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年·角色】老村旧梦(征文·小说)
一、
这是华北平原一条普通的古老河道,弯弯曲曲从北京一直流往渤海湾,它的名字叫“秀水河”。
传说秀水河是当年辽国萧太后时期从渤海湾往京城运粮的运粮河,是众多运粮河道的其中之一,所以小河沿岸的村庄名字都与船运有关,比如东码头村、西码头村等等。
当年,河岸边长满了芦苇,芦苇丛中是一条纤夫们踏出来的小路,河边的浅水里长满了莲藕。夏季,碧绿的芦苇丛里盛开着粉艳的荷花,伴随着河中挂着白帆的航船,岸边的羊肠小路上,时不时有一丝不挂的纤夫们喊着高亢的号子走过。
生产队年代,除了流淌的河水,河岸边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岸边的芦苇虽然每年春季依然会钻出苇笋,但是不等到长高就被割去喂牲口,就算有几棵能够长高的,也会被缺少烧柴的社员们割走。浅水里的莲藕多少年前就被饥饿的人们连细根都搜罗干净,夏季河边再也不会开出粉艳的莲花。河里的帆船早在多年前就没了踪迹,上游水道干涸不能通到京城,下游也不再和渤海相连,秀水河已经失去了航运功能。
秀水河东侧有一个小村庄名叫“杨凡庄”,据说原名“扬帆庄”,村名的起因是航船从东、西码头驶出来,这里正是挂帆启航的地方。
杨凡庄的村西头紧邻着秀水河。
村西头紧挨着河边原来有一座大庙,晨钟暮鼓曾经多年伴随着纤夫的号子在历史的时空中回响。
大庙现在成了学校。
学校门前,离河边不远的地方有一棵老柳树。这棵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年风雨的老柳树曾经是理想的系船桩,它的树冠足有半亩地大小,靠着河边的那面,几根细细的柳枝垂到河面上,微风吹过来,不时在河面上划出几道涟漪,涟漪中几条细小的鱼儿追逐着摆动的柳枝。
柳树的这一边,是一座石碾子,碾盘、碾砣、碾框一应俱全,不过没人再使用碾子,因为当年村里大办集体食堂,各户没有可用碾子碾轧的粮食,石碾子被废弃了。
杨凡庄是生我养我的故乡,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洒满我的汗水,留下了青春的脚印和永不磨灭的遗憾、辛酸和屈辱。
二、
我大喊一声,又一次从噩梦醒来,同样的噩梦我一生不知做过多少次,每次都要大喊一声,醒来后浑身大汗淋漓。
抬头朝窗户看去,风吹着塑料窗户纸,发出“咕咚咕咚”轻微的响声,窗外月色朦胧,已经是农历下半月,我想象着天上的一弯月牙,半透明的塑料窗纸看不清月牙挂在什么方位。
抬手看看手表,正接近午夜十二点,小时候,这个时间生产队的驴应该叫了。人们都知道公鸡拂晓打鸣,其实公鸡打鸣并不十分准时,它们都是根据光线强弱来啼叫,冬天和夏天啼叫的时间并不一样,只有驴叫最准时,不管冬天夏天,它们都会在午夜十二点叫上几嗓子。村里的驴很多年前就不见了踪迹,公鸡也没人养,甚至连老鼠和人都没剩下几个。夜间静得让人耳朵发空,只有风吹树叶发出的“沙沙”的声响。
我掀开被子,从炕上爬起身来。睡惯了席梦思,偶尔睡土炕,又是没烧火的凉炕,腰有些发酸。靠北墙摆着一溜“躺柜”,是又可以当桌子,里面还能放东西的木柜,这是母亲留下的遗物。
拉开电灯,昏黄灯光下的北墙上,挂着黑框的母亲遗像,相框里母亲的遗容还是那样清秀,表情却很奇怪,看上去像笑又像哭。
木柜上放着母亲的骨灰盒,骨灰盒前摆着五盘供品和香炉。香炉里的香快燃尽了,我拿起三根香点燃,继续插到香炉里,抬手擦了一下遗像外面的玻璃,似乎想擦去母亲脸上的泪痕。
母亲曾对我说过,“忘却是最好的纪念”,然而我可以忘却自己手里有多少钱,忘却已经开发了多少个居民小区,忘却那些好似至交的饭朋酒友,忘却公司里一切重要和不重要的事项,却永远不会忘记生我养我,受尽苦难的母亲。每当生意取得成功的时候,我会前来向母亲报喜,生意受挫的时候,又来向母亲诉说烦闷。城里家住着宽敞的大平房,却总感觉那不是真正的家,只有回到这三间小土屋,心里才会感到回到了真正的家。这里摆放着母亲的骨灰,这里供奉着母亲的遗像,这里留存着母亲的气味,这里沉积着永不忘怀的岁月!
不知母亲是否能听到我的诉说?
