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潮白同志在他的《那个时代和这个时代》文章中说，“集体财产不需要（未成年人）用生命来保护。”对此我不敢完全苟同。因为只要有保护的意义和价值，那么作为集体的一员，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有挺身而出的责任。至于潮白先生以保护未成年人为理由提出的所谓“集体财产不需要用生命来保护”，我以为这完全是对少年儿童应接受进步高尚、勇敢无私教育思想的一个否定，也是对我国教育方针的一个曲解。不错，未成年人的保护意识增强，是社会的进步，是人们和政府的生命意识的提高，但它并不与提倡正直爱国相矛盾，而正直爱国是不应该有年龄区分的。如潮白所言，难道18岁以下公民用生命爱国就没有必要？如此说，刘胡兰、王二小的牺牲也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也许作者会说时代不同，少年生命价值的表现和生命的权力形式也不同，比如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就注重“以人为本”。不错，“以人为本”是一种文明，可是这种文明的内涵和体现之一就是这个“人”应该是或者尽可能是高尚的完美的人，是有思想，有勇气，充满斗争精神的。我们不应该鼓励少年儿童为集体财产而死，但教育他们爱护和保护集体财产必须从小做起。自然，孩子的机智是必要的，现实中许多例子证明了这点。但机智不应该是孩子们抵制罪恶的唯一武器。作者用现今流行的一种庸俗思想去全部否定“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态度，我以为这实在脱离了高尚的一种市侩。
　　
　　 诚然，我这里不是反对智斗，我是说少年毕竟是孩子，他们的知识、阅历会给他们多少斗争经验呢？智斗无果就只有眼看集体财产受损失了？我在这儿也不是鼓励少年牺牲，但我以为对坏人坏事的斗争应该有一个氛围，大人小孩都正直无私，勇敢无畏，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使坏人更加心虚，如潮白所说，我们以前的儿童团、少先队基本不应该成立，龙梅、玉荣的行为，知识青年扑草原荒火的行为，刘文学的行为得不偿失，他在向人们说，过去，我们的生命尊严受到了多么残酷的损害！我不知道这种意见的背后是什么样的用意。
　　
　　 另外，孩子的心理成熟和能力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需要磨练，需要打造，这样才能在他18岁时能较好地面对这个社会，否则他们总有对社会的冷漠和依赖，这也不利于他们的主人翁思想的形成。而且，自我保护对任何人来说，都非常必要，毛泽东说过，“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美国军队在败仗时可以投降，联合国维和部队要求军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保护好自己，必要时可以交出武器。生命尊严，生命也平等。如果我们以保护未成年人为理由放弃对少年的勇敢教育，那么我们同时也触犯了少年的生命尊严。要是在对敌对犯罪对错误的斗争上不勇敢，那么在探险、创新等的表现上他们也会变得畏葸不前，如此，不是我们亲手创造了一个无意义或意义单纯、生命苍白的一代人么？鼓励和欣赏孩子的勇敢斗争，也不仅仅中国这样，《勇敢的人们》、《阿福》这些外国影片不都是讲少年英雄么卓娅和舒拉牺牲时也才进入我们所谓的成年人。我们多少先辈参加革命时都是小孩子，他们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了。爱孩子，这是连母鸡也能做到的事。但这个“爱”决非对孩子一味的庇护，进化要付出代价，进步亦然。“自在不成人”、“苦其心志”、“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讲的就是要孩子们学会勇敢，我们知道温室里养不出青松，却还要这样溺爱我们的后代，这不合逻辑。潮白的观点否定渐变，他以为人的思想可以不必经由量变而能够达到质变。生活证明，没有量的积累，任何事物不会产生质的飞跃。人的思想尤其如此。
　　
　　 放弃勇敢教育，也不符合我国文化和教育的传统，它割断历史，是对民族精神中最可珍视东西的摒弃。“自古英雄出少年”，新中国建国以来涌现的少年儿童先进典型中，经中央和省一级表彰的有３６人。初步统计，这３6人中，与坏人英勇斗争的有９人；舍己救人的有１４人（其中１１人是救落水者的，１０人身亡）；保护牲畜的有５人；救火及救火车的有５人；助人为乐的有３人。他们中有的人的行为或许有它的“本能”性，但一方面也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彰显。虽然我们可能不提倡少年人的牺牲精神，但是也没有完全否定成年人对少年人勇敢精神的启发和培养。潮白的观点则有点断章取义，甚至是曲解新中学生守则。
　　
　　 所以，我们可以引导少年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但不应该跟他说，“保护集体财产不需要付出生命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