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在东北边陲、松花江畔的一座小城，从冬天静静捱到春夏，又从夏秋毫无征兆地滑进酷冬的臂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理性光芒烛照中华大地，却难以穿透笼罩在小城上空的重重阴霾，照亮呼兰河两岸。
　　 一条看起来还算热闹的十字街，再加一条东二道街、一条西二道街，以及大大小小的胡同，如同骨架和血管，盘根错节构成这座小城局促、逼仄、简陋的躯壳。几家碾磨房、几家豆腐店、一两家机房和染缸房，以及两座小学校和设在城隍庙里的清真学校，就是小城的人们熟悉得再也熟悉不过的基础设施。这里的生活，复杂且混沌、沉闷而寂寥，却又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读者所能看到的、读到的，仿佛不是一部小说，而是徐徐展开的一幅画卷。小团圆媳妇、有二伯、老厨子、冯歪嘴子和童年的“我”、将近七十岁的祖父，以及养猪的、漏粉的、拉磨的、赶车的……都是这幅画里的主角或配角。人们如同呼兰河野台子戏里的生旦净末丑，个个粉墨登场，演绎着一个又一个悲欣交集的故事，也一同勾勒了一幅封建落后、病态百出的人间世相图。
　　 这就是现代作家萧红最具代表性的《呼兰河传》所呈现给读者的奇特生活场景。这部小说，以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社会现实为背景，以东北边陲的呼兰河城为舞台，以萧红的童年记忆为线索，从一个儿童的视角，既展现了呼兰河独特的风土人情和人们的生命状态，也反映了小城黑暗、落后、愚昧、麻木的社会生活，并无情揭露了封建传统对人们的重重束缚和戕害。
　　 作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萧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深受鲁迅、胡适等文化先驱的影响，高举揭露国民劣根性的大纛，在《呼兰河传》中，不仅以写意的方式，勾勒了封建愚昧、冷漠麻木、毫无自主意识的国民群像；更以工笔描绘的笔法，着意刻画了几个富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继而给读者呈现了一幅民国世相百态图。正如茅盾在《序》中所言：“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呼兰河这座小城，如同民国时期大大小小的边陲小镇一样，显得并不怎么繁华。那里的人们生活在这么一个封闭落后而又自给自足的空间里，世世代代都在“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茅盾《序》）。他们当然多是良善的，不欺诈、不虚伪，也不好吃懒做，而且极容易满足，但他们的生活又是那么单调刻板，总是以他们认为最为合理的方法，“该怎办就怎么办”，甚至“像最低级的植物似的，只要极少的水分，土壤，阳光——甚至没有阳光，就能够生存”（茅盾《序》）。在这里，似乎难以看到春的蓬勃、夏的绚丽，也感受不到秋日的丰盈与冬季的沉静，整个呼兰城犹如一只牢固的铁桶，将人们团团围定，风吹不来、雨泼不进，凝滞的气息里，四处散发着东二道街泥坑的腐臭味。
　　 当然，呼兰河的生活也并非一潭死水，小城里的人们又显得敏感而琐细，“大街小巷，每一茅舍内，每一篱笆后边，充满了唠叨，争吵，哭笑，乃至梦呓”（茅盾《序》），对于芝麻大的事情，他们都会议论或者争吵不休。譬如，农业学校校长的儿子掉进东二道街的泥坑后，就像突然刺痛了小城的神经，让沉默许久的人们瞬间激活声线，纷纷议论起来。
　　 有的说，是因为农业学堂设在庙里边，冲了龙王爷；有的说，是龙王抓住校长的儿子实行因果报应；有的说，学堂里的学生太不像样，终于遭到龙王的报应；有的甚至说，有孩子的，千万上不得学堂，一定要把儿子领回家，不能再让孩子念书……
　　 言为心声。这样的言论，自然透露出呼兰河人头脑深处浓重的迷信色彩。在他们看来，那个虚无缥缈的龙王爷就是个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的存在，能够左右每个人的命运，即便是学堂里那些不谙世事的学生，也难逃龙王爷的手掌心。而对鬼神的崇拜与惧伏，其实由来已久。在呼兰小城，拥有非常齐全的为鬼神服务的设施：老爷庙、娘娘庙、龙王庙、祖师庙、城隍庙，以及几家扎彩铺，还有异彩纷呈的娱神盛举，诸如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娘娘庙大会……呼兰河人对鬼神的信仰，和《祝福》中祥林嫂对捐门槛的执着如出一辙，仿佛唯有如此，才能赐予他们活下去的信念与勇气。
　　 在萧红笔下，呼兰河人之所以对这样无聊的消息抱着极大的热情与兴致，似乎，是他们颇具“忧思”，不止关心龙王爷会不会被冲撞，更关注的是学堂里的学生是否应该像祖祖辈辈那样，以“最为合理的方法”过活，而不是识得几个字后，便妄想打破呼兰河城固有的生活模式。然而，这些对未来充满“忧思”的看客，对于用泥土把东二道街的泥坑填平，却是没有一个人响应。别错以为他们对现实困境并不关切，之所以无人响应，无非是因为泥坑子里淹死猪后，人们可以藉此吃到便宜的猪肉，哪怕卖猪肉的借机贱卖又紫又青的瘟猪肉，大家也宁肯欺人欺己：那些猪肉不是来自瘟猪，而是完全来源于泥坑里的死猪。