三、
杨凡庄是建立了千八百年的古老小村,生产队年代,全村不到七百口人,分为三个生产队。村里的各家各户,各个家族都有扯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渊源。我的祖上本不是这个村的人,老祖宗后来逃难来到杨凡庄投奔姥姥家,老祖宗的姥姥家是吴家,所以,从遥远的祖辈开始,我们刘家人和吴家人就都以“表兄表弟、表叔表婶”相称。吴家来杨凡庄的时间很早,经过多少代繁衍,村里他们的家族最大,村内有很多户姓吴的人家。我们家族搬来得较晚,到了我这辈才不过十几户人家,在村里的杂姓中我们是最小的家族。
吴姓家族不但人口众多,祖上也出过很多名人,晚清时候,还有人在朝廷里做过大官。他们家族的房屋在我们村是最好的,几进院落的高大房屋,青砖青瓦,屋檐和房脊上镶嵌着很多砖雕。当年几家吴姓大户人家,家里骡马成群,上好的土地几百亩。曾有一个笑话,吴家人娶来新媳妇,媳妇的娘家人赶着骡马大车送闺女出嫁,新媳妇的婆婆当着亲家人的面吩咐扛活的长工:“去把水道眼堵上,别让亲家的骡子顺水道眼跑了。”表示看不起亲家,比喻他们家的骡马太小。
我们刘家的祖上逃难,投奔的是吴姓姥姥家,在杨凡庄落户后,老祖宗就给吴家扛长工。虽然有吴家庇护,老祖宗还是怕挨其他家族的欺负,就学着吴家的老路子,让儿孙们读书,如果将来能有人考上一官半职,也能在村里扬眉吐气了。
一个贫苦人家想“学而优则仕”谈何容易,几辈人考来考去都是名落孙山,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在村里教私塾。我曾祖取得的成绩最好,考了秀才,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考上了大学,刚刚跨入读书人的门槛。正在他想继续往上考的时候,晚清朝廷取消了科举考试,他只好也去教私塾。到了我亲爷爷这代,没别的出路,只好继续给有钱人家扛长工。因为他有把子力气又很细心,庄稼活样样精通,后来被提拔为“打头的”,就是长工中的“小组长”,带领着一群长工下地干活。
四、
四十年代末期,吴家有出门在外干事的人大概看出了当时的社会形势,就让家里赶紧出卖土地,哪怕价格低廉也要出售。我爷爷当时正在给吴连青家扛长工当“打头的”,听说东家要出卖土地,价格又特别低廉,他干了一辈子庄稼活,知道土地对庄稼人家的意义,就想购买些土地留给后辈儿孙。吴连青他爸爸听说我爷爷要买土地,念在给他家多年扛活的份上,要的价格更低,一些盐碱低洼土地甚至可以白送给爷爷。爷爷遇到这样的好事,把家里的老本都拿了出来,连准备给伯父娶媳妇的钱都投入进去,还借了不少外债。这样,吴连青家的土地一亩没剩都卖给了爷爷,爷爷成了村里土地最多的大地主。
爷爷手里有了土地,他也学着吴家的样子,雇了几个长工,他自己任“打头的”,亲自领着长工们下地耕种锄耪。谁知刚收下一季粮食,村里的土改开始了,我爷爷家里的土地最多,成了杨凡庄最大的地主,土地都被分给贫雇农。
而吴连青家把土地都变卖了,家里没有一垄土地,成了标准的贫农。于是村里出现了一种特殊景观,大地主的爷爷住着破烂的三间小土屋,而贫农吴家却住着高大宽敞的青砖青瓦大瓦房。爷爷用一辈子的辛劳买来个地主成分。
形势变化让爷爷一口气上不来,死了,他的家业或者说地主成分由伯父继承。
虽然我爷爷一辈子给财主家扛长工,他父亲,就是我的曾祖在外面教私塾,在曾祖的观念中,一直都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用自己微薄的束脩供应孙子,就是我的伯父读书,伯父后来从一所师范学校毕业。他毕业后见到爷爷购买了这么多的土地,就准备在家里帮助爷爷经营家产,还没等有所作为就土改了,伯父理所当然被定为地主成分。伯父必定是读书人,他看清当时的形势,土改后跑到城市里,谋取了一份教师职业,自此从未再回过杨凡庄。
五、
其实我亲爷爷和伯父被定为地主成分和我们家一点关系没有,我父亲自小就被过继给我“五爷”。
五爷是我亲爷爷的堂弟,他和五奶奶婚后多年没有子女,为了延续香火,在长辈的安排下,把有两兄弟的父亲过继给五爷,父亲在五爷的抚养下长大。五爷从年轻时候起就想做生意发家,无奈他为人迂腐,做生意赔多赚少,如不是土改,再做几年生意,恐怕连几亩口粮田都要赔进去。土改时候因为他还有几亩土地,被定为中农成分。为了做生意,他把十三岁的父亲送到市里商家“学买卖”,就是学做生意。
