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月】桐花镇公案(中篇小说)
凡事都有个开头,这件事要从瞎老三找我办事说起。
八十年代初,“拨乱反正”热火朝天地开展着。那时候,我在天津静海县政府当差,是个“小跑儿”。所谓“小跑儿”,就是被当官的支使来支使去东跑西颠跑腿办事的人,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个科员。科员在县政府里不起眼儿,但在老百姓眼里算是人物了。我在瞎老三眼里,就是个人物,要不,他也不来找我。瞎老三之所以找我,还因为他家跟我家沾点亲戚关系,否则他不会认识我,更不会找我。听我爹说,瞎老三叫我奶奶老姑,是表老姑。这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搁到现在,也许早就不来往了,但过去不一样。过去人的脚步走不远,都在一个地儿求生活,加上瞎老三那边人丁不旺,我奶奶活着的时候,抱着认门远亲的想法,逢年过节,瞎老三过来探望,于是这层亲戚关系就延绵下来。这关系像一座独木桥,如今,瞎老三晃晃悠悠地走过这座桥,找到了我。我跟他说不上有多熟,但也不生。
那天,我在单位上班,刚坐在桌前不久,门开了,我抬头一看,是瞎老三。他嘴里哈着白气,手里拎着一个化肥袋子,鼓鼓囊囊的。他觑着眼先给我打了招呼,转头把袋子放到门后说,自家种的小米,吃不了,给你带了点,不知道你住哪,就直接来单位找你了。瞎老三并不瞎,只是天生高度近视,看东西的时候总是觑着眼看,在家行三,所以就叫了个瞎老三,其实他本名叫陈德霖。我站起身,嘴里叫着“德霖哥”客气了几句,给他让了座,倒了杯热水。瞎老三捧在手心里摩挲着说,我来找你,不为别的,是为我爷爷抗战时期当汉奸的事。
瞎老三是桐花镇人,桐花镇是静海县一个很大的镇子。他家的事,我小时候影影绰绰地听我爷爷讲过。我爷爷年轻的时候,两家红白事还动着。串亲戚的时候,瞎老三的爷爷跟我爷爷碰了面闲聊。说他们的祖辈也算是富贵人家,往上推三百年,他的先祖叫陈演,曾做过崇祯帝的内阁首辅,后来李自成攻进北京,把他先祖杀了。从那时起,他们才搬到了独流镇。不过这事年代久远,家谱已失,谁去考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吹大梨”往自己家族脸上贴金。他爷爷随口这么一说,我爷爷也没走心,就当故事那么一听,了事。
年代久远的事云山雾罩,无法确定真假,但几十年前的事似乎眉目清楚。据说当年日本兵来的时候,瞎老三的爷爷在镇子里当镇长。开始的时候,因为桐花镇比较偏僻,并没有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到了一九四五春夏之交,这里忽然打了一仗,之后日本人就占领了桐花镇。可是折腾了几天后日本忽然投降了。不久,政府公布了《汉奸惩治条例》,就在这当口,他爷爷忽然失踪了,家里人找,政府的人也贴出布告通缉,把桐花镇翻了个遍,结果还是没找到。镇子里流言四起,说他爷爷替日本人征过粮,借日本人的手杀过人,还出钱请戏班子给日本人唱戏,庆祝日军占领桐花镇,是汉奸。现在日本人投降,怕被政府镇压,畏罪潜逃了。不过,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政府根据村里一部分人的交待,把瞎老三的爷爷定为伪镇长、汉奸,从那时起,他爷爷汉奸的帽子就戴上了。家人成了汉奸家属,财产被民国政府罚没,走在街上被人指指戳戳,在镇子上抬不起头来。一晃,这事过去四十年了。听说刚开始的时候,他家不认可这个汉奸的定性,往上找过几次。后来,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像浪头一样拍过来,就不找了。不找了,并不是认可了汉奸这顶帽子,而是不敢找了。现在世事变了,东风压倒了西风,他又开始倒饬这事,难道这里面真有不为人知的隐情?
