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二年，我是靠换粮转这种方式，获得在学校吃饭资格的。县城里来的几个非农业户口学生除外，我们所有农村去的学生，只要在学校食堂吃饭，就要提前换粮转。否则，就是手里有钱，学校也没有办法给我们饭吃。想必，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在县城上高中，能够吃上黑面窝头，也是换粮转的结果。他和我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经历类似，政策也是一样的。
　　 这是实行商品票时期的一个特殊产物，其实质，就是用粮食换粮票。不过，换取的不是一张张全国或地方的粮票，而是一种具有和粮票同等效用的粮食关系，由粮站开具的一种专用票据来承载。物资匮乏、粮食短缺的时期，这是一种粮食关系的转移，一种个人粮食定量的迁徙，使我们这些农民的孩子离开家里去上高中，照样可以有饭吃。
　　 这自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那时，农村尽管种粮食，但农村人口，也和城市人口一样，粮食是有定量的。每个人一年的口粮，是由生产大队根据国家政策、年成好坏、年龄大小、人口性别等要素，事先核定的。按人头分配，可丁可卯。好的年成，一人一天一斤，一年三百六十五斤；年成不好，一人一年也就三百二三十斤，一人一天不足一斤。除以十二个月呢，每月每人至多三十斤。我换粮转，要严格按照我的粮食定量进行，多换一斤，就是占用了家里其他人的份额，别人就要少吃。那时粮食的分配政策，有两种，一种是“人七劳三”，人头占七成，工分占三成；一种是“人八劳二”，人头占八成，工分占二成。执行“人八劳二”政策的时候多。这是一种人性化味道更浓的政策，也是鼓励多生人口的政策。
　　 换粮转的粮食就是玉米。每年秋后，生产队打好晾干的玉米，交足公粮，留下种子和饲料，剩下的，就按照每人的核定口粮分到各家各户。我家的玉米盛放在家里的几个陶瓷大缸里。粮转是一个月一换。每月到了月底，妈妈让我撑着家里那条补了四五块补丁的帆布口袋，她就用一个磨得发亮、又沾些干面糊的铁皮升，从大陶瓷缸里往外掏玉米，装进口袋。这个铁皮升，盛满玉米大致是一斤半。掏到十五升时，妈妈就抹一把汗，让我把杆秤拿过来，再秤一下。照着三十斤的标准，少了，添点，多了，拿出点来，最后使劲系上口绳，帮我拴在自行车后衣架上。当然，有时是我掏玉米，妈妈撑着口袋。
　　 然后，我就骑着我家那辆破旧的二七五飞鸽牌自行车，出村向北，行进在奔向粮站的土路上。老庄子村，是镇政府（那时叫工委）所在地，大致在我读高中的车轴山中学的中间位置，距我村七华里。粮站，就在老庄子镇街中间道南的一个不大的院子里，是县粮食局的派出机构。里边有十来个白色粮仓，一个晾晒粮食的广场，七八间办公室。粮站不大，人员也不多，但担任着全镇六个公社、六十四个自然村的公粮检验、收缴，公粮储存、调拨，商品粮加工、发放等重要职责，我们学生的粮食能否顺利换成粮转，能换取多少斤粮转，“生杀大权”，也在这里把控着。这么一个普通的粮站，一个股级的行政单位，那时在我们的心目中，充满了神圣、羡慕和敬畏。这里的工作人员，是吃国家饭的，不用下地干活，来这里办事的人，都要向他们点头微笑。这是多么滋润的工作啊。
　　 负责我粮转的，是一个五十左右岁的男子。中等个儿，白净脸，头戴一顶白布帽子，身穿一件白色上衣，老是微笑着。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公正、善良、热情的工作人员。收粮食的台秤，就放在露天，近旁，有一把椅子，一张三屜桌，还有一个盛放玉米的大铁簸箕。他手中，总是拿着一个细长带槽一头有尖的铁钎子。这是粮食探测器，如同一个加长、放大了的钩锥子。总来换粮转，这件工具，我特别熟悉。
　　 我骑着自行车，带着三十斤玉米，径直来到台秤前。白脸男人笑着让我把玉米口袋放在台秤上。他走到口袋前，将铁钎子扎进粮食口袋，再抽出来。铁槽里就滚动着十几粒玉米。他拿起几粒，看看，又塞进嘴里咬咬。
　　 “玉米在家秤了吧，正好三十斤。”他扒拉着秤砣说。
　　 “妈妈秤的。”我说。
　　 “你妈妈挑的最好的玉米来让你换粮转的吧。”他说。
　　 “是的。妈妈说，怕玉米受潮发瘪，你们不好办。扣水份多了，我又不够吃了。”我说。我家西屋，还有一个大缸，里边的玉米粒，确实不饱满。
　　 “高一高二？”他让我把玉米倒在那个铁簸箕里，问我。
　　 “高一。”我说。
　　 “我的儿子，也曾在这所学校读高中。”他的眼睛往北望了一下。那是学校的方向。
