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遗传吧，我的祖父和父亲都爱喝酒，下来我们兄弟三个也都爱喝。但酒量都不是很大的，只能应付一般场面。大概在我八、九岁的时候，一天父亲让我到供销社去打酒，回来的路上,我闻见这股味儿挺香的，半路上就偷喝了几口，感觉味道不错，从此放学后我就经常跑到厨房里去偷喝。
　　 1976年冬我还不满16岁，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天安门事件”还未平反，邓小平同志还未解放出来。一天，父亲请客，应邀喝酒的叔叔、伯伯们让我也一起吃，父亲本身爱喝酒又最宠我，他笑了笑就默认了。席间，他们一边喝一边悄悄地议论着国家大事，同时和我这个“宠儿”一盅一盅地干.我呢，真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来者不拒。不知不觉就话长了，也参与了他们议论的话题，尽管舌头有点僵，但依然高谈阔论、眉飞色舞，最后竟然站到地下声嘶力竭地叫喊起来：“天安门事件是正义的行动！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有什么错？将来肯定会平反的！”，“坚决要求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当时中央还在“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说这话是很危险的，但我什么都不管，二姐用手捂都捂不住我的嘴，叔叔、伯伯们则笑作一团。这是我第一次喝醉酒。
　　 参加工作后，喝酒成了家常便饭.一个人在家里也要自斟自饮，尤其是饿了、累了和出差途中则更馋，但一般不多喝，只是解解馋、过过瘾就行了。当时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怕丢面子，好逞能，遇上个酒宴、聚会，在朋友们的怂恿下，一时心血来潮，也常常喝醉。最典型的一次是参加一位朋友的婚礼，本来在我们这一桌已经喝得有点头晕了，但还没过了瘾，又跑到院里主动跟前来帮忙的厨师、工作人员共十几个人一人一盅地干，结果大醉，东倒西歪，站也站不住了，抱着枣树哈哈大笑，高声叫喊。朋友们见我喝多了就搀我回家，正好门口一位熟人赶着毛驴车路过，朋友们就把我抬上车，我坐在车上由朋友抱着，但我依然指手画脚，嬉皮笑脸，嘴里不停地对车夫叫喊：“目标---火葬厂!向火葬厂进军！”。
　　 还有一次，是正月里在一位朋友家喝多了，那天是下雪天，回到家里又不敢睡，因为一闭上眼睛就天旋地转直想吐，便在院里拣起把扫帚来扫起了雪。那天的雪下得特别大，刚扫完就又是厚厚的一层，于是我就反复扫，一边扫一边嘴里大声数着：“一、二、三、四、五……九七、九八、九九、一百”，“看你能下行还是我能扫行！”妻子见状，哭笑不得，几次叫我进屋我都不予理睬，一直扫了七八个来回，天黑了妻子才把我叫回家.结果夜里就感冒发烧，一个星期后才好了。这种洋相，经常发生，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过了四十岁以后，性格逐渐沉稳了，酒量也稍不如前，再则有了以前的“惨痛教训”，一般能把握住自己了，现在很少喝醉了。
　　 我喝酒有几个特点：
　　 一、我是属于爱喝酒的，但不属于能喝酒的。看见酒就馋，几乎每天想喝点，而且是越饿了越想喝，如果饿了不喝点酒，这顿饭就吃不到心上，心里总是很不过意。但一般不多喝，只是解解馋、解解乏就行了。有的人平时不喝、不馋，为了应酬场面一旦喝起来酒量却很大，但他喝见并不香。所以，爱喝的不一定能喝，能喝的不一定爱喝。
　　 二、我是喜欢喝慢酒，不喜欢喝快酒。如果大口大口地干，既喝不出个香味来，又容易上头。因此我总是慢条斯理的品尝慢饮，在酒席宴上坚持"坚守阵地,来者不拒"的原则,很少"主动出击".如果拉开时间喝，我一般还是能奉陪到底的。
　　 三、和朋友们在一起喝酒，我一般不劝酒、不强迫人，尊重人家的意愿，根据各自的情况量力而行，从不强人所难。人家本来不想喝，非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也是酒风不正的表现。
　　 四、喝醉后，我最大的特点是爱唱、笑、叫，折腾上一阵，直至放了这股劲就安安省省地睡了，从不打人、骂人、哭，更不借酒发疯、寻衅滋事。
　　 五、喝醉后，我是话多了、失态了，但心里很清楚，该说的、不该说的，我一般能把握住，有些不该说的话绝对不说。有人说：“就后吐真言”，也有的人说：“酒醉心里明”，究竟哪句话对呢？根据本人的切身体验，还是后句话正确。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人近半百了，虽然半辈子碌碌无为，但该享受的也得享受，因为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我现在生活和工作条件还算比较可以，身体也算健康，借此良机，何不尽情地品尝生活的美酒呢？但凡事要有节制，可以潇洒地饮酒，绝不疯狂地酗酒；即使当不上个“酒圣”，“酒仙”，也要做个“尊纪守法”的酒民、酒友，而绝不做嗜酒如命的酒鬼，更不做借酒发疯的酒徒。养成良好的酒德、酒风，对人对己，有利无害，从而充分享受人生的甘美。世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浊我独清。举杯邀明月，把酒问青天。此等境界，岂不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