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派小说技巧的创新
　　 卜奎老人（编著辑录）
　　
　　 存在主义小说，为适应表现自己的主旨，也创造了一系列的新的手法。据何仲生、项晓敏等先生的文献的总结，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种：
　　 一，整体构思的极限境遇模式
　　 前面说过，现代派小说一般都避开常态，而选取超常的状态。极限境遇，是把人物放在极为特殊的情境之中，这常常是对灵魂的拷问。如萨特作品的环境描写，是要表述存在主义人学的基本观点：世界荒谬，人生孤独。他认为每个自为的人处身自在的世界中，常常遇到的是障碍、限制和奴役，感受的是反感、恶心和孤独。萨特把这种作品中的环境条件称之为“境遇”描写。因为作为主体的人，只有在特殊境遇中，才能作“自由选择”。他称自己的剧作为“境遇剧”，就被视为一种戏剧新品种。可见，境遇描写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如短篇小说《墙》中的革命战士，面对的是被判死刑、等待枪决的荒谬世界；《恭顺的妓女》中的丽瑟，处身于威胁和利诱的严酷包围之中；《苍蝇》中的王子长大归来，面临的极限处境，是违抗神意，杀掉犯罪的母亲和篡位者，还是服从神意，妥协让步?《死无葬身之地》的极限境遇，是游击队员们招供、活命、成为懦夫，还是忍受酷刑、宁死不屈?他们在生死攸关的分界线上，在考验独立意志的尖锐时刻，仍能坚持自由选择，表现出存在主义人学的最终胜利。
　　 加缪的小说，也是如此。《局外人》中主人公莫尔索的遭遇，最初还算正常；而在突发事件中，他开枪致人丧命，则属偶然。正是这人命官司，使他身处面临死刑的极限境遇。生死对人的考验，实在是太严重了，逼得他灵魂深处产生震荡，不能不明确地表明自己对生死的态度。正是他面对死亡的态度，才把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表露无遗。
　　 《鼠疫》是假想的情境，特殊而又特殊。大瘟疫，大灾荒，人人自危，在劫难逃，每一个人的身体都要经历这场考验，每一个人的灵魂都要经历这场拷问。里厄医生正是在这场大灾难中，思想得到了改变与升华。
　　 存在主义小说之所以要设定一个极限境遇，这是与他们要表现自己的哲学思想的意图分不开的。他们的哲学思想，都是关系到人生、世界、哲理的等大问题的；如果想通过小说中人物体现这些思想，非一般的遭遇、经历所能完成。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琐琐碎碎的凡人小事，不可能震荡内心，不可能触及灵魂。如果要揣摩他们构思过程的话，那一定是先把要表达的思想，在头脑中孕育成形，然后才去设计人物的境遇；可以说，这类写作，“主题先行”的意味很浓。
　　
　　 二，符号化人物形象
　　
　　 同选择构思模式的原因一样，存在主义小说中的人物设计，也同样是符号化的。也就是说，这些小说人物，都是体现作者哲学思想的模特；同时，他们又是作者的代言人。萨特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用来体现这一思想的人物，都是他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
　　 《恶心》写与社会生活隔绝的主人公罗康丹，有一天突然感到他周围存在的一切都令人恶心。他觉得存在毫无意义，就连他自己对这个世界来说也是多余的。小说显示了主人公对荒诞世界的“深深厌倦”，对现实的恶心感，不可知感，恐惧感，迷惘感，对生活的陌生感以及孤独感。他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随时随地都对客观事物产生怀疑与恐惧。他觉得这个世界污秽丑恶，人人都萎靡不振，浑浑噩噩，彷徨苦闷，感到生活毫无意义。这些，可以说都是作者思想对人物思想的复制。理解了罗康丹，也就把握了萨特的思想。
　　 同样，基于这种思想，《墙》中的伊比埃塔面对死亡，那样超脱与坦然，也准确、鲜明地体现了萨特的哲学思想。这个人物，他不肯出卖雷蒙·格里，有了一套“萨特式”的解释：“毫无疑问，我仍然敬重他，他是一个硬汉。可是这不是我愿意代替他死亡的理由，他的生命并不比我的生命更有价值；任何生命都是没有价值的。人们叫一个人贴着墙站立，然后向他开枪，直到把他打死为止，这个人到底是我还是格里还是另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我知道的很清楚，对于拯救西班牙他比我更有用，可是我不在乎什么西班牙，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都不再重要了。虽然如此，我却仍然在这里，我可以出卖格里来挽救自己的性命，而我拒绝这样做。”同样，对于看守和审问者，那些西班牙的长枪党来说，伊比埃塔的“自我”注视到的是：“这两个拿着马鞭、穿着长靴的家伙，他们也是终于要死的人呀。他们死得比我迟一点，可是也不会十分迟。而他们却整天在文件上找别人的名字，他们追捕一些人，把这些人关起来或者消灭掉；他们对西班牙的将来和别的许多问题都有他们的意见。他们这些渺小的活动在我看来是令人厌恶而且滑稽可笑的……”这种解释，令人感到非同一般，好像他的躯壳里装的是萨特的灵魂。
