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沃古州》（十七）：第十七回益北抗日风云涌孟团来犯脸丢尽
　　 瘦叟刘沂生
　　
　　
　　 益北原上草，
　　 风吹枯复荣。
　　
　　 益北，是抗日战争时期对益都县城以北地域的称呼，这里曾一度建立过益北县，用上面两句诗来隐喻当年胡维鲁来益都北乡开展党的恢复工作，还是比较恰当的。
　　 王宗东与胡维鲁会于云门山的“寿”字下，接受了联系原共产党县委领导成员的任务后，感到担子重，压力大，大海里捞针，到何处去寻觅呢？要完成这项任务，只靠自己是不行的，得依靠群众的力量。
　　 在1932年国民党对益都共产党的残酷镇压中，东朱鹿的共产党组织已经瘫痪，党员们实际上已经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为了完成上级领导交给的任务，宗东秘密与村里原来的党员串联，在他们的帮助下与金明取得了联系。
　　 金明，祖居益都城里，是金公馆的后人。1929年就读于山东省立十中，1932年加入共产党，并任中共益都县委宣传委员。是年八月，益都暴动失败后，金明因没有暴露身份而留下来坚持工作。1933年3月，由于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金明在狱中坚持斗争，曾绝食达七天之久。其后，他担任了监狱地下党的支部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金明被释放出狱。随后，省委任命他为联络员返回益都。
　　 金明是原共产党益都县委委员，他的归来，无疑壮大加强了党组织复建工作的力量。不久，他们又联系上了李云鹤、冯毅之等人。
　　 这李云鹤与冯毅之，都是非等闲的革命者。
　　 李云鹤，原名郑家仁，学名郑鼎，字卫华，是安徽省金寨县人。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学生运动，1924年春考入广州讲武堂，1925年春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曾任中共湖北省委特派员，6月任中共绥远省委书记。1928年先后任河南省夏（邑）永（城）虞（城）中心县委书记。1929年11月后，历任中共开封特委书记、红二十七军司令员、开封市委书记。
　　 李云鹤的阅历颇深，何以会来到我们这小小的益都县呢？1930年，他也被国民党捕获，一直关押在牢中。这人的面相很有特点，是一个大麻子，出狱后再回原地工作不安全，被改派到我们这个生地面来了。
　　 冯毅之，字仙洲，本县县城西长秋村人。1930年5月，在上海参加“左联”，10月在北平参加了共产党组织，任北平“左联”组织部部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到家乡青州，积极参加故乡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这国破山河在的益都县，平添两位有学识、有资历的共产党员，无疑给共产党益都县委的复建工作，以及益都县人民抗日热潮的蓬勃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力。
　　 开展党的工作，需要建立一个牢固的立足点。他们首先给陈德义、陈凤九、陈居木、陈铭心、刘宪功等人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重建了东朱鹿村共产党支部，书记仍然由王宗东担任。
　　 是年12月，山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林浩，与鲁东工委宣传部部长杨涤生来到益都，主持建立了共产党益都整理委员会。当时的整理委员会，由胡维鲁任书记，李云鹤抓组织，冯毅之管宣传。
　　 益都的共产党组织，重整旗鼓，展开了抗日救国活动。那时的县委，便设在益北区的东朱鹿村。
　　 国民党县府败逃、县城沦陷后的1938年1月，共产党益都县委在城东大陈村正式成立，随即迁到东朱鹿村。此时，县委由李云鹤任书记，胡维鲁改任宣传部长，金明负责组织。与此同时，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十支队也在东朱鹿村应运诞生，这是益都县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十支队由李云鹤任司令员，胡维鲁任指导员，司令部也设在东朱鹿村。
　　 益都县委不但有了自己的武装，而且还组织建立了“益都农民抗日救亡团”，并秘密发展了一大批新党员，使党员的队伍不断壮大。刘旭东、赵治安、李荆和、刘佩玉、刘杰民、李志绍、刘洪轩、陈洪洲、陈洪基、马蕴基、陈建秋等，都是这批党员中的佼佼者。
