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他们身体内曾经升起的太阳，那一片耀眼的明亮，已慢慢滑下山脊，脆弱成一片苍茫的暮色。——题记。
　　
　　 一
　　 住院，说不清还要住多久。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守在床榻前，揪心地看着几乎弯成一张弓的母亲，抖抖索索地把一只脚先挪出床沿，再慢慢起身，把上半身的重量压在一只手肘上，才试着慢慢用手掌支撑着坐起来。
　　 我就站在跟前，本能地伸出双手想抱住母亲，像母亲当年搂抱我们一样。哪知指头刚碰到母亲的身体，她便“啊”地失声叫出来，吓得我赶紧把手缩回来。只见她嘬着嘴“咻咻咻”地呻吟着，大口大口喘气。一层层细密的汗珠从布满褶皱的脑门渗出来，头巾、衣服领口立马飘出一股温热的汗馊味，直冲鼻孔。我蹲下身，准备给她穿鞋，鞋子才套进脚尖，她就摇头，有气无力地从嘴里挤出一句：“等我歇一下。”
　　 我站在她面前，心疼地看她喘息，叹气，帮她把头巾拿开。一头稀薄的白发，遮不住白花花的头皮，被捋过的丝丝缕缕，在后脑勺凌乱地打一个结。我用手指当梳子帮她抓了抓，顺了顺，又取下因汗渍而有锈迹的小别子夹住一撮，别在右前额。她什么也没说，乖乖坐着，就像当年她为我扎冲天揪时一样。
　　 歇了好一阵，她才轻轻地把另一只脚挪了出来。
　　 这是母亲卧床三日后的第一次站立，她实在不习惯在病床上屙屎屙尿。
　　 母亲双手紧紧抓住床沿，胳膊像两根干枯的树棍。因为用力，一道道青筋在苍老的皮肤下凸显出来，像裸露在地表层错杂的老树根。母亲试着轻轻站了一下，就那么一下，还没来得及把身体拉直，又是“啊”的一声，衣袖裤脚便晃动起来，筛子筛谷物豆粒一样的晃动。眼见人要瘫软下去，我一把托在她的腋下。
　　 等休息得足够了，她又试着站起来，一次，两次，三次，卯足了劲，但都未成功。她很沮丧，急得都带了哭腔，哼哼声连带着咒骂：“他妈的，咋个就这么无用了啊！”就像责备身体内那匹偷懒的马儿，怎么不站起来，怎么不跑起来？
　　 我沉默着，扭头看向窗外。窗外暮色苍茫，高大葱茏、密密层层的梧桐叶掩映窗前，像拉了一道绿色的窗帘。一些稀稀疏疏的灯光漏进来，寡淡，孤寂。
　　 至少在二十年前，我一直觉得母亲像座山，奇崛，硬朗，面对风雨从无惧色。时间是怎样被偷走的，她又是何时衰老的？谁也说不准，先是听她抱怨饭菜不好吃，没味儿，然后就是肉眼可见地弯了腰，驼了背，掉了牙，眯了眼。人的衰老，是舌头最先感知的，人生的酸甜苦辣咸铭刻在心，却止于舌尖。
　　 直到现在，借助精密的仪器，通过医生精准的表述，我们才真正意识到，一生操劳的母亲，像一部风尘仆仆一直在路上颠簸的老车，年久失修，各个零部件都出了大问题。
　　 她常说自己和父亲是两个老树桩，我们只是笑笑，以为是戏谑。哪曾想，现在的她俨然真朽成了老树桩，尽管这个比喻不很贴切，但它有依据。从第一人民院到第二人民医院，再到中医院，一张张CT或核磁共振N次诊断报告上，都清晰地写着：骨折。唯一不同的是，由一根演变成两根三根，到如今，腰椎至胸椎根根骨头均骨折。
　　 这是时间的累计，是数字的变化，是疼痛的叠加，是衰老得无可阻挡。她身体的四梁八柱都出了问题，甚至有四根肋骨挤在一起，形成扇面，压迫着坐骨神经。难怪，原本高大的母亲瘦弱了，矮小了，佝偻了，比我矮着不止一个两个头，就连体重也降到三十来斤。对于这样严重的病情，医生指着片子上每根骨头的暗影，严肃地说，你瞧，你瞧，这些黑色的部分，都是朽掉的。
　　 原来，人真的像树一样，被时间风化之后老朽。
　　 严重的骨质疏松，导致骨头病变，这并不意外。只是她的情况很严重，难怪这些年她都在不停地换床铺，不是嫌床铺太硌人，就是嫌枕头太低，总之，嫌七嫌八。其实，以她这身体状况，即便换一万个姿势，也是根本没法躺平伸伸展展睡个好觉啊。
　　 早在七八年前，母亲伸手去够挂在柱子上的钥匙时，一声尖叫后人就瘫在地上。家人七手八脚把她弄到医院，经过各项检查又住院治疗，医生告知了最坏的结果，以后，咳嗽都得憋着点劲，否则会骨折，严重的会瘫痪。尽管思想上有足够的准备，也数次经历她咳嗽就闪了老腰的情况，但真正见到母亲站也站不稳，坐也坐不住时，我知道，那座奇崛的山，坚韧的山，经年的风雨侵蚀，已钙化坍塌，再无挺拔的模样。
