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中医李济堂走了，走得那么决绝而出人意料。
　　 在这山村方圆百里，没找李济堂老中医治过病的人屈指可数，有的还不止一次。
　　 济堂祖上世代为医，他自幼便在爷爷指点下背汤头、辨百药。十二岁，父亲便教他观气色、切脉象；稍大一些，就背着药箱，跟随父亲出诊了。深得家传又好学善思，年过十八，望闻问切就已得心应手，开始在自家医馆坐诊行医。像头昏脑热、胸闷气短、腰酸体寒等病症，只需他配两三付中药，服下去三五日便能康复；尤其是伤筋错骨、生疮化脓等杂症，济堂笑谈间几番推揉拍打、挤压拿捏，三五两下便帮其正形复位、清除病灶，再贴一张祖传秘制膏药，带几张回家隔日自行换敷，安心静养月余即可痊愈。
　　 几年功夫，济堂便在行业中积攒了一些名气。同行都夸赞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李家医术后继有人。
　　 解放后，济堂家的医馆收归集体，济堂和父亲亦农亦医，既参加农业合作社劳动生产，也兼顾为社员们治病疗伤。直到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农业合作社升级为生产大队，设立了卫生室，济堂和父亲便成为大队卫生室的医生，与公社派下来的另一名卫生员一起，担负起全大队医疗卫生服务工作。
　　 大队卫生室中西医兼备，由济堂父子和公社派来的那位卫生员分别负责。社员们来卫生室看病，只需交少量医药费，以保证卫生室略有盈余，正常运转。
　　 那个年代，似乎什么都缺，药品则更缺。大队卫生室的药品，也是按配额进购的，时常短缺断供，患者常常看得了病，却买不到药。济堂按自家的祖传医书，也配制了一些秘制药膏，但都是备存供家人和亲友患病时使用的，从不敢拿到大队卫生室配售给患病的社员。
　　 几年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卫生室的医生也改称为“赤脚医生”，需时常深入田间地头巡诊或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其时，济堂正三十七、八，田间地头，爬坡上坎自不在话下，而济堂爸已年届古稀，看西药瓶(盒)子上那些头发丝般的小字本已十分困难，深入田间地头就更力不从心，于是便以不能适应工作需要为由，主动请辞回家，颐养天年。
　　 父亲退隐后，卫生室仍由济堂和公社派来的那名卫生员撑着。时间久了，社员们也都看出了端倪：济堂看病之所以没前些年那么灵验了，是因为“无米下锅”。而济堂爸退隐后，一直没闲着，在自己家房前屋后和自留地栽种上枳壳、芍药、黄芪、紫苏、薄荷等中药材；有村民进山，他也会委托其顺带帮着采挖一些草药；时间久了，村民们都会自然而然将采挖的麦冬、天冬、金银花、蒲公英、鲜茅根或蝉蜕、蛇蜕等，送给济堂爸，济堂爸再将其分拣晾晒，炮制加工成中药或配制成各种丸药、膏药。几年下来，济堂家备存的中草药甚至比大队卫生室还齐全。
　　 于是，有些患者就不再去大队卫生室看病了，而是直接去找济堂爸帮着给把把脉，抓点药。
　　 济堂爸清楚，现在天天讲“以阶级斗争为纲”，自己既然以“不能适应工作需要”为由，主动从大队卫生室请辞回家了，就不能再靠行医谋取利益，以免给人留下把柄。有患者上门求诊，他权当是帮一帮乡亲，只看病，不收钱。
　　 公社卫生院很快便知道了这一情况，但想想一个已退隐多年的老中医，发挥余热义务帮乡亲们看看病，也是好事，就没过问。
　　 来找济堂爸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到大队卫生室看病的人自然就越来越少。
　　 已经多次找济堂爸看过病的，心里过意不去，再去看病时，就带点花生、核桃，或者提几个鸡蛋什么的，表达一下感激之情。后来大家也都效仿，去找济堂爸看病，多多少少都会带一点自家产的农产品，也算是对济堂爸切脉抓药，不取分文的一点补偿。
　　 这一情况很快也被公社卫生院掌握了。
　　 卫生院黄院长细细一想，觉得似乎有点不对味，但又拿不准，最终还是向公社革委会报告了此事。
　　 革委会主任一听，大手在办公桌上一拍，愤怒地吼道：“这还有什么拿不准的？这是典型的黑诊所！儿子挂羊头卖狗肉，在大队卫生室待着，却不好好给社员们服务，白拿大队工分不说，暗地里还给父亲当医托、拉生意。这不是明目张胆地破坏国家医疗卫生工作吗？”
　　 听革委会主任这么一说，黄所长豁然开朗。由衷地说：“还是主任阶级斗争警惕性高，看问题看得准、看得透。我们立即组织人员查处。”
　　 “你们查？你们查得了吗？这事，还得公社组织专项工作组，驻村蹲点，深查细查。”革委会主任冷冷地说。
　　 “也好，也好！我们保证积极配合。”黄院长连连表态。
　　 两天后，公社专项工作组下来了，就住在大队卫生室隔壁的大队部。
