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笼罩在人们头顶的疫情的乌云终于散去，结束了出行管制，我也终于可以回到两年未归的故乡。下了火车，已是日暮时分。坐出租车回家的路上，望着一闪而过的街道，陈旧的大楼仿佛被清水洗过，反射着熟悉且温和的光。路灯下的灯笼随风摇摆。不知是哪个沉不住气的孩子，点燃了响亮的爆竹，同时一支烟花冲向云端，炸响传来，天空中绽放出五彩缤纷的花朵。
　　 我刚到家门口，咳嗦一声，母亲就开门了。
　　 “回来了？”
　　 她不确定这是幻觉还是实实在在的团圆，上下打量着我，还拍了拍我的肩膀，接着转过身抹了一把泪。父亲坐在沙发上，守着一桌丰盛的年夜饭。回想过去两年，在北京度过的两个孤独的春节，我的心底也有些发酸，含着泪水说：“爸，妈，我回来了……”
　　 春节的日子按部就班地过着，除夕到初四，鞭炮声与欢笑声从未停过，哪里都是热火朝天的人群。放假前，我向公司提了辞呈，所以这个春节，我可以在家休息一段时间，就盘算着要把遗失的时光都补回来。见过亲友，去了当地的名胜古迹，我便想去奶奶那里住几天。
　　 奶奶家住得远，以往我们都在那里度过除夕和初一，今年没有去，一是父亲的身体不好，不适合长途跋涉，二是担心病毒传染。我仗着刚痊愈，没有传染性，就跟父亲说要自己去奶奶家住下。父亲答应了，还让我带上礼物和药品。他去火车站送我，说：“你身体不好，不要做剧烈运动。特别是跑跳什么的，对肺不好。你去了，先给你奶奶提两桶煤，路上有人要问你，别理他，低头走就是了。”
　　 我还没搞明白这句话的含义，火车就来了。来不及细问，我坐上了久违的绿皮车。小时候父母工作忙，每到暑假，就把我送到奶奶家，可以说，童年的记忆，很多都是那座城市燥热的夏天。后来去了北京，奶奶经常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有时说工作忙，有时说疫情管控，总之不敢确定的时间。这次回去，我没有跟她说，就想给她一个惊喜。
　　 到奶奶家楼下，我拨通了她的电话，说：“奶奶，我想去看看你！”
　　 出乎预料的是，奶奶并没有表现出热情和欣喜，反而停顿了很长时间，才悠悠地说：“非得回来吗，要不过段时间，或者下次我去你爸妈那里。”
　　 我一下子不知所措了，奶奶的态度怎么会变化如此之大。可我已经到了楼下，再没有回头的理由，只能硬着头皮上去。好在她没有像电话中的那么薄情，见到我，还是止不住地笑，露出黑洞洞的牙床。过去她还经常去染黑头发，现在却顶着一头银白，像道士手中的拂尘。
　　 我不想在老人面前落泪，于是转身去提放在客厅里的两个铁桶。
　　 小区破旧，没有暖气，冬天全靠火炉取暖。煤炭都放在地下室里，又没有电梯，上下爬五层，对老人来说确实困难。父亲让她搬到我家，她说什么也不肯，父亲只好拜托一个住在三层的外地人，隔几天帮忙提一桶煤。过年了，外地人回老家，临走前多提了几桶，堆在客厅角落的纸箱里。我去看时，还有不少剩余。但我还是提起一只空桶，匆匆跑进地下室，用铁锨铲了煤。从地下室出来，正要回去，却发现有两位老人正盯着我。我认出来，是四层的李爷爷和六层的王奶奶。李爷爷问：“你是五层的，老徐家的？”
　　 我忘记了父亲的嘱托，放下桶说：“是啊，李爷爷您还记得我呢！”
　　 “等等，你别走。”李爷爷突然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然后和王奶奶一起上楼，抛下不明所以的我。不一会儿，他们提着铁桶下来了。王奶奶说：“你行行好，帮忙提一桶吧！我们这些老家伙，看着这么多楼梯就发晕。”
　　 我怎么能拒绝呢？来到他们的地下室，铲好煤送上楼。期间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竟然冒出了六位独居老人，都求着我送煤上楼。等我回到奶奶家，把桶往墙角一放，整个人飞似的扑向沙发。仔细数来，整栋楼，我爬了不下三遍。就算身体健康，那也要累出一身汗，况且我的身体还未完全恢复。