　　 也许，这一次，她再也站不起来了。
　　
　　 二
　　 母亲遭的这茬罪，是受父亲连累的。
　　 父亲八十八岁生日在即，我们相约着给他简单过一下。他说，人老了有忌讳，要么提前过，要么推后过，并老说自己的眼皮跳，跳得厉害，跳得心慌慌的，也不知跳个什么鬼东西。他甚至贴了块红纸压在眼皮上，以求消灾辟邪。我们也再三嘱咐他，万事得小心点，就是坐立起身时动作也要慢一点。直到生日这天，他从沙发上站起来时，眼前一黑一跤摔下去，摔得人事不知，不知道眼皮跳是不是应验这件事？
　　 这一摔，吓坏了母亲，眼见他昏迷不醒，便呼天抢地喊。邻居堂侄女在家，有锅碗瓢盆弄出的的声响，可她又聋又哑，又隔着高高的围墙，任母亲喊破嗓子也无济于事。门前的赵姓人家也听到了，男人把脸挤在玻璃上，鼻子压趴了往外挥手也不管用——他坐在轮椅上根本站不起来。
　　 因手腕粉碎性骨折过的母亲，手不能握重物，身子不能使劲的母亲，只能跪趴在地板上，借助凳子、沙发，把自己的身体当成“千斤顶”，一点一点把父亲拱起来，让他斜靠在沙发上。
　　 一通电话才拨出去，哥哥们马不停蹄地赶来，将父亲送进了医院。医生说，血糖太低，幸好抢救及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刚刚办完住院手续，挂上吊瓶，不料姐姐又来电话，说拄着拐杖出去上厕所的母亲，再也迈不进家门，扶着门框抖成一碗水。
　　 姐姐惊慌的声音，把宿舍楼的人都给惊动出来了。当大家得知是怎么一回事时，围住母亲七嘴八舌。有的说把她抬进去，有的说抱进去。可母亲的身体抗拒得厉害，摸不得，碰不得，触碰到哪里，就像电流击打到哪里。因为疼痛，她的脸都变成了紫色，嘴唇乌青，歇一会儿才能喘上一口气来。
　　 人多主意多，有人搬来了凳子，有人垫上了坐垫，有人扎好马步将凳子顶个稳稳当当，姐姐轻轻扶住她的肩膀，母亲把住门框的手才试着一点一点松开，抖抖索索将身子收到座椅上。
　　 她的汗珠子一串串滚落，每一个微小的动作，都缓慢得像慢镜头，而每一个动作，似乎都会耗尽她体内那股微弱的气息。
　　 等我急匆匆驾车赶到，母亲仰靠在椅子上，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但什么也没能说出来，拐杖还靠在椅子上，像个温顺的仆人。即便心急，巴不得她一下就能到医院，接受治疗，少些痛苦的折磨。但既不能这样又不能那样的情况，让我们也乱了方寸，真不知该怎么把她弄到车上去。姐姐说，没办法，只能抬。于是，一人搭上一双手，把她连椅子抬到了车边。只需一步就能跨到车上去，问题是她连一步都不能迈，大家围着座位绞尽脑汁。狭小的车内空间，让有劲无处使的挫败感充斥得满满的。我先把座位调到底，调得足够宽，又把靠背往后放，放到可以仰卧。姐姐说，太低了，根本坐不下去。当即从床上扯下一床棉被垫到座位上。姐夫守候在后排坐上，丈夫跪在主驾座位上，等我们四平八稳将母亲递过来。
　　 这是一场接力，由地面到车里，仅一步之遥，进展得如此缓慢，似每动一下都有撕扯的痛。
　　 母亲还是“哎哟，哎哟”地哼着，哼得我们心里酸酸的，那些苦难一下就像苦涩的海水漫了上来。
　　 暮色像一张灰色的大网，悄悄地撒落下来，笼罩着母亲，笼罩着万物。远山、房屋，影影绰绰，只有风，沙沙地掠过。
　　 也许是休息了一会儿，积攒了些力气，也许是疼痛到了麻木，母亲试着自己杵在椅子上，杵实在了，才挪过一只手把紧车门，先把屁股倚在棉絮上，再一寸一寸把身体挪进车里。姐姐搬上了那张轻巧的椅子摆后排座位上，在后备箱装上两床薄被。她说，这些都用得到，不得不说，她服侍母亲是有经验的。
　　 对于母亲要去哪里住院，我们也是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到哪里肯定都得检查，检查完了才能决定用药。可问题是她怎么挨得过这些检查呢？思来想去，还是去中医院，她算是这家医院的老病号，该怎么治疗，主治医生们心里有数。
　　 检查是免不了的。但凡住院，不把血液、尿液、五脏六腑检查个清清楚楚，医生一般是不会轻易给你出诊断报告的。