　　 济堂并不知情，每天仍照常来卫生室坐诊，到点便关门回家。
　　 济堂爸也不知情，有社员来找他看病，仍像往常一样，帮着切脉抓药，不取分文。
　　 社员们更不知情，来找济堂爸看病，仍会把自家的农产品带一点过来，表达一下心意。有时也会把进山时顺带采挖的天然药材带过来交给济堂爸。
　　 这些，全被工作组完完整整记录在案。
　　 几天后，济堂爸被工作组“请”到了大队部。
　　 工作组组长两眼紧紧盯着济堂爸，把他们问询社员的谈话记录一一摆放在桌面。
　　 那上面，清晰地记着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济堂爸给某位社员看过病，共收过社员送的花生、黄豆、核桃等多少斤，鸡蛋多少只，折合人民币多少元。关键处，还有被问询人按的手印。
　　 济堂爸没有辩解。他确实给这些人看过病，也收过他们送的各类农特产；但这都是病人自觉自愿送的，他从没开口索要过任何东西。所以，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也不需要辩解。
　　 但工作组认为：没认识到问题，是比问题本身更严重的态度和立场问题。
　　 济堂爸就这样被留置在大队部，由两名基干民兵看着，昼夜反省交代问题。
　　 三天三夜过去了，济堂爸始终没说一句话。但这难不到工作组，他们认为，不说话就是默许，默许就是承认，况且还有那么多社员在问询记录上签字画押了。
　　 工作组认为，济堂爸的问题归集起来，主要有三条：一是非法行医。他医生的名号，是解放前自封的，人民政府是不认可的。解放后，人民政府考虑到他家世代为医，就把他和他儿子李济堂，一起列入人民“赤脚医生”培养计划。可他不思进取，装傻卖老，主动请辞；回家后却利欲熏心，私开诊所，非法行医。二是剥削人民。社员找他看病，他两根手指在病人手腕一搭，问问病情，记下几味中药名字，再从村民们送过来的中草药中选出几样还给村民，不出力、不花钱，坐在家就把社员们用汗水换来的劳动成果收归自己，明目张胆地剥削劳动人民。三是复辟资本主义。他脑子里根本就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总想着解放前自己家的医馆；假装请辞，实质上是回家开“黑诊所”，就是想回到解放前，复辟资本主义……
　　 工作组很快把报告呈报到公社革委会。革委会主任认真看了报告，瞅了瞅工作组组长，兴奋地说：“你们的工作很有成效。下一步，你们准备怎么办？”
　　 工作组组长凑近革委会主任说：“通过调查，我们认为李济堂父亲非法行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严究重处；但鉴于其认罪态度诚恳，退还群众物品及时，建议召开全公社社员大会，对其进行现场批斗，教育挽救……”
　　 革委会主任扭了扭勃子，偏着头对工作组组长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你们抓紧安排，近几天就把批斗大会开了。”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马上组织落实，坚决克服一切困难，绝不给那些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坏分子留下喘气的机会！”工作组组长表态说。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只有坚决把那些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坏分子批倒批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不断掀起新的高潮。”革委会主任进一步强调开好这次批斗大会的重要革命意义。
　　 “抓革命，促生产。我们一定精心筹备，坚决把这次批斗大会开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成果展示会，掀起新一轮革命高潮的动员会。”表完决心，工作组组长立即告辞返回。
　　 回到大队部，工作组组长把大队支书、队长、妇女主任和民兵连长等召集过来，安排部署批斗大会筹备工作。
　　 会后，民兵连长弱弱地向工作组组长请示道：“这老头已经关在这反省四、五天了，现在问题也交代清楚了，是不是可让他回家等候处理，省得我们每天管吃管喝还得安排两个人看着。”
　　 组长想了想，眼下正忙着筹备批斗大会，搭会台、插红旗、写标语、排练开会时如何喊革命口号等，处处都需要人，便顺水推舟说：“也行。要叮嘱生产队盯紧了，千万不能出漏子哈。”
　　 “我要生产队早晚汇报情况，保证不出任何差错。”
　　 当晚，济堂爸被放回了家。
