北海道，则是为了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故事还要从我爱人的家世讲起。
　　 1
　　 1941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已经深入到我们的家乡晋南地区。
　　 在当地运城县一个叫作原王庄的村子里生活着一个曲姓的大户人家。这个家族几乎涵盖了整个村庄的人口，当家的族长曲二爷兼任村长。
　　 日本人占领运城后，开始依托原来的乡村组织进行殖民统治。曲二爷顺从了日本人的统治，一如既往将村子里的事务管理的井井有条。曲二爷有个儿子名曲□□（我们这一辈称其为“三伯”），那时20岁左右。日本人问曲二爷，是否愿意送贵公子到大日本帝国去留学深造？日本人的本意是不是为了给殖民统治培养后备人才？曲二爷是摄于日本的威逼，还是判断中国必将亡国，不如顺应潮流？这些都没有留下资料可供考证，不好妄加揣测评论。总之，曲二爷同意了日本人的建议，将三伯送往日本北海道大学学习农业——农学至今还是北海道大学的王牌专业。
　　 此后的历史我们都熟悉，两年后日本战败投降，接着三年国内战争，1949年新中国成立，世事翻天覆地。曲二爷和他的家族被划为“地主”成分，他本人由过去的一村之尊变成了头戴高帽，沿街扫土的阶级敌人。幸运的是，可能因为他担任伪职期间并未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所以国民党、共产党居然都没有给他认定“汉奸”的罪名。
　　 远在日本的三伯则如同我们在电影、电视剧里看到的一样，因为品学兼优，赢得了当地一位日本姑娘的芳心。这位日本姑娘出身名门，为了爱情，不顾家族反对，毅然出走，与他结为夫妻。三伯开始从事农业研究，后改行经商并于1953年创建了“晋南贸易株式会社”，逐渐将其发展为一家闻名遐迩的中华料理材料供应商，同时也是日本东北地区最大规模的华侨商社。
　　 但父子俩关山阻隔，音讯全无。
　　 2
　　 三伯虽然是地主、“汉奸”的后代，但自身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实际行动。在个人创业的同时，他关心中国同胞，常为在日同胞排忧解难。其中最为著名是“刘连仁事件”——
　　 山东高密农民刘连仁于1944年被侵华日军抓到日本北海道当劳工，不堪非人待遇，1945年逃往北海道深山密林中，独身一人穴居13年。1958年2月，被当地猎户发现，震惊了中日两国，也震惊了世界。为了刘连仁的身份认定和权益维护，三伯参与发动华侨示威游行，声援刘连仁同胞。后来在多方努力下，刘连仁这个惨遭日本军国主义迫害的“野人”，终于平安返回祖国。
　　 此外，三伯作为日本企业界和旅日侨界的知名人士，为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及中日友好做了许多工作。这些爱国行为得到了新中国政府的认可，三伯被授予“爱国华侨”的称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前夕，三伯还作为旅日华侨代表团第二团副团长，被邀请参加庆祝观礼活动。
　　 爱国情怀的背后当然离不开对故乡和亲人的苦苦思念。但依照当时的国内政策，作为“爱国华侨”的儿子是不能和身为“地主”的父亲见面的。三伯为此做了大量不懈的努力工作。
　　 1971年，自他去国近三十年后第一次回国，但行程只允许到首都北京。
　　 1972年（当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第二次回国，行程延伸到了山西省会太原，但依然不能回到家乡运城。
　　 1974年，在省侨联和运城当地的努力下，破例给曲二爷摘掉了“地主”的帽子，划回“人民”阵营中，才使父子俩终于名正言顺地重新相见！
　　 此后，随着历史的继续发展，国际冷战、国内阶级斗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改革开放、对外交流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三伯终于可以自由地往返于中日两国，兼顾中日两边的家庭和亲情了。他的一个外甥和一个外甥女婿还在1980年代赴日本投靠他，在餐饮行业打工，成为第一代出国淘金者，像我们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里看到的一样。