　　 一听到还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母亲就紧张起来，眉头紧成麻花，一个劲地说，身上的肉都是一溜一溜抖着的，酸着的。可这有什么办法？我们只好安慰她，不怕的，我们都在呢。事实上，我们确实都在。除了大哥在外地工作，二哥和侄儿在二院照料父亲，二姐既要照顾母亲又要连带照看老家，我们还有三兄妹守在母亲身边。
　　 可能年轻不知事，待到暮年，能有儿女守在跟前，也算是人生的一桩幸事。
　　
　　 三
　　 如果把麒麟西路当成一根藤，市二院和中医院就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一头住着爹，一头住着妈。
　　 家里一旦有人住院，对有序的工作和生活就是一场无情的摧毁。单位、医院像两颗绞紧线绳的螺丝，紧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只有轮流着请假两班倒。也只有在这时，才显现出子女多的优势，好歹能轮换一下，如若是独生子女，那该是怎样的抓狂啊。刚大学毕业的侄儿也参与进来，主动承担起照顾老父亲的责任，我们身上的压力瞬间减轻了许多。
　　 父亲的病情并不复杂，低血糖外加肺上有些老毛病，住住院，消消炎，补补能量就能好起来。难的是，他便秘，一连几天他都没法正常上大号。这可急坏了侄儿，他抽空去农贸市场买来一提香蕉，一个个剥好递到父亲手里，吃得父亲直摇头也不见任何效果。医生说，没法，只有灌肠了。
　　 当灌肠液注入父亲体内不多时，产生了作用。他不停地往返卫生间，一次，两次，实在憋不住时，拉在裤子上，哥哥把它脱下来，洗了又洗，父亲有些难为情。尽管气色极差，可父亲紧绷着的脸还是慢慢松开，我知道，他心中一直存有顾虑，他不止一次地说，今年怕是有些难逃啊。他隐隐觉得今年将是大难之年，不过他逃了过来。
　　 在他精神好的时候，侄儿会陪他到楼下的小院里晒晒太阳，吹吹风，透透气。他也会把藏在肚里那些老掉牙的故事，掏出来晒晒太阳，侄儿耐心地听着，尽心地收藏父亲的宝贝。我佩服他的好脾气，可侄儿说，多挨老人说说话，分散分散精力，能缓解他们身体上的疼痛也是好的。他想得明白，我倍感欣慰。
　　 不足二十平方的房间，一个卫生间，一个床头柜，两张病床，两个凳子算是全部的陈设。前来看望的亲属们只能站着讲话，逼仄的空间压得人一身的汗。不能想象，体重两百多斤的侄儿，是如何在一张躺椅上熬过的一个星期。看着他腿上被蚊虫叮咬，又红又肿的包，我说，用蚊香啊。“隔壁床的病人有严重的鼻炎。”他无奈地笑了，笑得坦荡，像那一抹敞亮的阳光。何止是他，我的身上，不用凑近闻，也知道衣服上沾染了病房内混浊的味道，诸如药味、针水味、饭菜味，甚至是汗臭味。就连头发，也似架不住这风不吹日不晒的日子，油腻腻，亮光光的，紧贴着头皮，失去了飞扬的姿势。
　　 听说母亲也住院了，父亲有点蒙，怎么也想不明白，喃喃自语：“我才住进来，她咋也住院了？”好像他根本就不知道母亲是因为他才住的院。
　　 侄儿领着他过来，走进母亲的病房。只有拐杖的“笃笃”声轻轻敲击地面，他身子依然很虚，脚步很轻，看得出，腿脚无力，像踏在了一块松软的棉花上。
　　 他拉过姐姐带来的那把轻便椅子，靠墙坐了下来。静静的，没有声响。他浑浊的眼神里表情复杂，应该是知道了事情的前前后后，着实有些心疼母亲。坐在椅子上，离得有点远，他索性坐到了床沿，侧脸看着盖着一床薄被的母亲，像看一个熟睡的孩子。他的眼里有了光，嘴角有了笑意，这种重逢，就像遇见了失散已久的伙伴。
　　 难得熟睡一场的母亲，一睁眼看到了他，又是惊奇又是责怪：“好都没好妥，撒来撒去地整什么？”父亲常说，母亲什么都好，就是这张嘴讨嫌。大概母亲这张嘴，从来没温柔地爱过父亲，可他也习惯了，她的嗔怪她的欢喜父亲也一并收下了。
　　 暮色渐浓，窗外稀稀朗朗的灯光又透了进来，父亲就静静守在母亲床边，一句话也不说。
　　 深情是绽放在时间深处最美的花。如果父亲还能再年轻一次，我想他一定还会选择母亲，无怨无悔与她一起刨土坷垃，一起创造这个安安稳稳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