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起突然想吃外面的豆浆油条了，要出门了却发现手机没电关机了。好在案头笔筒里还有一些硬币，数了数，一顿早点钱还是够的。现在花硬币都属于另类了，我边吃早点边回忆关于硬币的点点滴滴。
　　
　　 一
　　 我最早关于“分”的记忆里是父母生产队劳动回来说的“几分工”，具体“几分工”值多少钱也早忘记了。再就是我赶上了小时候夏季串庄卖的冰棍儿是二分一支三分两支，幼时的记忆里有为数不多爷爷给我买冰棍儿的画面，所以特别清楚。最早的水果糖大概也是这个价格。
　　 我在小升初的那年夏天卖过冰棍儿，当时已经涨到了五分、一毛、两毛的。我骑一辆破自行车，后面驮着一个木头保温箱，顶着烈日在城关的大街小巷穿梭叫卖，嘴里喊的就是“大冰砖一毛两个，还有一毛两毛奶油的，吃着爽啊”，那年我还不满12岁。每天的辛劳换来的多说一枚枚硬币，回到家，顾不得疲惫，把盛钱的塑料口袋往炕头上一倒，毛票好数，扒拉到一边。记得那时候“分币”居多，“角币”偏少，要是有几枚闪着金光的五角硬币，可高兴了。数硬币先把一样面值的扒拉在一堆，然后计算。这种小本生意，很容易知道自己一天赚了多少钱，往往也就是三五块钱。不过感觉快乐得不行，终于可以给这个家庭分担一些压力了。
　　 我家有一个铁罐子，父亲在罐子顶部凿出一个方孔，数完的硬币都被我投进铁罐子里攒起来。再多了以后就数好一块钱，用纸卷成一个纸筒，放进一个铁盒子里。母亲说，这些钱留着我开学交学费。但开学还是没好意带这些硬币去，怕被老师嫌弃。
　　 我记得那年春节，母亲让我拿上几卷硬币赶集去买点鞭炮，说嘣嘣穷气、晦气。一年中孩子就这点欢乐，日子再苦，母亲也还是舍得掏钱的，何况这钱是孩子辛辛苦苦攒的。可是我那天赶集碰上了卖韭菜的，很多人在那里围着盛菜的大栅子抢购，卖菜的有点应接不暇。那年月才刚刚有大棚蔬菜，反季节的蔬菜属于稀罕物。我想起母亲这些日子生病，父亲问她想吃啥，母亲说要是能吃上一碗韭菜饺子该有多好。我知道母亲说这话也是无心之说，大雪飘天的，哪有韭菜？我毅然挤进人群让小贩称了一捆。大概是一块多钱，可当我拿出一捆捆的硬币准备让他数的时候，小贩不乐意了，说：“我哪有空数？不卖了！”说着要夺回我手中的韭菜。幸亏边上的人跟着打圆场，“孩子买东西也不容易，我们等会就是……”小贩才勉强收下我的硬币。
　　 感谢小贩，更要感谢那些围观的人，那年春节我们吃上了鲜灵灵的韭菜肉馅的饺子，母亲的病似乎一下子好转了不少。母亲说，韭菜是生发的，吃了韭菜，我的春天就提前到了。一顿韭菜饺子，对于那时我的家庭，是另一个崭新的美好时光开启。
　　
　　 二
　　 父亲是村里的兽医，我家柜子上一直放着两个小药箱。父亲出诊回来箱子里就会多一些零钱在里面。那时候我们小孩子哪有零用钱？有几次家里大人不在，我实在馋冰棍儿或者糖块儿了，就偷偷地从里面拿过几次硬币，和妹妹一起分享。前些日子和母亲、妹妹说起这事儿，母亲还感叹，穷，让我儿跟着吃苦了！
　　 后来，父亲做豆腐卖豆腐。卖豆腐有两种收款方式，一种是吆喝里的“换豆腐哩——”里面的“换”，就是用大豆称重按比例来换豆腐；另一种就是用钱来买。老百姓都是土里刨食，换的居多，少数现金也多是硬币。所以父亲每天回来也会哗啦啦地把一堆硬币倒在炕头上，笑眯眯地让我和妹妹数。偶尔我发现过几次游戏币，那一定是那些讨厌的孩子把家人给的零钱用游戏币换出来，趁夜色骗了父亲。我问过父亲，大概知道是谁那么做的吗？父亲说知道，但没必要戳穿找麻烦。我感觉父亲在姑息坏人，但没办法，父亲就是这样老实得有点迂腐的人。
　　 豆腐和农村人的生和死都紧密相连。刚出生的小孩子要睡“粮食枕头”，给脑袋“塑性”。到了“百日”，枕头里面的粮食必须换豆腐吃；死了人，要在棺材入殓前，在棺材板上依此摆上硬币（以前是铜钱），摆好后，死者子女要隔一枚弹进棺材一枚，至于为什么，我问过母亲，她也说不出所以然。剩下的硬币也要用来卖豆腐，全家吃！
　　 硬币多了，也被我们用纸卷起来，放进铁盒。最后家里盖房，翻出来，统统用在了“刀刃上”。
　　
　　 三
　　 刚结婚那会儿，媳妇儿和我有时候要为谁做饭，谁刷碗发生小的争执。后来我们就扔硬币，猜正反面决定行动。现在我们都人到中年，再不会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争执，生活就像一架机器的齿轮，咬合得刚刚好。不过，我并非是说妻子有点懒，她是喜欢干活的人，只是用抛硬币给日子增加有点情调而已。
　　 媳妇儿跟我在北京的时候也攒了不少硬币，这时候基本上都是角币和一元硬币了。小区北门有一个“迪亚天天”超市购物，找零钱几乎都是硬币。超市还长期写着启事，希望市民把零钱换给超市。那时候我的大儿子逐渐懂事了，零钱就由他保管，放到一个储钱罐里面。2008年汶川地震，孩子把沉甸甸的满满一罐子钱捐到了灾区。再后来又攒得也不少，一部分被我卷起来收到了一个铁盒子里面。放到了床底下，去年打扫房间还发现在角落里吃灰。
　　 提起捐助出去的硬币，儿子说，那份纪念永生难忘，但他也有遗憾，说硬币太少，对救灾是杯水车薪。
　　 这一堆硬币里面有两枚特殊的硬币，是马尔代夫的硬币，这里面有一个故事。
