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去世已经五十六七年了，我至今依然怀念他。父亲在八十几年前是叱南地区秘密战线上的一名共产党员，他生前的经历，在文化大革命年代，造反派组织曾让他作过口头和书面交代，我现在还记得他那时的讲述，如今，如果还不记载将会被时光的流逝而遗忘。
　　 我父亲相（讳）苏民公约生于1910年，世居礼泉县东庄村，幼入私塾，聪敏好学，及稍长，他不以六十里路途为遥远，步行下北山，涉过泔河水到新式学校求学。（那时踩列石过泔河很不容易）。在上仓房巷高小时因清贫备受艰辛，常以白开水泡干膜蛋蛋果腹，然而思想活跃向往革命，遂于1934年经张思明介绍他和王世俊同一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三人系同窗好友。张当时任礼泉地下党县委书记，解放后任西北纺管局长，王任咸阳公署专员。入党后父亲就积极投身地下革命和抗日救亡工作，王世俊当时管组织他管宣传。
　　 我父亲在高小毕业时正值荒年，他虽品学兼优，但囊中羞涩，无法赴省城考中学，就只得报考了XX单级师范学校，在200多名报考生中他荣登榜首。单师毕业后，受地下党的委托在叱干镇创建了叱南地区最早的一所高小，以便为我党在当地的革命活动建立秘密联络点。他亲自担任校长职务后便招收了田启民等三位共产党员来校任教，一同在学生中传播革命火种。我父亲一边尽心尽力的致力教学，一边积极秘密的开展地下革命工作。他先后介绍相国、康志学、相某等十多人加入地下党组织。（相国解放后任咸阳市烟草公司书记，康任西安市绸缎公司经理）以后又发展了几名新党员，使地下党组织日趋壮大。他先后担任过区委书记、叱南地区工委书记。在对敌斗争中曾几次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抗日，并发动群众抵制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最轰轰烈烈的一次是带领学生和群众驱赶走了伪县委政府派来叱干的税契委员李某某，其声势之大远近震动。这样就进一步促进了叱南地方革命大发展，在他领导下相继建立了叱干镇及几个村支部。由于我父亲有组织能力，能积极开展地下革命，上级党组织遂即派他去泾阳县安吴堡共产党高级人员专训班学习。专训班授课教师有胡乔木、康生、汪峰、张德生，他还见过习仲勋。这些老师既给学员讲授革命理论，又教授游击战术，还在郊外进行过野战实训等。毕业时青训班发给他短枪一支，此枪后来交给在边区的相国同志。经一年培训，从青训班归来后，地下党礼泉县委通过统战关系让他打入敌人内部，安插在伪县府会计室当秘书。期间有一次，伪县委强迫职员加入伪党组织，他就当即请示地下党县委该如何应对，县委指示他可以在名义上加入伪党，只有这样才能用国民党的符号做护身符，更能便利于进行革命活动。他在伪县政府为我党收集过许多情报，这都当即直接或间接汇报给地下县委。县委指示他要为我党暗中做兵运工作，他动员了相振全、共产党员王某某及进步青年十多人打入二五补训处当兵，等到时机成熟时把这支队伍拉到边区去。
　　 1943年，国民党在礼泉大逮捕共产党人。我父亲在伪县长办公室被西安来的特务抓走，当天被捕的还有女子小学校长李耀六先生。他二人被黑布蒙眼，同坐一马拉小轿车拉到兴平县城，转上火车又押至西安市柏树林劳动集中营监狱。在狱中每天只给被押人员吃几个有麦麦牛的杠子馍，喝的是蒸汤水，配给的一点咸菜省下不吃，以备饥肠辘辘时捏两三丝含在口里压饥，就这样苦度狱中时日。面对敌人的提审拷问，他始终以自己的国民党党员身份做遮掩，表白自已被人诬陷才致此冤枉，义正辞严，没有低下头，没有写过自白书。敌人查无实据所似未暴露真实身份，从而保护了地下党组织，他的战友张思明、王世俊都安然没出事。还有后来的调查材料均可证明他是坚强的清白的共产党人。
　　 他在羁压期间，我国抗日前线战事激烈。国民政府到处抓丁拉夫，他也被当局直接从监狱中拉去当兵，被编入某部学兵八队，旋即开赴抗日前线，驻扎在合阳县境内的黄河西岸上，阻挡日军入陕。他因学问好被选派为连文书。在该军队没有我党地下组织，他又对该军之黑暗腐败、抗战不力痛心疾首。在迷茫中以为只有务农种田和不脱离地下革命为好，于是在风高月黑之夜乘机脱逃，一路徒步奔波，有时还得晓宿夜行，归途上受尽了饥寒颠沛之苦。一日走到韩城县织布村讨水喝时幸遇一清末老秀才，谈吐间老秀才很赏识他的才学，又古道热肠，便留他住下来歇脚一日。老秀才与他谈经论道又清议时弊。我父亲对老秀才的茶饭之恩、忠厚长者之风感激备至，至殒未忘。
