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有光的地方,心不一定会亮(散文)
一
三奎躺在土炕上,皮包着骨头的黑红色脸颊,随着体温的下降变得苍白。包大嫂再次摸了摸三奎的身体,对三奎媳妇说,“人完全咽气了,喊人给穿衣服吧,再不穿身体就硬了。”
三奎的媳妇眼神躲闪,红着眼拉过13岁的儿子跪在三奎的头前,给三奎磕了三个头,随后喊来村里专为过世人穿寿衣的老人。
三奎的一生,就这样被五层寿衣包裹起来,抬进了为他搭建的灵堂里。
二
无论春夏,一身灰白色西服,花白的头发落满灰尘,黑色的布鞋被泥污掩盖,也成了灰白色;走路慢得如蜗牛,一步一步地数着走,仿佛走快一步,就忘记前路走过的步数;与媳妇一同下地干活,媳妇从地头干到了地尾,又从地尾干到地头,三奎还在地头的三分之一处“忙碌”;无论媳妇怎么打骂,都不吭一声,面部表情永远是坚硬的木讷包。这是精神没出现问题时的三奎。
上身中山装,直筒裤熨得笔直,花白的头发梳得整齐油亮;已掉漆的红旗牌自行车擦得一尘不染;笑口常开,遇到村里人,无论男女,无论大人小孩,都赶着打招呼,发香烟;从大队小卖部到邻村小卖部的路上,“奶奶,你听我说……”的样板戏词,一字不落地从他的口中传出;他家的房顶上,七八十年代用来播放广播的大喇叭连接唱机,革命时期的样板戏一首首地在村里响起。村里人知道,三奎的精神又出现问题了。
三
上世纪四十年代,三奎的父亲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四散奔逃,三奎的父亲逃散后,一路讨饭回到了家,在族人的帮助下,娶妻生子。三奎是家里的老三,身前有两个哥哥,身后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在那个人人奔跑于温饱线上的年代,他们兄弟姊妹能活下来,已很幸运。
三奎没上过学,行动力较之别的兄弟,有些迟缓,在生产队干活,总也拿不到高工分,后来,生产队长看他老拖后腿,就安排他去放牲口。一次赶牲口下河喝水时,不小心被骡子踢到了腰部,从此后,走路猫着腰,更慢了。
七十年代初,革命样板戏在大队巡回演出,大队的礼堂里,他随村里的伙伴一起去看样板戏,看得上了瘾。起初只在本大队看,后来就追着到相邻的大队看。为此,没少挨他爹的打。后来,从同伴们口中传出,三奎相中饰演《红灯记》中李铁梅的那个姑娘了。那位姑娘的家与我们大队相邻,身材苗条,喝戏嗓音洪亮,过了白塔河就到她家了。他们说,每次演出散场后,三奎不顾伙伴们的嘲笑,尾随姑娘去邻村“踩点”。
伙伴们说这些的时候,嘴角挂着不怀好意的笑。
情窦初开的年纪,心房一旦住进一个人,是会生根的。《红灯记》里饰演李铁梅的角色,就这样住进了三奎的心,一住就是一生。
到了谈婚的年龄,精瘦木讷的三奎,再加上家庭的清贫,经媒人介绍的对象,一波一波地看完家道,就没了下文。三奎的脸上,一如既往地平静,甚至对没看中他的那些姑娘们,报以少有的微笑。
家道看了不少,家里的鸡也被媒人和看过家道的女方及家人吃了不少。眼看三奎三十好几了,他的父母急眼了。
家乡有个规矩,哥哥姐姐不成家,弟弟妹妹是不能成家的,怕弟妹们成家了,哥哥会打光棍,还有,三十好几还没个媳妇,要被村人笑话的。于是,三奎的父母托人从外村找了媒婆,又经过好几次看家道后,给三奎说合了一桩婚事。
看家道的那天,我也去了。那个时候我还小,我们家和三奎家门对门,听说三奎家又来了看家道的,兴奋得不得了。要是三奎的父母(我的堂叔堂婶)高兴,会给看热闹的小孩每人发一颗或两人发一颗糖。我们跑进他家的书房,一向吝啬的堂叔给我们每人发了一颗糖,让我们到门口玩。
三奎的婚事说成了。那天看家道时,他家里摆放的椅子桌子,还有被褥等,都是从别人家借的。我想,堂叔让我们出去玩,是怕我们认出其中的一个椅子或桌子是我家或别的小朋友家的,就给了我们一颗糖,好转移我们的注意力。
四
三奎结婚后才发现,他娶的媳妇是个“悍妇”。心情好的时候还能好好说话,谁要是惹着她了,身边有啥拿啥,不管头上身上就招呼过去;干活是个急性子,拉车上坡,别人要缓三次才能拉上去,她一口气不歇就拉上去了,三奎的父母很喜欢这个儿媳妇。就苦了三奎了,本就慢吞吞的性子,隔三差五地挨打,有时鼻青脸肿,有时走路一拐一拐的,遇到人问起,也不说话,低着头就走开了。
后来,村里人发现,三奎时常在白塔河的桥洞里睡觉,尤其夏天,干完活休息时,三奎躺在白塔河桥的二洞里。从河湾吃来的风,从桥洞的左面进去,又从桥洞的右面出来,很凉快。村里年龄大的人看到,走过去对三奎说,“穿堂风吹多了会中风,回家睡去吧。”
三奎不听,依然睡在桥洞里。没过多久,三奎中风了,左边的手和腿不听使唤。三奎的媳妇找来了十一姥姥,在指尖上放血;胳膊、腿上扎针。后来虽然能走路了,但行动比以前更慢了。
就在三奎中风后的半年,某一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村里响起了革命时期唱过的样板戏。村人被吵醒,很好奇是谁家放的。有好事者,寻着声音找到了三奎家。
他家的房顶上立一根木杆,木杆上绑着消失了很久的大喇叭,声音就是从久违了的喇叭里传出来的。
好事者三五人,推开三奎家的门,看到一向邋遢木讷的三奎,穿一身崭新的中山服(结婚时穿过的);平时如毛毡,舍不得洗得头发,梳洗成背头;脚上的皮鞋擦得铮亮,整个人看起来精神气十足。
看到有人进门,三奎笑嘻嘻地迎上去,拿出香烟挨个发,说话的声音比平时大了三倍。
村人多为叔伯兄弟,看到他这样,有些摸不着头脑,问,“奎哥,你这是怎么了?发财了?”