　　 曲二爷于1985年逝世。三伯因为其二子当时重病治疗中（后因癌症早殁），竟未能回国与父亲见最后一面。
　　 3
　　 上世纪90年代，三伯已步入暮年，思欲叶落归根，报答故乡。
　　 我的丈人与三伯年龄虽相差30余岁，但论辈份是本家叔伯兄弟（我丈人是“九爷”的儿子，“九爷”解放后也被定为“地主”，后因惧怕批斗自杀身亡）。此时，我的丈人在家乡办乡镇企业小有成就，正思谋扩大规模。在他的说服下，三伯同意在家乡投资，俩人合办一家中日合资的食品公司。
　　 当时此事在我们小地方颇引起一番轰动，市长亲自出面剪裁，各项政策一路绿灯，厂子很快就红红火火运作起来。但乡镇企业的通病很快在这个“中日合资”的企业里也显现出来——亲朋好友插足、揩油，管理者抹不开面子，矛盾重重，鸡飞狗跳，很快就出现经营的困局。我丈人为了避开这些矛盾，也仗着当时财大气粗，一咬牙远赴四川买了一块地，准备远离矛盾，另起炉灶，重整河山。但新厂刚刚运作不久，三伯却于2002年突然逝世。三伯的妻子、儿子都是日本人。当时接管企业的长子没有三伯那样回报故乡的投资热情，我丈人又不通日语，更无法有效沟通。所以，说好的后续投资戛然而止，四川新建的工厂也基本停摆。
　　 我丈人虽然因此陷入多年的困顿之中，但始终不忘三伯的兄弟情谊，也一直牢记着他留下的遗愿——身后骨灰要和妻子的一同分埋在日本和中国两地。三伯的妻子在2003年就将他的一半骨灰送回中国，安葬于我们当地烈士陵园，她本人则于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病逝，享年96岁。
　　 这几年，我丈人的一桩心事便是要去日本把三伯妻子的骨灰取回一半来，与三伯在家乡的骨灰合葬。这也是我们这次日本之行的目的和任务。因为我们都不通日语，只能请当年投靠三伯，在日本打过工的他的外甥、我们的一个大表哥同行作为翻译。
　　 4
　　 飞机降落在北海道新千岁机场后，三伯的三儿子曲健三带着两名助手在机场迎接。因为三伯的大儿子、二儿子都已经去世，他如今是家族企业“晋南贸易株式会社”的会长（董事长），他的弟弟曲幸四担任社长（总经理）。
　　 接待很是热情，同我们中国人的风格接近。第一晚，先在札幌当地一家韩国烤肉店里比较随意地吃了一餐。第二晚，才特意隆重安排在一家中式饭馆的大包间里，健三和幸四带领公司里十余名随员正式举行欢迎晚宴。遗憾的是我们不通日语，在座的日本人又年龄偏大，基本不通英语，大表哥的日语多年不用，且年事已高（这位大表哥与我丈人同龄），自己交流尚可，想兼顾为我们翻译则比较困难，所以交流非常受限。于是，从第二天起，我和妻子便不再准备参与骨灰的沟通事宜，留给丈人和大表哥自己去处理，我们俩索性开始在当地旅游观光了。
　　 好在他们的事情进展很顺利，第三天他们俩就说已经沟通好了，健三、幸四的态度都很明确——完成父亲遗愿，责无旁贷，全力配合。只是陵园工作人员表示，勘测、启墓、取骨、开具“分骨证明”这些技术性工作需要时间。健三表示，如果短期内不能完成，将来他也会亲自把母亲的骨灰送回中国与父亲合葬。我们听完更加心无挂碍，痛痛快快在北海道市内和周边游玩了一周。我也特意记录了一些观感和心得——
　　 5
　　 这一次日本观光留下深刻印象的大约有这么几件：日本的乡村观感，日本的公共卫生，日本人的礼貌、客气，以及日本的老龄化和出租车状况。
　　 上次来日本，去的都是“大城市”，体验的主要是城市和人文景观，而北海道属于农牧业省份，所以这次体验的主要是自然风光和乡村的景致。
　　 除了在札幌市内穿梭、购物，我们先后去了周边的富良野、小樽、登别市。因为是农牧业省份，所以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路途都比较长，沿途均为农田和村镇景致。我在朋友圈里感叹——这一次算是把日本的农村看了个够！
　　 这里农村的机械化程度的确比我们国内的要高很多，无论庄稼作物还是蔬菜种植，都是整整齐齐的大块田地和大棚。几天下来，只看到过大型的拖拉机、收割机停在地头或仓库边，竟没有看到一个在田间劳作的农人。虽然我们国内的城市化进程也在迅猛发展，年轻一代基本都已进城务工，乡下的土地也正在被集中起来机械化耕作，但那沟沟坎坎的田地、散落的小村庄、亲手耕作的农民依然是旅途中时常可以看到的景致。
　　 这里农村房屋也很有特色。一是没有院墙，二是屋体全部用有机板材拼装而成，宛如乐高积木一半。导游告诉我们那是为了防震——毕竟日本是个地震频发的国家。记得上次在京都、大阪旅游时，一个景点里保留着一处传统日本农庄的模型——斑驳的木板小屋和篱笆墙，庭院里的池塘和水车，仓库里的农具等等，确有《北国之春》里“棣棠丛丛，朝雾蒙蒙，水车小屋静……”的意境。但这次来到了真正的日本农村，反而看不到传统的乡村景致，我心下是颇有些失望的。