为了尽早延续香火,父亲十五岁的时候,五爷就把和父亲同岁的母亲娶进家门,那时候父亲在市区上班,虽说离家乡只有几十公里,因为当时的交通落后,父亲回来要两天才能到家。平时上班又没有假期,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回家几天,年轻的母亲只能一年到头独守空房,当然更不可能生儿育女。
解放战争就要在市区打响,父亲从市里逃回家来,回来后五爷、五奶奶不让父亲再去市里上班,留在家里为他们生孙子。父亲在市里当了多年账房先生,他有精于计算的特殊本领,五位数的乘除法不用使用算盘,只要你报出数字,他马上就会说出等数,手拿计算器都没有他说出的速度快。当时杨凡庄已经解放,镇上的区政府刚刚组建,区政府要去各村征收公粮,缺少能力强的财会人员,在别人介绍下,父亲去区政府做了一名会计。
父亲在区政府上班后,终于能和母亲团聚在一起,接连生下大姐、二姐和我,圆了五爷、五奶延续香火的期盼。
我小时候大概是全家人最幸福的阶段,五爷和母亲耕种几亩土地,五奶奶在家照看孩子操持家务,父亲在区政府上班挣工资,家里不缺吃不缺钱,有孙子有孙女,一家人其乐融融。
母亲“文革”时遭受迫害原因出于父亲。我小时候对父亲几乎没有什么记忆,只知道他忽然出走再也没有回家。五爷和母亲去区政府找他,开始是说出差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后来区政府的领导变换,新调来的领导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人,他彻底失踪了。
六、
我从土炕上爬起身来,为母亲的遗像再次续上三根香,刚点燃的香冒出一缕缕青烟,漂浮在母亲遗像四周。
遗像上的母亲面容清秀,瓜子脸尖下颏,弯弯的眉毛,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挺拔的鼻梁,紧抿着的嘴唇,嘴角微微下垂,像笑又像哭。据说五爷当年给父亲娶媳妇的时候,家里还比较富裕,特地托媒人介绍了最漂亮的姑娘,而五奶奶看中的是母亲肥大的臀部,说是臀部大能生男孩儿。母亲嫁过来的时候,村里人都说她是杨凡庄最漂亮的媳妇。我和姐姐们都继承了母亲的基因,两个姐姐是十里八村的大美女,我在大学里被称为“校草”。
墙上只挂着母亲孤零零的遗像,没有父亲伴随,确切一点,父亲还有另外一个家,死后他也不会陪伴母亲。父亲并没有详细听说过母亲所遭受的虐待和屈辱,但他应该明白母亲遭罪的起因都是因为他。
父亲本来被过继给五爷,五爷的成分是中农,按说我们家的成分也应该是中农,“文革”运动前我们家在村里一直是中农待遇。因为父亲失踪不知所向,村里开始谣传,说父亲跑去了台湾,殊不知50年代的台湾和大陆之间,连只鸟飞过去都困难,父亲除了精于算盘和计算,手无缚鸡之力的他如何能去得了台湾?然而谣传时间长了,大家就会信以为真。
再有就是我的亲生爷爷花钱买来个地主成分,我伯父因成分问题去了城里教书,我父亲小时候就过继给我五爷,按说我亲生爷爷家和我们家半毛钱关系也没有。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村里的阶级敌人是越多越好,由于父亲的亲生父亲是地主,村里给我们家从新化定为地主成分,当然不包括五爷五奶,定为地主成分的只有母亲,我们姐弟三人自然成了“狗崽子”。
这就出了一个奇怪现象,公婆是中农,儿媳却是地主,孙女、孙子是“狗崽子”。“文革”结束后,我曾去县公安局申诉,要求为我们家的成分问题平反。公安局工作人员翻看档案对我说:“你们家的成分从来都是中农,还用平什么反?”
“既然我们家从来都是中农成分,为什么“文革”时批斗我母亲,还给她戴上四类分子的帽子?”
“也许是村里工作不细致,鉴定成分有误,“文革”时这种事多了,不算什么大问题。”
“工作有误”,轻飘飘的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又有谁知道,就是因为“不用平反”的成分问题,我母亲受到了多大的羞辱和虐待。
七、
这里是村里学校的小操场,靠后面有一个一米多高的土台,原本这是做早操的时候,老师站在上面给同学们喊口令用的,现在成了开社员大会的主席台。
主席台上方,挂着几盏200W的电灯泡,把主席台附近照得和白天一样明亮。主席台下,站着黑压压的一片社员,因为夜里开大会要给记半天工分,全村的社员几乎都来了。台下面对社员,站着一排把腰弯成九十度的人,他们是村里的“地富反坏右”黑帮。
灵魂对晤、以心悟心,逝水的时光变得更丰盈和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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