　　 萨特的哲学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强调个人的“自由选择”，在他的小说里，就写了能够体现这一思想的人物。萨特认为，尽管每个人都是荒谬世界中痛苦而孤独的个人，但个人不是任凭摆布和无能为力的。每个人都有独立意志，能够通过行为选择，走自己的道路，把握自己的命运，创造自己的未来。在萨特的人学词典中，“存在”并非“在”的同义词，那种以为人既出生就叫存在的观念是不对的。倘接受神性、人性或某种理性的支配而盲从他人，便是失去自我，算不上真正的存在。此外，自由选择也不能一次完成，而是要不断选择。人从摇篮到坟墓，是一个不断自由选择的行为系列。如果以为作了一次选择，就固定为这种存在者，那就要因停滞而僵化，也就终止了存在，从存在变为不存在。所以在存在主义者面前，永远有一个等待他去自由选择的空白，直到死亡为止。死亡，是一个最困难的选择，极限性的选择，是不断选择链条上的最后环节。萨特把这种自由选择的人物称为“真实人物”。如短篇小说《艾罗斯特拉特》中，描写恶人保尔·希尔拔自食恶果，因为他作了恶的自由选择。《苍蝇》中的厄勒克特拉，是一个自由选择于先，投降妥协于后，只作了一次选择的悲剧人物。《禁闭》中的三个鬼魂互相追逐，表现了犯罪者身陷精神地狱，也说明了自由选择者必为后果负责的道理。《脏手》中雨果的所为，则是追随极左路线，又终被极左分子除掉，表现了盲目选择的尴尬和绝望。
　　 存在主义小说中，人物的许多话语，实际上是在代作者宣讲。在加缪的《局外人》中，莫尔索在狱中和神父的辩论是最精彩的部分。他们之间唇枪舌剑，围绕人生一些根本问题展开辩论。莫尔索把存在主义的自由观、本位观表达得非常清楚，作者让莫尔索以“胜利”而告终，以昭示存在主义思想的正确。
　　 三，对比反差
　　 任何事物，如果孤立存在，还不易显现它的特点；只有在与相对、相关的事物对比时，才能凸现其与众不同的特异之处。《局外人》为了表现人物对现实的“局外人”态度，作者使用了对照的手法。小说采用了三重对照。第一,是人物的态度与人物境遇的对照。存在主义文学家总喜欢为他的人物设置一个能对人物发生影响的特定性情景，然后再集中笔力表现人物在规定情境中的心理和行为。奔丧、结婚和判刑这三件事，是加缪为他的人物设置的规定情景。对于母亲的死亡和安葬，莫尔索是冷漠的；对于爱情和婚姻，莫尔索是无所谓的；对监禁，审判和死亡，莫尔索是消极超脱的。在这里，人物的主观态度同人物的客观遭遇如此的反常，如此的不协调:从客观境遇上讲，莫尔索是局内人，而且是主要当事人;从主观态度上看，他却是个局外人，于是态度与境遇就形成了强烈对照。第二,是人物间不同态度的对照。作者在主人公身边安排了门莱兹、玛丽和辩护律师这三个人物，用他们对于事件的积极态度来同莫尔索的冷漠态度相对照，产生了很好的效果。门莱兹是母亲生前的好友，对于朋友的死，他的悲痛是深沉和由衷的；玛丽是莫尔索的女友，她对爱情是真挚和热烈的；辩护律师对待莫尔索的案子，对于莫尔索的命运和生命，反而比莫尔索自己更加关切。同他们相比，莫尔索俨然是一个局外人。第三，是人的生理要求和心理反应的对照。莫尔索在奔丧和恋爱上，更多的是生理上的感觉，而缺乏应有的正常的心理。他的心理活动仅仅是生理要求的条件反射，这样，他就不是社会的人，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局外人”。
　　 在《墙》中，情节的陡变，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临刑前伊比埃塔的坦然自若，与美尔巴尔的颓然倒地和汤姆的泪流满面，是对比；伊比埃塔的戏弄敌人，反倒帮助了敌人，是对比；伊比埃塔抱定必死的决心，反倒不死，也是对比；直接面对敌人的，没有死，躲藏起来的反倒被抓，生命难保，也是对比。
　　 本节参考文献
　　 何仲生、项晓敏主编,欧美现代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杭州图书馆，外国文学［DB/OL］，文澜在线
　　 中央电大,欧美现代文学史[DB/OL]，电大在线
　　 大丰电大,20世纪外国文学专题[DB/OL]，陈存国主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