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
　　
　　 老屋已经变成了一堆废墟，伤心地说，我们已经没有了老屋，母亲哭了，在告别老屋的时候。我在回忆老屋的时候，眼泪止不住落了下来——
　　 老屋包括老院、新院和后院，老院是四合院，爷爷奶奶小姑小叔和父亲兄弟五个六家十几口人住在一个院子，各自起灶，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吃饭的时候，都端出粗瓷大碗，坐在院子的台台上，有时出了前门，下了上马石，和邻居们一样，蹲在条形石头铺成的巷子边，边吃边说边笑，很是热闹。
　　 前院的南房，用土坯和木柱建造的，格子门格子窗，一个大土炕，原是爷爷奶奶小叔小姑的房子。紧挨着西边有一小小的加巷，是灶房。东边紧挨着是正门，走马门楼。门楼连着南房，地面用方砖铺着，中间有两扇大门，隔开了屋内和屋外。门外两边有两个青石墩，上面已经磨平，隐约可见花纹，侧面刻有狮子的图案，很是生动。
　　 大门上面有一块门楣，嵌有“敬恕”两个字，这是家训，是做人之道。门外两侧，有两块大的照壁，小叔在上面用粉笔写过字，记得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粮为纲，纲举目张”。门里，是通向院落的门套底，木质结构，夏天很凉快，孩子们都愿意在这里玩。
　　 大门的木门槛，被摇成了上下两半，被穿了四个窟窿，用铁丝上下拧了。它是我们小时候唯一的玩具，大人们要下地干活，就让两三岁的堂兄妹们对坐在门槛两边的地面上，两手抓着门槛来回的摇晃，听着“咯噔咯噔”的响声，是一种快乐，有时候摇晃不公，还不时伸出手挠对方一下，接下来的就是哭声。劝架的总是爷爷。渐渐的不坐地面啦，就直接坐在门槛上，两手扶着，屁股用力摇晃，一不小心，摔个仰面朝天。
　　 有时候，结伴爬着下了青石条的五个台阶的上马石，在石头巷子中，和小伙伴们一起，很是热闹。
　　 长大了，每年放暑假，我总帮母亲干活，有时去地里给猪拔草，有时跟着生产队的羊群去检羊粪蛋。羊住在西沟的半坡的土窑洞。每到放羊时间，一群孩子，每人手里都提着小笼笼，跟着羊群的后面，急等着用手去检羊刚拉的粪，偶尔还用笼笼直接从羊屁股下接，挣着抢着。随着羊群，一起去一起回。随身带去的干粮就是一块玉米面馍，或者是一手帕蒸的红薯干，饿的时候，手往衣服后背上蹭一蹭，抓着就吃，不知道什么是讲究卫生。只一次，我跑着去西沟，在坡顶，看见了羊群已经下到坡底，就从坡上直接往下跑，坡上的小石子很多，有个拐弯，塑料凉鞋底子一滑，身子一歪，就趴在了坡上，左腿直擦地面，血很快流了出来。记得是南院的三妈把我抱回家交给了母亲，在化肥厂的地段医院，从膝盖处取出来一块石子，缝了七针。
　　 “负伤”后，父亲给爷爷做的躺椅就成了我每天的享受，躺在上面吃饭、睡觉、聊天，更多的是看着更小的弟弟妹妹摇门槛，有时候还会有一根5分钱的奶油冰棍吃。于是，很自豪，也很希望伤口好得慢些。
　　 老屋的院子，是用长方形的厚实的老砖铺成，时间已久，有的已损坏，棱角被磨成了鹅卵状。夏天的晚上，由于天气热，院子成了纳凉的最佳地方，每家一张淘麦子用的竹席子，四边用木棍或者扁担等能撑起的东西垫着，生怕蛇、虫子爬上。东边一块空的地面，我们叫它坪坪（piepie），上空晾衣服的铁丝上，燃烧着用白蒿卷成的晒干的长蒿绳，浓浓的烟雾驱散了蚊蝇的袭击！
　　 蒿绳是爷爷从黄河摊弄的，那时候，河摊的沙子地是大德堡村的瓜地，爷爷是种瓜的，由于家很穷，空闲之余，他总是去挖一些苦菜、扫树苗等野菜，晒干了，拿回家储存起来，等到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取出来充饥。母亲说，父亲兄弟四人，小时候经常是用它来当饭吃的。抽空，爷爷用镰刀砍了白蒿，凝成一根根瓷实的粗长条，晒得半干，用来熏蚊蝇，很管用。爷爷是村里的老贫协。只听大姑说，爷爷对村中的各种事情很是积极，当时有部队经过村子的时候，他总是忙前忙后，找这个找那个，老是不着家。
　　 母亲说，小叔（左边）是她结婚之后第二年才出生的，和我相差六岁，于是他就成了我们的孩子王。上学放学，有他护驾。他经常领着我们上西房顶掏鸟窝，上庭房后檐掏鸽子蛋……
