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时间从牯子的书页里穿过，从牯子的笔尖溜过，从牯子的梦境中飘过，不知不觉，牯子的初中学习生活画上了句号。不期而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让他兴致勃勃铆足了劲上高中、考大学的美梦瞬间破碎了，15岁的少年怏怏不乐地“叶落归根”，回到了农村老家。
　　 自小并不起眼的牯子，读书却颇有天赋，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让同学们很是羡慕，自然更少不了老师们的表扬，特别是家访时老师对父母从不吝惜的赞许，让没时间过问牯子学习的父母非常开心，但老师前脚刚走，又马上叫来儿子耳提面命，决不能骄傲自满云云。牯子习惯了，照常好好读书。但是他不明白：明明自己从不骄傲，也不敢骄傲，为什么大人硬要像防贼一样防着自己骄傲呢？难道学习好的人就一定会骄傲？这是哪门子道理？！不管他，反正小学六年，牯子就莫名其妙地背了六年“骄傲自满”的黑锅。
　　 初中三年，牯子的成绩一如既往地好，终于没人老是唠叨了。放开手脚发奋学习，冲击中考，却出了意外，没机会了！文化大革命冲击了学校，没书读了。整个大队只有牯子读完了初中，算是半个“文化人”，还是得回农村战天斗地学大寨，牯子心里苦闷极了。虽然自己不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要跟父辈那样背晒黄天眼观濯水拼体力干农活，实在是力不从心得很。父亲常说的“男人十五当门户，女人十五坐高机”这句本地俗话，也消解不了牯子内心的苦恼。
　　 突然有一天，福源学校的陈老师来了，把牯子母亲拉到一边，絮絮叨叨说了一阵话。我估摸着现在不归你们管了，总不至于还在唠叨“不能骄傲自满”的话题了吧。没想到母亲说是陈老师有事，要我去代课。母亲和颜悦色地说：“伢子，老师都上门来了，你就去帮他代课，半个月就完事了。好吧，我可是答应了他的。”牯子不乐意，说：“妈，您也不问问我，怎么就答应了呢？我不去。”“为什么呢？他可教过你呢。”牯子还是不情不愿：“这个我当然记得。可是我没当过老师，不会教呀。”牯子母亲笑了：“不会就学嘛。铁匠冇样，边打边像——‘和尚也是人做的’，你读了那么多书，不像妈是睁眼瞎，你去代课就是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相信你！”听了母亲一番鼓励，牯子有些迟疑地点了点头。
　　 秋高气爽，丹桂飘香。牯子鼓足勇气来到了福源学校。看着孩子们天真烂漫，牯子就想起了当年在这里就读的情景。一切还是老样子，自己肚子里那点墨水，用来教低年级小学生应该还是够用的。走进教室，迎着孩子们齐刷刷的目光盯向自己，牯子心里又开始打鼓了。天气不冷不热，身上竟冒起了毛毛汗。班长喊“起立”，同学们齐刷刷起立，齐声说“老师好！”牯子竟然不知所措，没有应答“同学们好”，也没有说“坐下”，孩子们左顾右盼，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候牯子才发现应该让孩子们坐下。他只是打了个手势，让同学们坐下了。至此，牯子的心总算平静下来了。他第一次用粉笔在黑板上写板书，带同学们认生字，教同学们组词、造句，领着同学们朗读课文。后来，还在课堂上提问，看着孩子们踊跃举手回答，那个认真劲，让牯子紧张的心情不知不觉放松了，甚至有些挥洒自如了。他暗暗高兴，如果不是母亲毫不掩饰的肯定和鼓励，自己是不敢走进教室的。孩子们竟然如此满意和配合，让牯子突然觉得，保不齐自己还真是当老师这块料？！
　　 稚气未脱的牯子就这样到学校试水了。慢慢的，不紧张了；慢慢的，能抓住每堂课的重点了；慢慢的，每节45分钟的课，安排得井井有条了。而且语文、数学课，同学们都听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特别是女孩子们最喜欢的唱歌课，牯子也能胜任愉快，教会了同学们一首新歌。一下课，大家就引吭高歌，唱得像模像样的，就别提有多高兴了！
　　 两周代课结束，牯子领到每天八毛钱共10块钱代课费，孩子们竟纷纷挽留，希望牯子继续给他们代课，但结果只能是失望，因为牯子是个打零工的代课老师，没有正儿八经站讲台的资格。
　　 没有悬念，牯子又回到生产队，继续从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生产劳动了。因为代课老师是临时工，不可能经常有活干。何况大队干部说农业学大寨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谁都不能袖手旁观，只能全身心投入。像牯子这种“知识青年”，更要广阔天地炼红心，脱胎换骨做新人。说得牯子一愣一愣的，好像自己读书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似的。