　　 看到济堂爸毫发无损回来了，一家人悬了几天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生产队长匆匆赶了过来，叮嘱了一番，又给邻居交代了几句，才放心离开。
　　 济堂爸清楚，尽管他在反省交代问题时没说一句话，但这并不妨碍工作组的调查、定罪。工作组只需搞清他是否给社员看过病、是否收过社员送的东西；至于是主动还是被动，是帮人治病还是谋取财物，他们并不在意。所以他的任何解释都是苍白的。既如此，就只能用无声来表示抗议。
　　 民兵连长通知他可以回家了时，他预感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前几年他曾亲眼见过，邻村那几个因倒卖农产品，被工作组调查认定为搞投机倒把的社员，全被五花大绑，像刚解放时斗地主那样，头上戴着尖尖帽，胸前挂着大木牌，押上公社批斗大会主席台，低头弯腰站在台前让社员们批斗。
　　 工作组给他定的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每一项都比投机倒把罪重。
　　 他不接受这些罪名，更不愿被他们五花大绑押上主席台批斗。他决定用生命做最后的抗争。
　　 夜深了，他把济堂叫到面前，讲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最后，把祖传的那本医书拿出来交给济堂，叮嘱他要好好研学领悟，把祖宗的医术传承下去。
　　 济堂觉得很奇怪：爸爸今晚怎么了？好好的，却把过去讲了不知多少遍的道理，翻出来又讲了一遍，还把祖传的医书传给了他？
　　 尽管有些疑惑，但看看父亲已很困了，就没再多问，扶父亲回屋睡了。
　　 次日，济堂妈想让丈夫多休息一会。自己悄悄起床，烧水做饭，一切摆置停当后，才让济堂去叫他爸起床吃饭。
　　 济堂来到父亲房间，快步走到床前，看见父亲静静地躺在床头。
　　 一种不祥的感觉袭上心头。济堂看见了床头柜上父亲并不常用的那只杯子，闻到了熟悉但并不常用的那股药味，感到了空气凝固般的寂静……
　　 屋外传来了妈妈的催促声。
　　 济堂默默走出了父亲的房间。
　　 济堂妈没看见丈夫出来，再看看儿子那沉重的脚步和凝重的表情，顿时什么都明白了，端在手上的碗随即滑落在地，摔得粉碎。
　　 刚过完六岁生日的儿子致民，跑到济堂面前问道：“爸爸！爷爷呢？爷爷怎么还不起床吃饭？”
　　 “爷爷病了！”济堂搪塞道。
　　 “病了？你不就是医生吗？你给爷爷看看，让爷爷喝点药药，爷爷不就能起床吃饭饭了吗！”儿子天真地追问道。
　　 “爷爷的病，爸爸治不了。”济堂只能继续搪塞。
　　 “哦！我知道了，一定是你医术不好。等我长大了，一定好好学医，什么病都能给爷爷治！”致民抬头望着爸爸，信心满满地说。
　　 济堂蹲下身一把将儿子搂进怀里，喃喃地说“致民可以，致民一定可以！”
　　 济堂妈抹了抹眼泪，抬起头对济堂说：“给他们说说吧，就说你爸昨晚得急病走的，看他们还有啥要查的，抓紧些，入土了，可就不好查了！”
　　 生产队长赶了过来，看了看躺在堂屋中央地面草席上的济堂爸，懊悔地一拍大腿，转身走了。
　　 “什么？死了？”工作组组长一脸惊诧，连忙拔通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办公室的电话。
　　 主任听完工作组组长的汇报，咬了咬牙，坚定地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死了！死了也休想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庙倒了，和尚还在。把那几个经常跑到他家看病的家伙抓起来，批斗大会，照开！”
　　 批斗大会在济堂爸入土后第二天召开，济堂把衣袖上的黑孝纱取下来揣进衣兜参加了批斗大会，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与父亲划清了界线。
　　 曾找济堂爸看过病的社员后悔不已，都觉得，如果不是他们去找济堂爸看病，如果不是他们硬把自家产的农产品送给济堂爸以表谢意，如果不是他们没抗住压力如实向工作组坦白了一切，济堂爸也许就不会死。
　　 他们都觉得，是他们害死了济堂爸！
　　 济堂和济堂妈不计较这些，甚至认为，对济堂爸来说，这或许是一种解脱。
　　 三个月后，济堂妈无疾而终。
　　 在人民群众监督下，济堂老老实实守在大队卫生室，踏踏实实地为人民服务，深得人民群众信任。
　　 儿子致民聪明乖巧，顺利读完了小学、初中。因为爷爷的事，被取消了推荐上高中的资格，就在他已不对高中再抱有奢望时，高考制度恢复了，使他最终走进了高中大门；三年后，又如愿走进了省医学院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