　　 记得一次玩皮球，球被我打上了西房顶，他让我找，我踮起脚跟，怎么也看不见，这时候看见了东坪坪上的一个一米见高的大肚小口的瓮，扣在地面上，于是，直接就爬上去，还没有站起来，瓮突然翻倒在地。瓮没有打烂，我的后脑勺被磕了个大窟窿，血流不止，小叔自然成了罪魁祸首。
　　 小叔很疼我，我也很爱小叔，吃什么都要给他留着，还时常分给其他小孩，小叔总说我是“烧包”。他很调皮，记得一次中午放学回家，母亲给我调好了面条，放在院子的一个小方凳上，我正要吃，小叔用他的筷子夹了一筷子辣椒飞快得塞到我的碗底，我是不吃辣椒的，于是“哇”的一声哭啦，小叔却偷着乐。
　　 记忆中，南房是爷爷奶奶和小叔小姑住，西房是两间，东边只有一间，二叔三叔四叔五叔住过，怎么住，已经记不大清啦，只记得我们住过庭房最里面的小间，还住过东房。再后来爷爷奶奶去世了，小姑出嫁啦，叔叔们都有了新的宅基地，各自盖了新的房屋，搬了出去，老院显得有些宁静。
　　 我们家没有出去，因为，父亲是老大，小叔没有成家。父亲和母亲在西沟用倒砖烧砖，出砖拉砖，并在后院的西半边，盖起了五间盖板房，我们有了自己的小院。
　　 小叔结婚啦，庭房拆掉了，分给了弟兄五个人。前院留给小叔，小叔在庭房的宅基上盖了上房，带了个门洞，通向后院。
　　 后院原来是大家公用，有各自的厕所、猪圈，更多的是槐树、榆树、石榴、桑树、枣树。还有一树国槐，弓起了背，守在后院中间，常年累月，默默地发芽、开花、结了槐米，有时候小叔还折下来卖了换点钱，因为，槐米是可以入药的。
　　 老榆树，在庭房的背后，长得很高大，可以爬上去掏庭房后檐下居住的鸽子蛋，小叔干过，我们只是看着。老榆树充当了我们家的晾衣服绑绳子的一边，西北边绑在一棵桑树上。桑树长在猪圈的中间，很魁梧，桑果很大，紫黑，很甜。熟的时候，我们经常去摘，像个小猴子一样坐在树枝上，浅一点的衣服兜被装进去的桑果染了颜色，用水洗不掉，经常挨母亲的骂。紧挨着西边还有一棵桑果树，果没有东边的大，很稀，熟的时候发红，甜中带有酸味，仅靠在邻居三婆的墙边上。别家的小孩在中午午休的时候，偷着来摘，我们经常也出来看着，不让他们摘。回想起来，觉得很可笑，显得很是小气。
　　 石榴树，长在歪脖子国槐的东边，两树紧挨着，一棵是甜的，一棵酸的，石榴花开得很红，在南边两颗翠绿的枣树的衬托下，显得更加鲜艳。
　　 更多的是枣树，东边就两棵，西边，连着四五棵，树不很高，但枝枝很多，枣子结的也很繁，我们站在地面上，有树枝或者石头的帮助，还是可以摘得到的。枣青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盯着，放学从后门回家，悄悄地偷着去摘，咬一口就扔，大人是不让我们随便糟蹋的。枣子红啦，大人们在树上用杆子敲，我们在下面往篮子中拾，然后各自拿回家。我们是很卖力的，生怕给自己家拾少了，大人们只是笑。
　　 后来，枣树、桑树、榆树，都被伐了，代替的是我们家的新院。我们家的新院，南北结构，东西朝向，五间盖板房，北边开了门，有门楼，借用了庭房拆下来的大门。后来盖了门房，东房。东南角，砌了墙，用石棉瓦做了棚子，开了通向后院的小门。院落虽然有些窄小，但严实，舒服。后院，我们和小叔公用。
　　 新屋，是父亲母亲一砖一瓦修建起来的。砖，是在西沟他们自己和泥自己倒砖自己背到砖窑中请人点火自己浇水自己背出来再拉回家并且一块一块砌在了墙上，新屋的一砖一瓦，都凝聚着父母的汗水和心血。
　　 新屋的院子中，有母亲每年秋天甩花生的啪啪声；有父亲常年累月骑自行车上班的背影；有我学口琴的嘟嘟声，有堂弟星星小时候的“虫栖”与“车火”声，有小堂弟爬出大门找哥哥的丫丫声，有爱人的大嗓门，有儿子欢快的笑声……
　　 二十年后，我们在城市买了房子，原来的新屋也变成了老屋，我们在老屋和城市的新房之间来回穿梭，老屋始终是我心中的窝——
　　 父亲病重的时候，生怕他回不了老屋，我们是提前三个月把他送回去的。在老屋，给他过了七十岁大寿，在二00九年的正月初四，还拍了一大家族二三十口人的合影，还有父亲和兄弟姐妹们的合影。虽然内心有些忧伤，但家人是比较齐全的。
　　 一个月之后，父亲走了，我们是从他亲手盖的老屋中把他送走的，有热闹的秦腔伴随，还有凄凄的哀乐声，悠长，悠长——
　　 五年之后，市内规划了一条高速路，恰好从大德堡的村中间通过，于是政府决定，要拆掉大德堡所有房屋，村民很是舍不得，但最终，老屋还是变成了一堆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