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意识流小说的人物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人物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两者的差别是很大的，主要的有：
　　 现实主义小说写人重在逼真、再现，意识流小说则追求写意、神似。在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们的笔下，人物的容貌近于画像，连脸上的皱纹都一清二楚；而在乔伊斯、福克纳的笔下，就是人物的高矮胖瘦都不肯提及。
　　 现实主义小说写人大多细致、完整，意识流小说写人较为分散、零碎。《战争与和平》里的彼埃尔，贯穿全篇，他的性格的形成、发展，都有合乎逻辑的交代；《尤利西斯》中的布鲁姆的出身、经历，则是片片断断、时现时无的。
　　 现实主义小说写人注重形于外的行动、言语，意识流小说的人物则深入、细琐地挖掘内心。提到安娜·卡列尼娜，读者就会想到她家庭失和、巧遇渥伦斯基、婚外恋情、承受社会压力、自杀以求解脱等等情节；而谈及莫莉，则只能去从她那长长的内心独白中，来解析这个人物。
　　 现实主义小说写人以情节为统摄，意识流小说写人物心理则用意识流串联。百万字的《战争与和平》，是由一场法俄之间的大战役，串联全篇的；同样是百万字的《追忆似水年华》，则无法讲述它的故事，“追忆”这意识流动的线索也牵制了全篇。
　　
　　 二 以心显人，以心系事
　　
　　 意识流小说家一再声明要“取消人物”，但是，他们可以模糊人物的“形”，而遮掩不了人物的“神”。他们越是把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得细致、深入，他们笔下的人物的性格、神态越是跃然纸上。岂不知，意识是人物的意识，意识的流动，本质上是人物的流动；那些闪念、回忆、遐想、思索，不都是人物过去或将来的言行举止的再现与虚拟吗？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离开了人，还有什么意义呢？小说既然是文学，而文学本质上是人学，它又怎么能不写人物呢？
　　 小说塑造人物，途径与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侧重外在的表现，有的侧重内在心理，两者殊途同归――最后都落实到人物形象上面；有的崇尚着实的描写，有的追求写意的象征――最后也还是落实到人物上面；有的关注历史社会的整体情势与民族心理，有的挖掘在此背景下独特个体的隐秘的灵魂――最后还是为了表现这“大写的人”。
　　 人物的本质、性格、个性，决定了他们做什么、怎么做，说什么、怎么说，想什么，怎么想；反过来，做、说、想，又准确地表现了“这一个”人物。应该说，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是各种流派的小说家们的共同追求。在现实主义小说中，就有许多入木三分地刻划人物心理的实例。托斯妥耶夫斯基凭着他的小说，就可以加入到意识流小说流派中去。当然，乔伊斯们在这方面是另辟蹊径，走得更远了。
　　 不管是否意识到，也不管是否情愿，意识流小说家们这样细致、深入地写出“内世界”，最终是写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同时，这特殊、个别的人物心态，又准确而深刻地表现了一定历史社会的情势与民族心理。而意识流小说也正因为这一点，才不会被后世认定为文字游戏，终于在小说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传统的小说，讲究“事因人生，人以事显”；同理，意识流小说，则是“心因人生，人以心显”。至于情节，则是“以心系事”了。人的意识，其流动性、跳动性、粘合力、发散力，是无可限量的，它给了小说的表现以充分的自由。
　　
　　 三 正态与变态的心理
　　
　　 比较起来看，意识流小说不单是着重写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且强调写人物的非正态心理。
　　 意识流小说集中笔墨反映西方现代社会四种基本关系上的扭曲与变异，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上的颠倒、错位、扭曲和脱节。因其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腐蚀作用而造成，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便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矛盾与精神危机。资本主义的畸形社会现实造成了人们畸形的人生观。他们否定社会、否定自然、否定世界，相信并肯定“自我”，认为“自我”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核心，并从人的直觉本能、无意识出发，排斥理性活动，表现“自我”失败和丧失“自我”的悲哀。其主人公大多是孤独而无所作为的“非英雄”或“反英雄”。意识流小说强调表现人的孤独的内心世界，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内向性和表现性。所谓“内心世界”就是脱离物质世界的“纯粹的精神世界”即人的瞬间印象、直觉、无意识、潜意识、变态心理。它强调孤立地描写内心世界，将客观现实世界与主体内心世界割裂开来，对立起来，颠倒了主、客体关系。
　　 它也是意识流小说家在小说技巧上极端求新的表现。前面说过，现实主义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技巧方面，已经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峰。西方艺术界向来有着求新的传统，为了突破、超越传统，他们不惜采用各种方式，甚至荒谬的方式，来建立自己新的小说技巧体系。夸张、变形、隐喻、象征；分散、断裂、空白、反逻辑；虚拟假设、神话对应，等等，都成了他们有力的武器。
　　
　　 本节参考文献
　　 罗泽凤：《20世纪外国文学专题》，中山市电视广播大学（网络）。杨星映：《文学概论》，重庆师范大学（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