　　 像普天下每一处乡村集镇一样，在不大的在呼兰河城里，自然也有瘸子、瞎子或者疯子、傻子这些身体残缺和遭遇不幸的人。人们听得多，看得也多，从来就不以为奇。倘若有人偶尔在庙台上或是大门洞里遇到一个，那些自诩为“良善”的人，刚想多少加一点恻隐之心，往往便会转念一想——“人间这样的人多着哩！”于是会立即转过眼去，三步两步快速离开了。即便有人停下来，也不过是和那些毫无记性的小孩子似的，向那疯子投一个石子，或是做着把瞎子故意领到水沟里边去的事情。
　　 在小说中，“良善”得“没有害人或害自己意思”的呼兰河人，对残障者的恶意表露无遗。
　　 生活在呼兰河的人们，除了偶尔作恶外，更多都是一具具行尸走肉，包括碾磨房、豆腐店、机房和染缸房里的工人。他们对时间无感，基本“都是天黑了就睡觉，天亮了就起来工作。”似乎，他们就是一个个提线木偶，而操纵他们每一个动作的，无非就是朝升暮落的日头。不止如此，他们对四季变换也显得极为麻木，“对一年四季，也不过是随着季节穿起棉衣来，脱下单衣去地过着。”仿佛，一天里的早晚变化，乃至四季的冷暖交替，都与他们无关。他们就像一只只钟摆，按照既定节奏，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来来回回摆动，而从来不会停下来问一问自己：我是谁？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他们只是机械地呼吸、心跳，周而复始地吃饭、穿衣，连生老病死也都是一声不响地默默办理，完全生活在群体无意识状态。譬如东二道街南头那个卖豆芽菜的王寡妇，在独子掉进河里淹死后，疯癫的她依然晓得售卖她的豆芽菜。即便偶尔菜被偷了，她也不过在大街上或在庙台上狂哭一场。但一旦哭过后，她还是平平静静地活着。至于邻人街坊们，或是过路人看见了她在庙台上哭，虽会引起一点恻隐之心，也只不过为时甚短罢了。
　　 呼兰河人就是如此冷漠而健忘，对东二道街染缸房里发生的命案，无非过去两三年，但当人们再次提起这件事的时候，却已久远得如同讲岳飞、秦桧的故事。而最令人悲哀的是，不仅发生命案的染缸房原址不动、淹死人的大缸照常使用，而且，从那染缸房里发卖出去的布匹，照旧在远近的乡镇流通。而在豆腐房里，两个伙计把拉磨的小驴打断腿；造纸房里一个私生子被活活饿死，诸如此类，都不会在呼兰河的人们心中激起一点点波澜。
　　 在小城，东二道街上扎彩铺的匠人们，完全就是生活在呼兰河城里贱民们精神生活的写照：
　　
　　 “他们吃的是粗菜、粗饭，穿的是破烂的衣服，睡觉则睡在车、马、人、头之中。
　　 他们这种生活，似乎也很苦的。但是一天一天的，也就糊里糊涂地过去了，也就过着春夏秋冬，脱下单衣去，穿起棉衣来地过去了。
　　 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
　　 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
　　 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
　　 死，这回可是悲哀的事情了，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全哭；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
　　 哭了一朝或是三日，就总得到城外去，挖一个坑，把这人埋起来。
　　 埋了之后，那活着的仍旧得回家照旧地过着日子。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外人绝对看不出来是他家已经没有了父亲或是失掉了哥哥，就连他们自己也不是关起门来，每天哭上一场。他们心中的悲哀，也不过是随着当地的风俗的大流逢年过节的到坟上去观望一回……”
　　
　　 作者萧红无比痛心地写道：“呼兰河的人们就是这样，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就好像太阳出来了就起来，太阳落了就睡觉似的。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至于那还没有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
　　 萧红笔下的这一群人，活得如同猪猡，如同蝼蚁，在自生自灭间，丝毫谈不上任何个人意识，谈不上任何人格尊严，他们只是匍匐于岁月的尘埃，将生命交予大自然随意割取而不会有丝毫挣扎，哪怕连猪猡被杀前的一声嘶吼都不曾有过。
　　 萧红所塑造的呼兰河小城的群体像，显然就是上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华大地无数国民的缩影。他们没有财力，也没有机会接受思想启蒙，更没有经受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们饱受官僚资本的压榨和封建主义的毒害而不自知，更不知如何反抗、如何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只是自大而自欺、可怜而可笑地苟活于人世间，将自己活成了一个个死气沉沉的活僵尸。