　　 “那我们是校友了。毕业了吧！”我兴奋起来。
　　 “哦哦。”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说，“那的老师水平高，好好学习吧。”
　　 “好的。”我说。
　　 “给你扣二斤，转二十八斤。玉米好，这是最少的折扣了。”他边说，边从三屜桌中间的抽屜里拿出一本发票，垫上一张透蓝纸，用油笔熟练地写了几行字。又从左边抽屜里拿出一个公章，“啪”地盖在透蓝纸下边那张发票上，扯下发票，递给我。
　　 上边写有学校的名称，我的名字，核转二十八斤字样。右下角经手人后边，写着一个名字：于保善。
　　 我感动地连说谢谢。
　　 我想起了第一次换粮转时的情景。
　　 那是开学的前一天。虽然已过立春，但这天天气依然很冷。妈妈给我秤好玉米，我顶着三四级的西北风，骑车来到这里换粮转。接待我的，是一个三十左右的青年人。他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嘴里叼着一支香烟，喷云吐雾。看到我进来，他用一种厌烦的眼神上下看了我一眼，好像我是来给他找麻烦的。我觉得又有一阵凉风扫过我的全身。
　　 他伸出右手食指，点一下我的玉米口袋，点一下台秤。我心领神会，将玉米口袋从车子后衣架搬到台秤上，小心翼翼地看着他。
　　 他将那个铁钎子使劲扎进口袋，在里边左右搅了几下，抽出来。
　　 “哪村的？”他瞟了我一眼。
　　 “夏屋村。”
　　 “才六七里地，非得今天来换！”他摇了摇头。
　　 “明天就开学了，学校要求今天换好。”我说。
　　 “你这个玉米不行，湿，还有瘪粒。”他显然对我的回答不满，眼睛瞟着我。看我不知所措的样子，他接着说，“两个方案，一是回去，晾晒一下再来，二是扣水份和杂质六斤。你自己决定。”
　　 “这是我妈选的最好的玉米呀！放了好几个月了，还湿？”我急了。
　　 妈妈就是把这样的玉米直接送到大队钢磨那磨成玉米渣玉米面，全家人每天吃，怎么到这里就湿了呢？
　　 “我说湿就湿，我说瘪就瘪。赶紧定下来！我快下班了。”他说着开始收拾秤砣。
　　 “那就转二十四斤吧。”我委曲地想哭。他也太蛮横无理了，这么好的玉米，他说扣六斤就扣六斤。以后一年要换十个月，可怎么好？
　　 值得庆幸的是，第二个月，我带着恐惧的心里再来换粮转时，这个人不知去了何方，是刘保善接替了他。
　　 于保善，和那个年轻人相反，是这样的和气，平易。
　　 同样的玉米，同一个粮站，三十斤玉米，就差了四斤。这是我四天的口粮啊！我真的不明白，这个年轻的小伙子，知不知道，我刚刚十六岁，正长身体。他为什么这样办呢？事后明白，世上好多的事情，标准不在纸上，而在人心。
　　 班上的生活委员叫于仰中，是个五短汉子，留着小平头，走路昂首挺胸，为人正派，办事干练。我是副班长兼学习委员，很受老师器重。于仰中的生活委员，是我和班主任推荐的。每月初，由他负责将全班四十多名学生的粮转关系，收集起来，统一到学校后勤处，给我们换回饭票。我把刘保善给我开具的粮转关系交给他。他拿过票据，有些惊讶，问我：“给你办粮转的是于保善？”
　　 我说：“是啊，你认识？”
　　 他说：“是我们村的人，本家叔叔呢。”
　　 “可是个好人，我换粮转，他总是给予照顾。真令人感动！”我说。
　　 我又突然想起于保善儿子上高中的事，问于仰中：“他的儿子不也是从咱们学校毕业的吗？”
　　 于仰中轻轻点头，说：“可不是。可没有毕业，就没了。”于仰中说，三年前，于保善的儿子，读高二。这年夏天，大雨持续下了几天。他儿子参加学校例行的学农劳动。这天去白菜地排水，不小心踩在一颗钉在木板上的长锈的铁钉子上。他儿子忍着痛，和谁也没说，也没请假。结果得了破伤风，第七天就没了。我叔叔就这么一个孩子。
　　 我愕然。于保善每次见到我们，总是微笑。原来，他心里装有这么大的悲痛啊！
　　 换回的饭票，有百分之三十的细粮，可以买馒头、花卷和米饭。玉米是粗粮。粗粮换的粮转，平均每天可以享受一个半馒头。我感到很满足。
　　 学校的伙食很是一般。细粮有馒头、花卷，偶尔做一回米饭，粗粮是窝头（我们戏称齿轮）、杂交高粱米干饭，稀饭是小米粥、玉米渣粥和杂交高粱米粥。副食就是熬白菜、菠菜、萝卜、土豆等，一般五分钱一份。每天也有猴顶灯（熬白菜里浇上几块炖肉和肉汤）但要二角钱，大多人买不起。肚子里没有什么油水，每天，我能吃到八分饱就不错了。但我心里，没有半点怨言。高中学生们在一起，生活是充实的，有活力的，时光是美好的。
　　 高中二年，换了二十个月的粮转。老庄子粮站、刘保善，学校食堂、于仰中，离开我太久远了，但在我心里，这些却愈益鲜活。（2025.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