　　 1938年秋，马保三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进驻阳河一带，积极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教唱抗日歌曲，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带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东朱鹿，是益都人民抗日的策源地；东朱鹿，是益都人民抗日的指挥部；东朱鹿，是插在侵略者心脏里的一柄利剑！
　　
　　 日寇纵有千钧力，
　　 难抵民众抗倭心。
　　 抗日烽火遍地起，
　　 羞煞临阵脱逃人。
　　
　　 有语曰：“打虎亲弟兄，上阵父子兵。”
　　 这句话的意思，不能只理解为只有自己人才可靠，其他的人不能指望。它的另一层含义，是指只有同仇敌忾，才能无往而不胜。日寇侵略者大敌当前，就需要我们全力以赴，组织弟兄兵、父子兵勇猛杀敌，保家卫国。在全力以赴、举家抗日这方面，南段村的刘旭东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刘旭东的确是一条血性汉子，不但在国民党屠杀共产党最为猖狂的时候与国民党割袍断义，而且能在共产党最需要的时候，甘冒风险，挺身而出，为益都共产党组织的恢复工作做出了奉献。因而，他成为胡维鲁来益都后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一人入党，带动全家，甚至于全村、全乡。刘旭东入党后，在本村发展了九个党员，其中包括他的弟弟刘芝亭、刘观亭，侄子刘汉玉、刘汉鼎和儿子刘汉鼐，建立了南段村党支部，他便成了南段村党支部的第一任支部书记。不久，旭东的儿媳、汉鼐的妻子王秀英和旭东的侄女、汉玉的妹妹刘兰英也都入了党。
　　 顺便提及的是，刘旭东入党不久，经过刘旭东的推荐，北段村的王效禹也入了党，并且成了北段村的第一任共产党的支部书记。
　　 根据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益北地区划归中共清河特委领导。1939年10月，清河特委决定建立益（益都）、寿（寿光）、临（临淄）、广（广饶）四边县，县下设立六个区政府。县委由马巨涛任书记，杜振东任政府部长，陈凤九任组织部长，李荆和任宣传部长，赵治安任民政部长。
　　 当时的阳河镇原属于寿光五区区府所在地，赵治安兼任区长。这一带，既是四边县委的驻地，也是中共清河区特委机关与书记景晓春、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杨国夫司令员及其部队的常驻之地。因而，它既是日伪军的眼中钉，也是国民党顽固派的肉中刺。
　　 其时，刘旭东任四边县七区区委书记，张士欣任四边县各救会干事；刘汉玉任本区区中队长，刘兰英则任本区妇救会长。
　　 四边县建立后，认真贯彻徐向前、朱瑞等八路军山东纵队首长关于建立平原根据地的指示，积极发展党组织，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各区都组建了30～50人的游击分队，各村也建立了自卫队、联庄会，迫使日军小股部队不敢轻易活动。
　　 此可谓：
　　
　　 四边人民同敌忾，
　　 中华民族岂容欺。
　　
　　 在四边县的地面上，同时并存的还有另一股力量，那就是国民党的山东省保安十五旅，旅长是张金跃。
　　 张金跃，青年时代曾在军阀张宗昌部当过兵，后来依靠其叔父发迹。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举起抗日大旗，招兵买马，组成“山东抗日救国义勇军鲁东第一支队”，自封为司令。
　　 1938年10月，张金跃接受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的收编，更名山东省保安第十五旅，任旅长。1939年，又被任命为国民党山东省第十四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兵力多达万余人，辖制寿光、广饶、临淄、蒲台、博兴等地。实际上，共产党所建立的四边县，恰是在他所管辖的地盘上。按理讲，国共既然已经合作抗日，理应团结对敌，共救中华。然而，此人却属于国民党中反动派的范畴，一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因此，在四边县委领导下的抗日军民们，实际上是处于前有狼后有虎的艰难困境中。
　　 张金跃的部下，有一个反共干将徐金琮。对于这个徐金琮，想必诸位还有些印象，他就是当年刘旭东所教授的那个小名叫小安子，外号叫“滑头”的学生。
　　 这徐金琮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都有向上成才的良好愿望。他于高小毕业以后，不甘心像他的父辈们那样靠啃土坷垃过日子。1929年，当北洋军阀孙殿英部路过朱良时，徐便投入该部的军官学校，希望日后成为一个威风凛凛的军官，亦好光宗耀祖。可惜，他自幼娇生惯养，过惯了舒适的生活，哪里能经受得住军校那种早起晚眠，摸、爬、滚、打的艰苦生活呢？一年还没有混下来，他便开小差溜回家来。其后，他开了一家“大众书店”，还兼营自行车行，成了一个小老板。