　　 于是，牯子为了“脱胎换骨”，只好“出黑汗，打泥滚”，把自己晒得宛如一个地道的非洲人，每天挣半劳力6分的工分。王大龙书记心里惬意：学大寨有一身力气就够了，要读那么多书干什么？知识青年就是要多吃苦，多出汗，才能真正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紧密结合。
　　 可是，看起来一成不变的大队，突然有了变化。牯子的哥哥李铁平被公社文办的吴主任看中了，要送去县里中学教师培训班培训，他任教的小学老师空缺了，急需有人补缺。怎么办？大队王书记赶紧召集大队支部开会研究，研究来研究去，都眉头紧锁，一筹莫展。有的干脆在会上哀叹起来：“只怪我们福源地土薄啊，冇得读书人。常说‘此山只有此木’，我们现在是穷得哪有木，简直一无所有嘛！”王书记听了不高兴，立马制止：“想办法，都想办法！牢骚怪话就不要说了！没人怪谁？怪我吗？！”
　　 看着书记声色俱厉地训斥，大家一时间不知道说错了什么，一个个面面相觑、手足无措。角落里有人在嗫嗫嚅嚅，王书记越发气恼：“大声说，都说！开会也没有个开会的样子，有什么不能说的？”角落里的人不好遮遮掩掩了，索性吼了一声：“牯子！”哦，牯子，李铁牛！有人接着说：“是呀，牯子不是初中毕业吗，有文化。应当可以。”这一来，发言的一下子积极了，“对，前段时间，学校陈老师请假，不是请牯子去代课的吗，教了两个星期，反映很好。”“我觉得可以。”“我也同意。”王书记回头问贫管会主任：“是这样吗？你们负责管理学校，你说说吧。”贫管会刘主任想了想，搔了搔光秃秃的头皮，说：“情况是这样。前次代课，学生、老师和家长都说牯子教得还不错，就他吧。只能‘矮子里头拔将军’了。当然最终还是书记拍板为好。”王书记知道再民主下去也没有用，于是一锤定音：“就这样，刘主任你明天就通知李铁牛，由他接任。散会。”
　　 正如福源俗语所说“X老入国民党——白天无信，夜里无梦”，第二天，牯子就被通知到学校接任老师——民办老师了。刘主任郑重其事地宣布：“这是昨晚大队支部开会研究作的决定，不允许讨价还价，你一定要把学生教好。年终是要接受贫下中农评议的，知道吧。”牯子懵懵懂懂，点头称是。
　　 其实，牯子心里一阵狂喜，他从来没想到能当上民办老师。自己才十几岁，身微力小，重活干不了，轻活工分少，常常跟一帮大嫂子、大姑娘一起干活，总觉得低人一等，还少不了听闲话，冷嘲热讽。干了一天活，日晒雨淋，身上腰酸背痛，汗臭难闻，累得精疲力尽，真有些难以坚持。看样子这一生就要交待在田地里了，这难捱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呀？！有些老农喜欢开玩笑：“搞农业苦啊，生就这样的命，只能认了。现在城里人出事了，犯错误了，都是下放到我们农村来，叫劳动改造。而我们一直在劳动改造，跟他们一样。要是什么时候把我们也下放到城里去劳动改造，吃国家粮拿工资就好了。牯子你是读书人，要干斯文的活才好，不能像我们在地里刨食，累死累活的。”牯子笑了笑，我内心何尝不是那样想呢？没指望呀。但是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瞎眼鸡仔天照应”，现在竟然让我当上民办老师了，真好！
　　 去了学校，牯子虽然料到条件不会好，却还是大吃一惊：所谓学校，就是农家的一个厅堂。墙上挂着一块有了些年头的黑板，前面有个“讲台”，下面摆着十几张歪七倒八的课桌。牯子教一、二、三三个年级，二十几个学生。这些男孩女孩，都衣衫不整，疯玩起来就大汗淋漓的，回到教室上课，里面就氤氲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打开大门，仍然“阴魂不散”“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牯子只能慢慢适应、习惯。到了冬天、阴雨天，打开门，风吹浪打，凉飕飕的，冻得孩子们直打哆嗦。关上门，光线奇缺，看不清楚，别说看书，就是看人也影影绰绰的。因为教室里没有电灯，也没有电扇，纯靠天然。在这里的三尺讲台讲课，还真是个苦活儿，跟农业那个天然工厂仍然有些类似。不过至少不要天天到田里山上“经风雨见世面”，又令一些人很有些羡慕嫉妒恨。
　　 一年级的娃娃最难教了。刚刚离开家庭和父母的照拂，一系列的不适应。最小的刘利明连拉屎撒尿都没办法自己解决，牯子还没结婚成家，对这一类事情平时是不管的，也有些不屑于。但是当上老师了，就必须负起责来了。上课了负责教课，下课了护送年幼的孩子上厕所，帮他们擦屁股，把裤子穿好才完事，免得影响卫生引起“民愤”，以便接着上课。
