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71年春天，我在海洋守备区政治部宣传科当战士报道员已经两年多了，鉴于我的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都比较好，组织上决定要提拔我为干部。因为当时上级有个规定，没有在连队当过班长的不允许直接提干，组织上遂决定我下到连队去当班长。于是便安排我于4月17日下到位于龙头山上的炮二连当一班长。我所到的班里当时已经有一位姓程的班长，是1968年本溪入伍的，他当时在旅大市新金县支农。当时连队装备的火炮，是前苏联制造的重型武器，最远射程可达2.7万米，有效射程也有1.3万米，虽然现在已经淘汰了，但当时还是可以起到封锁黄海海上通道，扼守京津门户的重要作用。
　　
　　 刚到连队时，我对炮兵知识一窍不通，只得从头学起。技术上的东西下点功夫是可以很快就学会的，时间不长，我就可以指挥全班进行操炮射击训练了。对我来说，体力是个大问题，连队开始是执行训练任务，有时需要倒弹药库，从山下的弹药库往山上的库里扛弹药箱，一箱弹药有170斤，要扛起来往山上走，对我简直是一种极限的考验。但我是班长，班里年龄比我大的有，比我小的也有。当班长的必须带头扛，而且不是扛一箱。开始我是咬着牙坚持扛，扛了几箱后，浑身冒汗，两腿打颤，有些坚持不住了，一旦摔倒，那个大箱子压在身上头上，会有生命危险的。再说，如果把弹药摔坏，也是事故。这时，副连长殷殿福发现了，便对全连人员进行调整，个子小体力差的去倒另一个库，那个库是另一种炮弹，每箱重130斤。后来，我就特别注意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我从四月份下到连队当班长，到9月份虽然只有五个月的时间，可这五个月中我所受到的锻炼可以说是非常全面的。除了正常军事训练，还执行了打坑道掘进任务，盖营房的任务，开山劈石的任务，以及连队种菜生产的任务，正是在执行这些任务中，我学会了抡锤把钎，打眼放炮，和泥拌浆，推车排渣等一些从来没干过的活计，胳膊肩膀被铁锤砸过，手脚磨起过水泡，也曾有钢钎擦着头皮飞过……这时，我才真正懂得了提干必须经过连队基层锻炼的必要性。而这些锻炼对我行走以后几十年漫长的工作生活之路是极有益处的。
　　
　　 在这五个月中，留在我记忆中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是我不同意我所在的连队为“四好连队”。我下来当班长的这个炮二连，是外长山要塞区这个军级单位的一个连续10年的“四好连队”。1959年主持军委工作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在庐山会议上因“万言书”被罢官以后，林彪便开始主持军委工作，同时在全军开展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活动。炮二连从1960年开始到1970年，已经连续10年被评为“四好连队”，有这样荣誉的连队在全军也不多，已经成为沈阳军区乃至全军的典型。守备区为了保住这个典型，派高副政委常年在连队蹲点，给予具体指导和帮助。可我到这个连队后，发现连队问题还真不少，比如，连队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不是很强，指导员虽然人很随和，民主作风好，工作也勤奋，但能力相对弱一些，形不成坚强的领导核心。连队作风建设抓的不紧，一些战士军容风纪比较差。最差的是生活管理，经常吃不到肉，伙食调剂不好，完全达不到上级要求的标准。最令人不解的是司务长连筷子都备不齐，有的干部战士吃饭时到山坡去折槐树枝当筷子用。当时评“四好连队”的标准是“政治思想好，军事训练好，纪律作风好，生活管理好”，这个连队除政治思想、军事训练比较好，有两个方面存在缺欠，如果评上“四好”岂不太牵强了。因此，一向求真务实坦诚耿直的我，在连队七月份搞初评的举手表决大会上，我未举手表示同意。在开会举行表决时，因为我是一班长坐在队伍的最前面，守备区高副政委就坐在我的对面，连队干部也都在场。上级领导和连里干部虽然也都认为连队差距不小，但为了保住这个10年“四好连队”的典型，大都不情愿地举了手。而作为来连队锻炼，准备提干的我，按理应该随大流举举手就可以了，可我的性格并不允许我那样做。事后，我也多少有些不安，自己这样做会不会引起上级首长和连队领导的不满呢。后来高副政委同我谈话时讲到了这件事，我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我说，按理说“四好连队”应该各方面都很过硬，可连队差距不小，初评如果不评上，下半年继续努力改进，或许年终可以赶上来，如果现在认为合格，就这么继续下去，到年终肯定不会有什么大的改观。高副政委听了我的意见后表示赞同，其实他也觉得连队建设确实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8月中旬，守备区政治部宣传科来通知，要我出席沈阳军区于8月11日至18日在军区大连护士学校召开的军区师以上报道组长工作会议。那次会议是由旅大警备区协办的。为此，警备区要求全区团以上报道组成员全部参加会议，以获近水楼台之利，全面提高一下警备区的报道水平。于是，我们守备区报道组的五位同志全都去大连参加了会议。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那样大规模的会议。会上，我听了军区新闻科长李之熙讲新闻报道工作的重要性、新闻写作要领和技巧等。其中，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他讲到了新闻报道工作是一种具有“无型的压力，无限的操劳，无穷的紧张的工作，但苦中有甜，苦中有乐。此项工作，责任大于荣誉，必须要有一种敢于负责，努力奉献的精神。”还有中央电台军事部记者汪孟颖介绍了他写的《朝阳起宏图》的经验，那篇长篇通讯报道的是辽宁省朝阳地委书记、朝阳军分区政委王吉道同志，领导一班人带领朝阳人民抗击十年九不遇的大旱夺丰收的事迹。汪孟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艰苦努力，终于写出了那篇典型报道，对大家启发很大，使大家从更高的层次上了解和认识了新闻工作的重要，以及从事新闻工作的意义和乐趣，它对我后来在几十年的工作中一直没有丢掉新闻报道工作，以及后来兼职做了中国国土资源报10多年的大连记者站站长工作有着很重要的指引作用。
　　
　　 到1971年9月份，我下连队当班长已经快半年了。9月12日下午，我接到通知，要我9月13日上午去守备区医院检查身体。当我赶到医院时，另外三位一同检查身体的同志已经赶到，他们告诉我，检查完身体，就要下提干命令了。我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心里自然很是高兴，因为这是人生一个重要转折。可我们检查身体正在进行的时候，突然接到上级通知，实施一级战备，医院里的伤病员除了较重的外，其他人一律返回战斗岗位。于是立即中止检查，我一路跑步回到4公里外山腰上的连队里。此时，大家已经将背包搬进坑道，大炮已推上战斗位置，炮架已经打开，一切进入临战状态。到了下午两点钟，连队又接到上级命令：一级战备不解除，一切工作恢复正常。于是，我们9月14日又去医院接着检查身体。9月15日，守备区党委下达命令，任命我为守备区炮兵营炮二连炮一排排长。
　　
　　 过了一个多月，我又被任命为政治部宣传科干事。后来我才知道，我们提干检查身体的1971年9月13日那一天，就是震惊世界的“9·13事件”发生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