　　 回家不久，礼泉地下党经过斡旋把他推为叱南镇副镇长的位置，让他在虎穴继续为革命秘密工作。他利用副镇长的权力，安插了三名共产党员田生民、康志学、相国分别担任了镇公所下辖的一保二保三保的保长，准备为我党建立地下武装基地。地下县委书记张思明又领导他组织人员，打通了伪保警队小队长麻狮娃带领匪兵在当地驻防的这一关卡，开辟了从东庄村过泾河去边区的地下交通线。在这条交通线上给陕北革命根据地输送了大量党员干部及革命青年。他时常冒生命危险把匪军203师在泾河沿线的驻防情况及其它多项情报，多次在村南荒坟接头点，汇报给边区过来的联络员相国同志，并接受新的指示安排。
　　 我父亲在副镇长任上地下活动频仍，多次以身犯险，几有暴露地下党组织之虞，所以一届干满后便挂冠归去，回家种田。家中当时的牲畜不足使役，他便约了邻村人魏振乾去长武县买马。在长武县街头邂逅老同学王某，王某强拉他在该县稽征科收税，这差事在当时是一肥缺，但是我父亲悯天怜人，对商铺字号、摊贩掮夫，思惠有加，毫无严苟，因此商人为表谢忱，给他送米送豆送小案板的都有，均被他一一拒绝，不知干了几个月后便返回桑梓。
　　 这时的家中景况使他再也不能脱身了，因为他的大弟弟因他而不幸亡故，小弟弟又去边区投身革命，我爷爷年事已高，举家十几口人无一丁壮劳力。他本来打算在家躬耕垄亩、继续闹革命，谁知横祸发生后，他心神崩溃倒了下去。自此，他既不问农事，也停顿了地下革命工作。此前也不记得何时，张思明曾约他同去延安，他因故未能同行，留下很大的遗憾。时间过了两年后，礼泉县地下党人员更迭变动，并且在白色恐怖下隐蔽更深，要接上关系很难找到上线，致使他与组织失联后再没有回到党组织的怀抱。解放后，他以前的地下革命同志张某，也有几年断线的情形，邀他同去找上级党恢复革命身份，他却认为时过境迁为时已晚，故而没有同去。可惜他再次失去机会。
　　 后来，农村在清理阶级队伍时，以伪职之嫌，把他竞划为后补社员，但保留选民资格。父亲蒙冤后就直接向当时乾礼永三县合为一大县的县委王世俊书记递了申诉材料，经政府审理查证后，公安局派人在社员大会上给他抹了四类分子帽子，转为正式社员。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父亲受到冲击，造反派给他强加莫须有的罪名，把他当历史反革命来批判，丝毫不顾及他在从前地下革命时的功绩，他也无法辩白。多次批斗后，他蒙受了很大摧残，在悲愤中患上食道癌，又无钱去大医院救治。病到后期饭菜咽不下去，连茶水也咽不下去，饿得骨瘦如柴，在耗尽最后一滴体能后才咽下最后一口气，结束了一切烦恼与苦痛，他的灵魂便驾鹤西游去了。
　　 我父亲含冤饮恨逝世于1968年收麦前，年龄仅58岁便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那年头，文化大革命浪潮迅猛，民生物资也非常匮乏，当时村子里不论谁家办理丧事或喜事都必须遵循造反队破“四旧”立“四新”的规定，因而我父亲的墓地穴位不敢大白天去选址，是我和堂兄在黑夜打着手电筒光去公墓选定的。父亲的棉寿衣是棉绒絮的（比棉花差的很远），棉寿衣里子是白纱布染成红颜色后做的，套在最外层的寿大衣是他在民国时穿过的旧长衫。丧葬也办得最为简朴了，既没有乐队，又没有龙杠，也不见花圈花篮；也没请大厨，饭菜无酒无肉。他的灵柩是村邻抬到墓地的，而孝男孝女不得穿孝服只头裹白孝布。现在回想起这诸多情景，不由得使人顿生憾兮悲兮之情感，甚或潸然泪下。
　　 十年动乱结束后，拨乱反正，社会才风清弊绝。礼泉县政府下发文件，在全村群众会上给我父亲平反昭雪，肯定了他的革命事迹。我父亲若英灵有知，他一定舒心释怀，得到最大欣慰！
　　 我另外补记一点，我父亲舅家过去书香门第，他外祖父清末秀才，外太祖清朝举人，基因遗传，所以他天资粹美，勤奋好学。他一生阅读了不少典籍，即使身处逆境时，还要灯下看书，在知天命之年，还能背诵经传和古散文的篇段。他逝世后留下许多线装书，可惜全都焚毁于文革中。我父亲生前学养深厚，很有才华，且书法见长，尤以小楷更被人称道。
　　 我父亲一生平凡，经历坎坷也多磨难，不论是他干地下革命还是教书、从政、蹲监狱或务农，但一生一世都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和高风亮节，也折射出了一个读书人清白方正的风范，因而他在当地望重珪璋，受人尊敬，被人推崇！遗憾的是我父亲为革命奋斗、付出几十年，却没有看到回报，又过早撒手人寰，徒有悲伤。呜呼，父亲安息吧！
　　
　　 仅以此拙文缅怀我敬爱的父亲！
　　 202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