　　 三年级也有麻烦事，有个高个子男同学叫钟武，不知怎么脖子上长了一种像顽癣的东西，奇痒难忍，他只好不停地抓挠，皮屑想雪片般四处飞舞，同学们个个唯恐避之不及。牯子只好把他安排在最后排。即便如此也无法彻底解决问题。到了夏天，钟武的脖子挠破后流脓流血，苍蝇蚊子趋之若鹜，他不停地赶，不停地打，也无济于事。尤其是那种令人作呕的腥臭味，久久不散。为人师表，牯子不仅自己要强忍着，还要苦口婆心地告诉全班同学：你们不能嫌弃钟武，因为他是你们的同学、兄弟，他也不想让大家讨厌，是疾病纠缠着他而没有办法，不是他故意搞个什么幺蛾子来烦大家，他是身不由己，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痛苦。没办法帮他，我们也要设身处地同情他，这就是教养。我们不是经常说，“人到八十八，莫笑别人光眼瞎”吗，我们就要做有教养的人。毛主席号召我们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同学们都要做这样的人。大家说对不对？孩子们不约而同地大声回答：“对！”从此，大家说到做到，再也没人嫌弃钟武了，而且主动接近他，帮助他，让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他也尽量控制自己，尽量讲究个人卫生了。全班同学团结一心努力学习，其乐融融，牯子也为同学们的成长而十分欣慰。
　　 当民办老师很辛苦。民办老师教的基本都是复式班，好几个年级的孩子挤在一间教室里，全靠老师安排得好。一堂课只有45分钟，给其中一个年级上新课，其他几个年级的学生都要逐个安排，有的默读课文，有的抄写词语，有的……，反正都要安排妥帖，都要有事做。安排好了，给一个年级上课。一会儿后，轮到下一个年级。又是如此这般反复一遍。老师在讲台上忙得辫子不沾背，学生也手忙脚乱，生怕没听清赶不上趟，都累。放学后，老师还要备课备查，批改作业，忙到深更半夜。三个年级还算好，还有一个人包一个学校，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任课老师都是一个人，包打包唱，正所谓“放下锄头又是锹”，整天跟拉磨一样连轴转，累得跟孙子一样。就这样，还是提心吊胆，生怕一不小心丢了饭碗。马尾冲就有一个何姓女老师，带着一双儿女，包办了一个学校，五个年级。牯子一直为她担心：她一个弱女子，是怎么累死累活把这个民办老师撑下来的？
　　 民办老师是上世纪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毋庸讳言，其社会地位是不高的，其生活待遇也是卑微的。牯子深深感到，就是这么一个特殊群体，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成了教师队伍的主体，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多是由读书较多、因为各种原因滞留在农村的“知识人”担任，比如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像牯子这样的回乡青年，具备中学学历，进入教师队伍后，便以此为职业，靠此谋生，有的甚至终其一生，终老农村，到死也没能转为正式的公办教师。说起来，牯子还算是其中幸运的一员。
　　 有云：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这是没错的。但当年教师分为两种：公办和民办。一字之差，俨然两个世界。大家都当老师，在一个学校上班，都干着传道受业解惑、教书育人的同样工作，作出的贡献也大同小异。但是两者有着天壤之别：公办老师端的是铁饭碗，每月领着不菲的工资，社会地位也比较高，在农村是被人仰视的，谁都知道是写在了“天地君亲师”家神牌位上的；民办老师是临时工，在学校是老师，回到生产队就是农民，干农活。拿的报酬要等到年底决算，由贫下中农代表评议出给你的工分，每天大约三两毛钱，因生产队的不同而略有差异。而最大的差异是：民办老师是泥饭碗，随时可能丢失。而丢失的原因则多种多样，防不胜防。
　　 有一年，牯子在学校已经当上了副校长，在本村的初中负责数理化这类主课。妻子柳春也在同一所学校教低年级，学生会考成绩在全公社也排在前列。按正常情况应当安然无恙。出乎意料，人称“五统一”（他裤子上破了一个洞，却大会小会呼吁要做到“五统一”，社员们就暗地里送他这么个外号，说每人裤子上也必须破个洞）的刘升来了。牯子估摸着他是副书记，分管学校，平常从不来学校，今天突然来了，怕不是好事，“事出反常必有妖”嘛！但还得笑脸相迎，问道：“刘主任，有何指示？”刘升接过递来的茶杯，顺手放在桌上，翘起二郎腿，慢条斯理地开始说：“没什么事，就是传达支部会议的决定——”牯子看他那居高临下的样子不惯，耳朵像在听着，眼睛却在他裤子上全方位寻找破洞，正要有所发现时，突然听到“要柳春回生产队参加农业学大寨劳动”时，才醒悟过来，果然如此，他们把柳春的饭碗直接砸碎了！牯子立马站了起来，铁青着脸质问刘升：“为什么？是不是她教得不好？？还是出了什么问题？？？我想问个究竟！”刘升也强硬地回应：“没有为什么，就是大队支部的决定，农业学大寨需要劳动力！”牯子更火了：“好，要劳动力的话，我回去，我是男的，全劳力，更适合！”刘升理屈词穷，强词夺理：“牯子，服从安排吧，个人服从组织，你懂的。学校需要你留下，你就留下！好吧，我走了。”柳春苦笑了一下，“行，我回生产队。”就这样，柳春这个民办老师的饭碗保不住了，她又成了战天斗地学大寨半边天队伍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