　　 大概是在2009年，公司还在起步阶段，很多货都是自己开大面包车送。那是一个周日的一早，我又从西五环靛厂库装了两件纸（超2吨重），经国家气象局北面的大慧寺路慢悠悠地行驶，突然发现在路中央有一个双肩包，再往前我都要碾上了。我赶紧下车，拿起包，眼睛望向四周，喊了几声这是谁的包，几个行人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我车后面也传来急促的喇叭声。我只好把包扔在副驾驶上，先送货。送货地就在不远的财经大学，卸完货，我当着印厂办公室员工的面说了此事，并打开查验。里面最显眼的就是一部长焦索尼相机，还有几件小孩衣物，一瓶水。我打开夹层，里面有两枚硬币，是从没见过的写着外文的那种，写着“一”，应该是一角吧！还有一张纸，仔细看，是一张中英文夹杂的国际汇款单，其中有手写的“马累”两个字，我还是懂一点地理的，马累是马尔代夫首都。汇款单的最后有一个手机号，这便是唯一的线索。我没有犹豫，直接打了过去。
　　 电话响了一会儿才接通，对方是一个迟疑的女声，似乎是还没睡醒的样子，有疲倦意。
　　 “喂，你好，您是不是丢东西了？”我开门见山。
　　 “丢东西？”对方提高了音调，仿佛一下子清醒过来，“什么时候的事？你在哪捡到的？”
　　 “就在刚才，在气象局北门！”我回答。
　　 “哦……”对方似乎明白了什么，“早上我还没出门呢，要是您捡到东西请交派出所吧，拜拜！”
　　 我一头雾水，马上明白这是把我当成诈骗了。
　　 这时候在印厂办公室的老李拿过相机，仔细看了看，说话了：“老田，我喜欢摄影，这款镜头至少值两万多块钱，你可以留着玩儿，要是卖，我出五千，可以立马给你钱……”那时候手机才刚刚有摄像功能，且摄像效果完全不能跟长焦相机比。我毫不犹豫地拒绝，“李总，咱还是先找找失主吧！”
　　 三天后的一个早上，我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是一个好听的女声。
　　 “你好，您是前两天捡到一个包吗？”
　　 “是的。”
　　 “里面有……”一样不差，听完我的心里如释重负。
　　 “那天我带孩子准备去动物园玩儿，肩上背着包，怀里抱着娃，到了车跟前，把包放到了车顶，然后把娃塞进车里，我也进去了，包就遗忘在车顶了，估计车子出北门，一拐弯，就掉在地上了，被您捡到了。我今天早上到单位见同事说我特别郁闷，出门把包丢了。我的一位同事告诉我前几天有人给她打电话了，幸好您的这个电话她没删，我看了打电话的时间跟我丢包的时间基本吻合，说明您是第一时间就打电话了……”
　　 当晚，他们夫妻带了很多礼物来到我家，千恩万谢的，取走了包和包内的物品。只是那两枚硬币被我孩子拿出来玩耍，忘了还回去。事后，我打电话告知，对方说，就留作纪念吧！我现在还保留着对方的电话，后来也稀里糊涂地加了对方的微信，但基本没有联系。
　　 人生有时候很奇怪，很熟悉的，往往记不清彼此的故事，陌生的，却始终有一个故事在牵动着。我珍惜这个故事，起码我坚守了做人的底线，那个人一定在心中会念叨她遇见了一个好人。
　　
　　 四
　　 这些年，在我试图偷懒的时候，耳边就会出现七个一元硬币砸在玻璃板上的“叮咚”声和它们闪着亮光不停旋转的身影。
　　 那是在1998年入冬的时候，我初到北京已有大半年，在北京石龙公司也干了三个月，实习期满，我几乎没什么业绩。这个月工资只有107元，因为没销售积压库存，老板娘又扣掉我100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初来乍到的打工人，举目无亲，又能怎样？老板娘把七个一元的硬币砸在铺着玻璃板的桌面上，硬币发出清脆的叮咚声，滴溜溜旋转。我的泪在眼眶中打转，我知道我待不下去了，我孤单、无助、耻辱、却又无处诉说，更不能回家。
　　 不了解我的人说我大方，其实我这是做给别人看的。了解我的人说我抠，我接受，因为我真的在贫穷无奈的漩涡里滚过，怕了。
　　 随着手机支付的兴起，别说硬币，就连大额纸币也不常用了，原来出门被称为三件套的“手机，钥匙，钱包”，现在随着我家门锁改成指纹的，就一部手机全搞定了。
　　 从原始人开始用“贝壳”交易，到金属货币的产生，再到“交子”“银票”历经了几千年，终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货币最终都要完全数字化。现在，要想看到大量的硬币，估计只有亲临寺庙的许愿池了。
　　 我家里存放的那些硬币是历史的见证，会不会有朝一日我的子孙看到这亮闪闪的硬币会感到惊异？我们正经历着一个大时代的落幕，新时代的到来，历史的车轮向前，总要落下一些东西，再装上一些新的东西。包括我们，也终有一天会被遗忘，如这闪闪的硬币！
　　 我儿子说，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留下具有文物价值的东西。他指的就是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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