这次瞎老三过来找我,意思是趁着“拨乱反正”的机会,想让我找找领导,看能不能翻案。因为他听他奶奶,就是我的表老舅母,跪在地上发誓赌咒说他爷爷真不是汉奸,真没为日本人办过事,反倒是为桐花镇办了不少好事,说他爷爷是汉奸,这样冤枉的事,就是她死了,到阎王爷那里也是要告状的。
我听了有些为难。为难倒不是不想帮他,主要是觉得这个事不好办。一来“拨乱反正”主要是针对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对于民国时期定下并在解放后的延续的“卖国罪”的翻案,国家没有政策。二来现在年根儿底下,县领导光是慰问老红军和伤残军人的事就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现在光凭瞎老三的一张嘴,无凭无据,就提着这桩陈年旧案找领导去说,无疑是背着北瓜找擦戗——自找挨擦(呲儿)。更重要的是,我虽然在县政府上班,但就是个“小跑儿”,人微言轻,恐怕领导不会把我放在眼里。
可现在瞎老三抱着一腔火热的希望找我,我不好意思把这话儿说出来,那样也显着我无能,我在他心目中的“人物”形象会大打折扣。心里这样想着,我的嘴唇就紧绷起来,手指像敲鼓似地敲着桌面,不安和为难的情绪就通过这些肢体语言传递给了瞎老三,瞎老三眼巴巴地瞅着我,目光像是粘在了我的脸上。
我咂巴着嘴盯着对面的空墙面发呆,心里想着怎么答复他,想了好一会儿,也没什么新鲜招数,总不能一口回绝,告诉他:你这事我帮不上忙。他大概也就认识我这一个吃公家饭的,这样说,等于是断了他的一丝念想,就像直接告诉癌症病人他得了绝症,回家该吃点啥就吃点啥差不多。可也不能爽快答应,因为自己真没有那本事。想了半天,最后还是祭出拖字决,用时间来换空间。想到这儿,我说,德霖哥,现在文革当中的冤假错案成山成海,上边也弄不过来呀。你爷爷我老舅的案子属于旧年积案,年代久远,比较难搞清楚,得往后靠靠。这样吧,你先回去等信儿,闪过年,领导闲下来我找找他们。
大约是肢体语言起了作用,瞎老三把粘在我脸上的目光收回去,并没有多少失落的表情。他点点头,就往起站,站了半截,忽然又想起什么来,又坐下,拍了拍棉袄兜,继而从里面摸出一个白信封来。可能因为信封在兜里揣的时间长了,皱巴巴的。他从信封里掏出一沓纸,纸也皱巴巴的,有些泛黄,一看就知有年头了。他觑着眼把纸递给我,说那天在家收拾破烂儿,收拾出一堆破铜烂铁,装车的时候,从里面掉下来这沓纸,上面写满了字儿,有的还盖着红章,我怕是重要东西就留下了,正好这次带在身上,我不识字,你替我看看上面写了些什么。
长期以来,瞎老三一家属于“黑五类”,文革时又兴起血统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老子挑葱儿卖蒜,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大家由此推定,瞎老三的爷爷是汉奸,那他孙子也好不到哪儿去,因此在他们镇里,瞎老三属于受歧视的主儿。上小学的时候,他一进学校,别的孩子都跳着脚地冲他骂脏话,边骂边笑边拍巴掌,仿佛一只外来鸡进了别人家的鸡圈,鸡子们群起而啄之。他受不了同学们的奚落和嘲笑,早早缀学了。瞎老三如今四十多岁,也没讨着老婆,也没孩子,所以请人读信这样简单的事对他来讲也是一件困难事。
我接过来,第一张纸竖着折了两折,再横着折了一折,折的年头长了,折痕处都有些破损,下边还有老鼠啃过的留下的洞。我把纸放在桌上,小心翼翼地展开。字是用毛笔写的,竖版,繁体,正楷,字写得很周正,看得出写字的人文化素养很高。纸的最右边中间是“借条”二字。正文是“今借到陈春泽大洋四百元,高粱五十石,小米十石……”中间大概是浸过水,一片水墨乌云,看不清楚。再后面,借款人签名处写着:夏冰。日期是民国三十一年九月……后面又看不清了。纸的左下角盖着一个红章,但红章只剩少半个,其余部分被老鼠啃去,成了一个不规则的窟窿。剩的这少半个红章上依稀可以辨认出“部队财务处”的字样。
陈春泽这个人我爷爷提过,是瞎老三的爷爷,按从我奶奶那儿论,他还是我爷爷的叔伯大舅哥,他们那一代红白事儿都还动得着,所以很熟。听我爷爷讲,瞎老三爷爷那辈儿,他家日子好过,是当地有名的大财主。有几百亩水浇地,三进的四合院,从南到北,倒座房、正房、后罩房、耳房、东西厢房……总共三十几间一卧到顶的砖房,二十几头骡马,这在桐花镇已经算是家大业大了。这些家业都是更早的时候,瞎老三的老爷爷“走西口”挣下的。“走西口”走的是山西的“杀胡口”,过了“杀胡口”就到了蒙古地界,他的老爷爷去蒙古贩马,把草原上的马贩到平原卖,赚个差价。“走西口”不容易,苦心劳力不说,主要是路上不太平,碰上劫道儿的,弄不好就得人财两失,人们都说“走西口”就是闯“鬼门关”。瞎老三的老爷爷闯了几年“鬼门关”,万幸闯了过来,自己全须全尾,还挣了这份家业。到了瞎老三的爷爷这辈儿,就不再冒险“走西口”,安安分分地守着这份家业过日子了。到了民国二十六年,日本侵华,中国就更乱了,动不动就打仗。这一带的地面经常过兵,你方唱罢我登场,人马滚滚流不尽,像走马灯似的,反正也分不清是谁的队伍。在桐花镇,陈家是羊群出骆驼,自然就被人惦记,军队摊派钱粮是常有的事。这张借条显然就是某部队在陈家征了钱粮之后留下的。