　　 在这群人里，最典型的，当属老胡家的团圆媳妇、有二伯和冯歪嘴子。
　　 老胡家小团圆媳妇的出现，让幽静的呼兰河不再寂寞。这个可怜的童养媳被婆婆殴打虐待致病，但还不至于无药可治。可各种偏方轮番上阵：疯子写药方、云游真人抽帖儿、大神和二神跳个没完，甚至用开水一天洗三次澡，邻居奶奶、媳妇、婆婆们为此而奔忙不迭......生活在一群看客和帮凶中间，唯一的正常人被群起而攻之，最终，一个“黑忽忽的，笑呵呵”的年轻而美丽的生命，惨死在了早春二月。无疑，害死小团圆媳妇的婆婆是首恶，然而，小团圆媳妇又不是被某个具体的人杀死的，而是被这种“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鲁迅语）害死的。当然，在呼兰河，“人死还不如一只鸡……一伸腿就算完事”。除了她的婆婆由此变成半疯子，还有谁会在乎小团圆媳妇的死活呢？只不过，据说，这个惨死的冤魂在东大桥下化作了一只很大的白兔，隔三差五就会在桥下哭泣。或许，小团圆媳妇真的在生命消逝的那一瞬间，灵魂得以真正觉醒，而凄惨的哭号，正是对呼兰河一群杀人者的血泪控诉！
　　 有二伯，一个老光棍，性格孤僻古怪，“喜欢和天空的雀子说话”“很喜欢和大黄狗谈天”，却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他是个扛活的，却又非常虚荣，爱面子，很喜欢别人叫他“有二爷”“有二掌柜的”。身处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他辛辛苦苦做工30年，依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完全处在赤贫状态，可就是这么一个好吃懒做，还经常偷偷摸摸的人，骄傲且健忘，完全就是鲁迅笔下阿Q的翻版。
　　 在《呼兰河传》中，似乎每个人都是“甘愿做传统思想的奴隶而又自怨自艾的可怜虫”（茅盾《序》）。他们“愚蠢而顽固——有的甚至于残忍”，有二伯、老厨子、老胡家的一家子，还有养猪的、漏粉的、赶车的，都是这样的人。而在这群人里，冯歪嘴子可以说是“另类”，是他们中间生命力最强的一个。他敢于打破传统规矩的束缚，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他和王大姑娘自由恋爱，并私奔结婚，即便周围的人给王大姑娘“做论的做论，做传的做传”，依然顶住种种压力，像一株夹在乱石间的野草，倔强地生活着，还生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当王大姑娘生完小孩去世后，那些好看热闹的人又要等着看冯歪嘴子的热闹了，然而，冯歪嘴子并没有自暴自弃，也并不像旁观者眼中那样绝望。他看到他的两个孩子，反而镇定下来，照常活在世界上，照常负着他该负的那份责任：
　　 “于是他自己动手喂他那刚出生的孩子，他用筷子喂他，他不吃，他用调匙喂他。喂着小的，带着大的，他该担水，担水，该拉磨，拉磨……”
　　 终于，苦尽甘来，他看到大的孩子会拉着小驴到井边饮水了；看到小的会笑了，会拍手了，会摇头了，而且小牙也长出来了。
　　 茅盾在《呼兰河传》的序中说：“在冯歪嘴子身上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东西。除了生命力特别顽强，而这是原始性的顽强。”
　　 或许，茅盾一语中的。冯歪嘴子勇敢且顽强，就像磨坊里的那头驴，一直执着而坚定地拉着磨盘，但他并不明白自己受盘剥、受压迫的真正根源，也找不到自己的根本出路。他无非就是一头“倔驴”，不肯听任命运的安排罢了，因此也从来没有想过如何抗争，如何挣脱缰绳的牵绊，如何得到人的自由与解放。
　　 当然，在呼兰河，并不是所有人都像老厨子、有二伯那般漠视生命、欺人欺己，“我”的祖父，一个高个子的慈祥老头儿，仿佛是从小城某处罅隙里吹进来的一缕春风，给呼兰河阴郁而沉闷的社会生活涂抹了一道靓丽的色彩。这个老头儿生性善良，待人和蔼，眼睛总是笑盈盈的，喜欢和小孩子开玩笑，更愿意带着年幼的“我”在后园栽花、拔草、铲地、种菜……他对孙女的宠溺简直无以复加，对小团圆媳妇的不幸遭遇痛心不已，更对冯歪嘴子一家寄予了极大的同情与帮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么一个无力改变呼兰河蒙昧状态的小人物，在八十岁时，还是死了，徒留一处后园，或许年年依旧，或许完全荒凉了。
　　 在《呼兰河传》，萧红通过“看客”的众生相、社会相，画出了沉睡的国民灵魂，揭示了东北世世代代国民经历着什么样的人生……在历史文化的批判中，蕴含着改造国民灵魂的愿望。
　　 小城故事——“国民灵魂的挽唱”。仅此一点，萧红也将和鲁迅、茅盾、巴金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一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应有的重要地位。她与她的文字一道，也必将成为一道耀眼的亮光，照亮呼兰河两岸，照彻国民的灵魂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