“大队让我当广播播放员了,看,喇叭找到了,也架起来了,唱机也接上了,就差搭戏台了。”三奎家书房的桌子上,放着一台唱机,几十张唱片叠放在唱机旁,唱机开着,播放的是《红灯记》里,李铁梅的唱段。三奎的媳妇坐在土炕上,一边脸红肿,一看就是被打的。
“走,赶紧去问问陆爸爸,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那些堂哥恍恍然地来到了我家,问父亲,“三奎哥放广播,您听到了吧?他说是您让他当大队广播员的。”
“前两天他来大队,说是借喇叭,还说他要当大队部的播放员。这都什么年代了,喇叭放在库房里都落灰了,谁还听广播。后来,经不起他的纠缠,就把大队库房里的喇叭和唱机让他拿走了。”
“我们去看了,三奎哥貌似中邪了,不但把自己收拾精干,还敢打他女人了。”
“你们去找他的弟兄们商量一下吧,前两天他去大队,我就看他不对劲。小泉村里曾经饰演过李铁梅的那个丫头的老子,昨天找来了,说是三奎去他家闹了,要找他家丫头谈谈呢。”
这无疑是个炸裂性的消息。果然,就在当天,村人看到穿得得体的三奎,骑着那辆破旧但擦得油亮的自行车过了白塔河,去了小泉村,一路上哼唱《红灯记》里李铁梅的唱段。
那段时间,三奎不分昼夜的“工作”,白天骑着自行车四处奔忙,晚上把行李搬到白塔河的桥洞里,早上天刚蒙蒙亮,大喇叭又在他家按时响起;他日渐消瘦,但精神却越来越好,在小泉,本村、大队部的路上,来来回回要走十几趟,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一顿饭也不吃。
媳妇忍受不了他这般折腾,找到三奎的二哥哭诉,“他爹走了,大哥又在嘉峪关,你要不管,这日子实在没法过了……”
三奎的二哥喊齐了他的两个弟弟,商量着要把三奎送去医院检查,再这样折腾一个月,人就折腾没了。
三奎送去医院时,好几个人都按不住,最后用绑猪的方式绑着去的。医院看到这情形,不收,建议让送去精神病院。
于是,三奎被绑到了精神病院。
三个月后,三奎出院了。比绑去精神病院时胖了不少,神情木讷,与最早的三奎形象吻合。三奎的弟兄们松了一口气,警告三奎的媳妇,“不要动辄打骂,如果再有下次,我们就不管了。”
半年后,三奎家的房顶上又架起了喇叭,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唱词压住了三奎媳妇的打骂声,村里又出现了骑着自行车,穿中山服的忙碌身影。不同的是,这次没人再去寻音访人,三奎的弟兄们也没有再去绑三奎,只是再次警告了三奎的媳妇,让她善待三奎,别事后后悔。
当人们少了猎奇的心后,就只关心自家的一日三餐。样板戏的唱词从什么时候没有的,没有人关心,也没人去在意;三奎忙碌的身影从什么时候变成走路佝偻的小老头形象,也没人去记住,去看,去问。
父亲注意到了,叹口气,“奎老三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他的父母对他关心不够,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娶的女人又是个母夜叉,奎老三性格懦弱,女人太强了男人抬不起头来,不好;最重要的,是他对当年饰演李铁梅的那个丫头执念太深。人啊,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看清自己的本质,和自己不匹配的,趁早放下,和他现在的女人如此,和那个饰演过李铁梅的丫头也如此。
五
三奎躺倒的时候,家里没有人。
早起,三奎的媳妇喊三奎去地里刨土豆,喊几声了,没见三奎应声,随手拿起身边的铁锨,在三奎的身上拍打了好几下,就去刨地里的土豆了。
从早上到晚上,三奎的媳妇和儿子天生,都没回过家。晚上回来,媳妇看到三奎还睡在土炕上,就来气,边骂边操起笤帚就打在三奎的身上。三奎没吭一声,媳妇又要打,13岁的天生看不下去了,夺过母亲手里的笤帚扔到地下,说,“你让爹去干活,你看看他现在这个样子,能站得起来吗?爹都一天没吃东西了,你打他都不动了。”
三奎的媳妇转身踢了天生一脚,骂骂咧咧地去做饭了。吃饭时,天生把饭端到土炕前,叫,“爹,饭熟了,起来吃饭。”叫好几声,三奎没动静。天生放下碗,摇晃三奎的身体,三奎的身体如一具木偶,硬邦邦地,摇不动。天生有些怕,急忙喊他的娘。
三奎的媳妇跑过来,摇晃了一下三奎,看没动静,又用手扒拉三奎的脸,才发现三奎已没了气息。吓得一屁股坐到地下,几分钟后,嚎啕大哭。
年少不知世味,一晃过去二十几年了,前些天他儿子有事来找我,想起他的父亲,还是有些感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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