　　 奶奶不知道去了哪。缓了好一会儿，我才坐起来，打量着陈旧的家具，愈发觉得亲切。走进奶奶卧室，我看到挂在墙上的道袍，还有一旁桌子上摆着的道冠。道袍通体黄色，带着黑色的花纹，摸起来是涤纶的质感，像是香港电影里的劣质戏服。衣服下面放着黑色的箱子，打开一看，里面有铃铛，香炉，桃木剑，还有一大摞符纸。我心里觉得愤懑。经常听说有人靠这些东西哄骗老年人，没想到真就骗到我奶奶身上。
　　 这时候，奶奶回来了。我藏在墙边，看她鬼鬼祟祟地在包里翻着什么，然后掏出一张黄色的符纸，上面还有红色的长蛇似的笔画。她将符纸放在沙发上，跪下来，念念有词，双手合十拜了三拜。我觉得好笑又无奈，且不说这符纸，就连道教的抱拳礼，骗子都不一定清楚。
　　 奶奶把符纸贴到我房间的门上。我突然跳出来，把她吓了一跳。我很想跟她讲这些都是封建迷信，不能相信，但看到她神圣且不容置疑的表情，我却被噎住似的，什么也说不出来。她拉着我坐下，问了我很多生活和工作上的事。说着说着，她把手搭在我的腿上，轻轻拍了拍，说：“奶奶老了，眼睛都花了。”
　　 这让我感到诧异。奶奶最忌讳提什么老啊，死啊之类的话，这次怎么主动讲了。我把话题引到墙上的道袍，她慌张地说：“不是不是，你不要多想，那是我捡破烂的时候翻到的，看样子挺新就带回来。”我无言以对，她经常去外面捡些瓶子废铁什么的，即使我们每月都给她充足的生活费，她还是改不掉这个陋习。于是我不再追问，也不关心贴我房间门上的符纸。她做的一切都是为我好的，哪怕是在迷信的前提下，我不好伤了她的心，只说下次再买符咒，带上我，我要去亲眼看看。她不置可否，只是沉默地看着我。过了半晌，她叹口气说：“你去见见你赵叔吧，他家这几年挺冷清的。”
　　 赵叔的儿子赵远，是我小时候的玩伴。他在疫情前去了美国，一直没有回来。在奶奶家吃完午饭，我提着礼物去赵叔家拜年。他为我的到来而欣喜，我却为他的变化而震惊。在我印象里，赵叔是很健壮的男子。幼年时我在结冰的河面上玩耍，不慎滑进水里，他不顾刺骨的冰水，跳下来将我捞上岸。救护车要拉走我俩，他只是换一身衣服，披上厚实的军绿色大衣，身上便泛起氤氲的热气，对医护人员说不必了，我暖暖就好。现在再见面，他竟然瘦得像一根虫蛀的柴火，咳嗦起来，仿佛要把五脏六腑一起咳出来。
　　 他不因为丑态而有什么悲切，热情地迎我进来，说些胖了，高了之类的话，还招呼婶婶去楼下的饭店买几份好菜。我们这里，除夕夜的晚饭会做得极其丰盛，菜肴一直吃到初七。我说：“不用麻烦了，吃家里菜就好。”赵叔不依不饶，说：“那不行，除夕那天我俩也没做什么菜，借着你来，我和你婶婶吃顿好的！”见我不再推辞，他还取出珍藏的茅台酒。拧开盖，尘封的酒香喷出来，我顿时多了几分醉意。
　　 酒过三巡，赵叔放下酒杯，用手摩挲着上面的荷花纹理，若有所思地对我说：“你奶奶最近要做法事，你知道吗？”
　　 我想起挂在墙上的道袍，心里猜透了七七八八，说：“那些都是封建迷信，害人的东西，肯定又是什么骗子来搜刮老人家的钱。还是赵叔明白，不掺和这些事！”
　　 赵叔笑起来，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说：“是呀，我也劝你奶奶，人死哪有灵魂这回事，她非不听，一会儿说好歹是这么多年的邻居，一会儿说半夜听见鬼吹笛子。我想，她是被老潮的死吓住了。”
　　 “谁？”
　　 “老潮。”
　　 我怔住了，脑海中浮现出一位穿着深红色毛衣，绿色线裤的老人，她总是顶着乱蓬蓬的头发，握着一把快要散架的口琴。“潮”，在我们的俗语中，是笨，傻的意思，不知道是谁将这个字放到她的身上，竟然没有一丝违和。
　　 “老潮死了？”
　　 “你不知道吗，过小年的时候，被人抬走了。据说死一段时间了，要不是邻居闻到味，恐怕还没人发现……两个人用白布罩着，放担架上抬走了。那俩小孩也是毛躁，晃着晃着，露出一只手……”赵叔的目光四处寻找着什么，最后停留在婶婶端来的馒头上，指着说：“对，你看，就像馒头发霉了似的。”