我又翻了翻下面的纸,都是借据,大多写得十分简单:今借陈春泽小米十石,待秋收后还,借款人某某某,某年某月某日。这些借据没有用章,有的甚至没有写借粮人名姓,字迹也十分潦草,甚至还有错别字,把“石”写成“旦”,“待”写成“呆”,一看便知这些都是粗通文墨之人。
我天生对文史之类的东西敏感,虽然帮瞎老三办事有些为难,但这张残缺不全的借条勾了我一探究竟的欲望,心里的“犟劲儿”上来了。我爷爷说过,我这人做事有股子“犟劲儿”,“犟劲儿”,就是不服输、有恒心的意思。我突然很想知道陈春泽到底是不是汉奸,几十年前的那段往事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想到这儿,我对瞎老三说,德霖哥,这是几十年前有人向你爷爷借钱借粮的条子,留我这里吧,没准儿对你爷爷的事有用呢。
瞎老三走后,我把这沓借条扔进抽屉,继续琢磨他的事。汉奸不是随便定的,既然陈春泽定为汉奸,不能光凭嘴说,应该有纸面上的东西。要想翻案,首先得知道陈春泽为什么被定成了汉奸,然后再调查这材料是否属实,若不属实,就是伪造或诬告,那样翻案才有希望。
我拨通了高中同学覃钟的电话,他在县档案局上班,全县人的材料都在档案局呢。我在电话里告诉他,我明天到档案局找他,有事请他帮忙。覃钟在电话里问,是查档案吗?我说别废话,明天过去你就知道了。第二天,我去了档案局,覃钟已经在那里等我了。我把瞎老三的事跟他一说,他笑了,说就知道你小子要查档案,可是,你不是不知道,这档案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查的,你有介绍信吗?我靠,我有介绍信还找你干什么?我说。那你小子事后可要请客哟,覃钟说,边说边拿出档案室的钥匙。好,那就请你吃竹笋炒肉吧。我说。他哈哈大笑起来。我们都知道,竹笋炒肉就是用竹扁担打屁股的意思。
覃钟打开门。档案室是个很大的房间,里面立着很多木架子,架子漆成酒红色,上面立着一排排牛皮纸的档案袋,那些档案袋都一样高,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像等待检阅的士兵。如果不是那些档案袋,我几乎以为自己走错地方闯进了图书馆。覃钟把我领到放着独流公社档案的木架子跟前,一手插兜,一手拍拍架子,侧身对我说,你想要的东西都在这里呢,你自己慢慢找,我干我的事,不陪你了。覃钟拍了我肩头一下,转身出去了。
一方阳光透过窗户射进来,恰好落在架子上,像蒙了一块蛋黄样的薄毯。架子上的档案袋已满布灰尘,显然很长时间没有人动过了。也许有关陈春泽当汉奸的材料就尘封在这些暗黑之中,与阳光只隔一层牛皮纸的厚度。我抽出最边上的档案袋,掸去尘土,尘土一下子飞腾起来,在那缕光柱里弥漫翻滚,呛得我咳嗽连声。
我像摇辘轳那样解开绕在档案钮扣上的白线,打开档案袋,第一张,不是;第二张,也不是;第三张……我一张一张仔细翻拣着,一直翻到最后,都没有看到陈春泽这三个字。然后我又抽出第二个档案袋,打开,第一张,不是;第二张,也不是;第三张……一直找到快中午的时候,才把这个公社所有的档案翻了一遍,胳膊都酸了,都没有发现有关陈春泽的只言片语。我轻叹一声,拽过一只凳子,颓然坐下去,失望像潮水一样漫上来,渐渐没顶。我环顾四周,突然发现档案室东南角还有一个比较矮的架子。这个架子的颜色也不同其他,漆成米黄色,架子上放的不是档案袋,而是书。
我走过去不经意地翻看翻看起来,翻着翻着,从书堆中发现一册本县的县志。抽出来翻了几页,其中一页记载了抗日战争期间游击队和日军发生在本县的一次战斗,约莫一两千字。发生战斗的地点很熟悉,城西的桐花镇,就是瞎老三他们镇子。上面说,那天游击队侦知日军一个小分队要从桐花镇附近路过,于是在队长夏冰的带领下连夜设伏,成功地打了一次伏击,给侵略军以重创……夏冰!我心中一动,瞎老三借条上那个借款人也叫夏冰呀,只是不能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人。还有,记得我小时候,爷爷给我讲他年轻时打日本兵的故事,好像跟我提到过一个姓夏的人,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夏冰。说起来,我爷爷年轻时也不是一般人儿,他参加过游击队,当过八路军,曾经真枪真刀地和日本兵干过,兴许和这个夏冰有点瓜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