　　 当年的徐金琮，毕竟还是一个热血青年。益都县城沦陷后，徐金琮于1938年的春天，随他的族弟徐琳拉起益都县抗日锋卫军第一大队，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徐琳任大队长，徐金琮任第一中队长。
　　 启始，这徐金琮的确壮志满怀，一心救国，向他的部下提出“向岳家军学习，冻死不拆房，饿死不抢粮”的响亮口号。
　　 这徐金琮的胃口不小，他不满于叔叔的小山头，不久便离开锋卫军，独自一人投靠了国民党第五战区游击队第二十二支队司令侯耀亭，任侯部的第一大队长。
　　 屈身于侯部，总是寄人篱下，须看他人的眼目行事。于是，他又于同年夏天，脱离侯部，与岳鹏、王轩等小股部队组成益北抗日游击大队，自任大队长。国民党的部队，不但敌视共产党的抗日力量，他们自己部队之间也极其不和，经常互相倾轧。徐金琮的游击大队，因为遭到国民党军杜骅儿、王葆等人的倾轧，不得不率部另投靠山。于是，他便投入到国民党山东保安十五旅张金跃的麾下，干上了五团一营的营长。
　　 张金跃其人，是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从来就不将共产党看作是革命者。因而，他也不将国共合作当作一回事，依然将共产党视作仇敌。正因为这样，他自然不会容忍在他的辖区内出现共产党的根据地。徐金琮的入伙，正好壮大了他的反共力量。张金跃违背国共合作的原则，不但于1939年10月，攻击了刚成立不久的八路军寿光独立团，制造了血淋淋的“牛码事件”，而且还派他的一团孟三部疯狂进攻四边县阳河镇一带，企图一举摧毁共产党刚刚建立的四边根据地，彻底扑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烽火。可惜，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竟被阳河一带的抗日军民回击得落花流水，丢盔卸甲，狼狈败逃。让张金跃想不到的是，这次战斗，反而打出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威风，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扩大了影响，巩固了四边抗日根据地。
　　 张金跃懂得捉鸟先挑窝的道理。阳河一带，是共产党清河区委的常驻地，张金跃以为，必欲先除之而后快。他以为共产党的四边县是虚张声势，土枪土炮的，成不了什么大气候。杀鸡焉用宰牛刀，派个孟团必能以石击卵，大获全胜的。
　　 国军的官老爷们靠吃虚编肥己，孟团手下号称有三个营，实际兵员不足八百号。除留守部队外，孟团进击四边的兵力连五百也不到。孟团的主力主攻阳河镇，另外派一个连的兵力绕过阳河镇，深入到阳河镇以南、以西的几个村落扫荡，掠取财物，补充军需。
　　 1938年正月初八日，日军曾对益北地区，亦即朱良、朱鹿、阳河一带进行过第一次扫荡。日军遇人便杀，见房就烧，奸淫了不少少女少妇，真个是丧心病狂、丧尽天良，给这一带民众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为了便于自卫抗敌，在四边县委的领导下，广泛地发动群众，开始挖掘抗日沟，让它成为毫无遮拦的平原村落的地下交通网。与此同时，还组织群众在宅院里挖掘地窝子，以备情况紧急、来不及躲避时避难用。
　　 这一次孟团来犯，让四边的军民小试了御敌自卫的牛刀。
　　 根据地撒出去的眼线极灵，日伪据点与国民党顽军们每有动静，我们四边县委便能很快获得情报。孟团还没有到达阳河镇，阳河镇的军民已经做好了迎敌准备：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我们绝不挑起事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给以回击。一道令下，群众转入地窝躲避，战士登房拒敌。
　　 孟团黎明时分出发，当赶到阳河镇时已是日上三竿。顽军弹上膛，枪上刺，形成东、西与北三面包围，悄无声息地向阳河镇逼近。
　　 当他们临近村头时，却发现了一件怪事：镇子里炊烟不起，鸡狗不鸣，杳无声息，如同一座空村落似的。
　　 孟三这人也很精明，他害怕中土八路空城的计谋。于是，下令一半兵力留守村口，作为后援，另一半兵力进村扫荡探虚实。
　　 孟团二百余名兵勇，从街北、街西与街东同时向镇内挺进。进入街口后，他们首先架起机枪，沿街扫射一通。而后又向街里投了一阵手榴弹。这是投石问路呢，还是虚张声势壮胆？切莫去管它。
　　 三路大军沿着大街步步深入，竟然没有遇到任何的阻击，顽兵们那颗悬着的心渐渐地放下了。他们在阳河镇的十字路口顺利会师，顽兵们一阵欢呼，一阵雀跃。
　　 三个号兵仰首齐歌，“滴滴嗒嗒”的会师号吹响了，向留守在村外指挥的团长孟三传递喜讯。
　　 愚蠢的孟三，听到号声以后，踌躇满志，得意忘形。他将手里的匣子枪一挥，哈哈大笑，狂妄地说：“望风而逃，这就叫望风而逃嘛！谁个是英雄？哈哈哈，是老子！弟兄们，走！进村去，要财有财，要娘们嘛，任挑任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