　　 是啊，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向是便捷、高效的城市化、机械化、信息化。所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传统意义上的乡村都在走向消亡，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至于札幌这座城市，据同行的大表哥说，反而是发展很慢的——与他二十多年前在这里打工时相比，没有太大变化。
　　 这座城市从外貌看，基本相当于国内当前二三线城市的水平。如果放在二十多年前，比国内是要现代化的多。但现在依然如此，说明城市化的发展到一定程度是会出现瓶颈的。我们国家城镇化起点低，发展迅猛，外观变化大，但将来恐怕也避免不了同样的规律。
　　 与城市外观的“面子”相比，其实城市的“里子”更能体现现代化和文明的程度。这一点我这次体会比较深——这里的城市卫生水平远非我们国内可以相比。
　　 这里的干净不是那种锃光瓦亮的表面干净，而是体现在每一个角落和细节之处。街道、楼房虽然朴朴素素，已显陈旧，但真的是处处干净整洁。呆的久了会注意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大街上好像没有专门的公共厕所，但几乎每家大小商铺里都设有公厕。有家商铺太小，老板告诉我厕所设在外面楼梯拐角的地方。我上去一看，几乎像飞机上的卫生间一样，仅容一人出入，但一样干净整洁。因为小，没法单设洗手池，所以装了一个节能马桶——水箱的顶部做成凹形，成为洗手池，掰动冲水键，洗手池的水龙头也自动出水，洗手后的废水又经洗脸池落入水箱中，实在是科学、巧妙！我又忍不住拍了段视频发在朋友圈里。
　　 在这里，你能真切感受到公厕、公共卫生仿佛已经成为大小商家自然而然承担起的一份社会责任。
　　 相比之下，国内的公共卫生实在难望其项背。在机场、大酒店、长安街、CBD这些高大上的地方，我们的的豪华和卫生程度绝不在日本之下，但到了更多的寻常街头和社区里，公共卫生往往惨不忍睹。饭店里的厕所，尤其是小饭店，卫生且不说，首先是对使用者严格设防——如果不是去吃饭而仅仅如厕，简直比吃饭不给钱还要让商家光火。
　　 学习先进和文明，不仅要学“面子”，更要学“里子”啊。
　　 外在的文明自然来源于内在的素质。上次日本之行，是在导游的全程引导下进行的，深度体验的机会少。这一次因为基本是自由行，所以对于日本人的待人接物体会更多。深深感到，所见到的日本人都是那样的客气、耐心和热心助人——与我们头脑中之前形成的狼子野心、嗜血成性的“小日本”形象真是相去太远。
　　 我们刚下飞机就遇到一件麻烦事——丈人的行李因为国航的失误被落在了国内没有托运过来。这边机场的一男一女两名工作人员得知后详细地询问、登记、安抚我们，一番周折后还恭恭敬敬送到出口鞠躬道别。第三天，落下的行李也如约送到了酒店前台。
　　 在酒店附近的大街上，我第一天就见到一个小伙奋力地蹬着一辆人力三轮车，踩好几圈才往前行一小段，样子很滑稽。第二天我们出门去访北海道大学，约两三公里距离，一时打不到出租，正好又看到那辆人力三轮车从后面缓缓蹬过来。妻子着急出发，向他挥了一下手，我不愿坐那缓慢、滑稽的交通工具，急忙制止。那小伙在马路对面停好车，颠颠跑过来请我们上车。后来妻子已经坐上去了，才发现价格奇贵（这边的交通费都很贵，至少是北京的一倍），又犹豫了。而我本来就不愿意坐。犯难之间，妻子又反悔下车了。我正担心，那小伙却满脸含笑表示没关系，没关系，再见。反倒弄得我们非常不好意思。
　　 从小樽回来那天要乘大巴。我的理解是按照来时的路线和车次原路返回即可。但等了半天，只见来的车，不见返的车，心下开始打鼓。这时看见一个小伙从人行道走过来，便试着用英语询问。这哥们的英语实在不好，但极其热心。在手机上查询了一番，告诉我要去马路对面另一个站牌下等车。看我犹豫不决，他又自告奋勇亲自带我往前走了几十米，送到站才又返身离开。我们依然在疑惑，再问同站等车的一位日本妇女，她的英语也不行，但勉强听懂我们要返回札幌后，立刻着急大叫，手舞足蹈地比划——我们等错站了，要去对面另一个站牌下面！我们综合自己的判断，急忙又去了对面的另一处。好在车立刻到了，我们顺利返回，忙乱之间都没顾上跟她说声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