　　 婶婶打了他的手，说：“吃饭呢，说这些恶心的话干什么！”
　　 赵叔一边咳嗦，一边说：“你想不到，那天最出风头的，竟然是小潮！他钻过警戒线，跑过去跟人家抢担架，还说什么‘放了我徒弟！放了我徒弟！’，我看，这老潮小潮，真是实至名归……你知道小潮吧？”
　　 我点点头。
　　 我跟小潮只见过两次。奶奶家靠近火车轨道，闲来无事我就沿着铁路漫步，经常会有人拾火车上掉落的废铁与煤炭。小潮单薄的身影，在一群人中不起眼的像河水中的石头。那天火车呼啸而来，旁边候着几个捡废品为生的流浪儿和老人，他们都在等列车驶过。这时，从车窗飞出一个闪亮的东西，落在离铁轨不远的石堆中。所有人都看见了，但没人敢上前，他们都怕被卷进滚滚的车轮下。突然，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冲了过去，迅速抓起物件，放在眼前看了看，再向着后面的人耀武扬威似的挥挥手。几个大点的孩子撸起袖子要过去抢，小孩转过身，向疾驰的火车一跳，刚刚擦着车尾的残影，瞬间消失不见了。剩下的人摇头叹气，低头找自己的战利品去了。我被吓出一身冷汗，回去告诉奶奶，把小孩的样貌说了说。奶奶赶紧让我翻口袋，看看有没有丢东西。直到我把手机，钥匙，钱包都拿出来，她才松了一口气，说：“那小鬼，都叫他小潮，没爹没娘，有贼性，天生的！”
　　 第二次见到小潮，是在疫情前最后一个春节。他沿着铁路奔跑，后面跟着一个穿保安制服的青年。小潮被铁轨绊倒，额头撞上石头，流了一脸血。保安跑过来抓住他的手腕，轻轻一转，就把他的手臂反了过去。
　　 “钱呐？”
　　 见我在看，保安瞥了一眼说：“别管，抓小偷！”
　　 小潮被摁在地上，说：“我没偷！我没偷！”
　　 “还说没偷，我看着你进小区了。”
　　 “没偷着！”
　　 “钱呢？”
　　 小潮的左手在裤兜里翻着，拿出几张钞票，说：“就三块五。”
　　 保安接过来塞进口袋，又在小潮的身上摸索一会儿，才把他放开，还不忘朝他屁股踢了一脚，而后哼着小曲离开了。
　　 小潮揉了揉红肿的手腕，顾不上擦拭满脸的血污，朝保安离去的方向吐了一口唾沫，狠狠地骂道：“操你妈，没爹没娘的小杂种！”
　　 我的思绪被赵叔的咳嗦声打断，他已经咳得接不上气了。婶婶一边给他捶背，一边对我说：“小宏，劝劝你叔叔，都病成这样了还不肯去医院，这样拖下去可怎么办啊。又不是缺钱，小远送来的体检卡他都不用。”
　　 赵叔打断她说：“没事，我的身体自己清楚，没啥病。可不能去医院，去了那地儿，一闻那怪味，没病都得弄出什么病。”他缓过气，涨红的脸逐渐褪色，又抿了一口酒，说：“哎呀，就算有病又怎样，不就是一死嘛，谁没有那个时候。与其在医院里受罪，还不如在家痛痛快快地过几天。”
　　 婶婶连忙给他倒碗汤，让他喝下去，说是把不敬的话一起咽回去。
　　 赵叔端着碗，凝视着上面漂荡的油花，说：“到时候赵远能回来，就好了。别跟老潮似的……”
　　 我望着面前的老夫老妻，再没了喝酒的心绪。透过热汤冒出的蒸汽，我蓦然发觉，赵叔也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了。于是借口离开了。
　　 出门的时候，天空不见星斗，乌云笼罩了这本应闹哄哄的夜晚。雪花飘然而至，从芝麻大小变得形如鹅毛，仿佛落下整个宇宙的繁星。很快，大地都被雪覆盖了。我的酒劲上来，似乎坐上了行船，洁白平整的雪路，像一条宽广奔腾的河流。路两旁深埋底下的植物的萌芽，被这突然的大雪惊醒，在土地中伸展着腰肢，发出呼呼的声响。我不知被什么东西绊倒，陷入了柔软发烫的雪里，很想哭，却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在半梦半醒的时段，我听到远方传来悠悠的口琴声。声音很乱，听不出节奏与音韵，更像是猛烈的风在吹奏。我想起赵叔说的鬼魂吹笛子，便猛然惊醒，酒精立刻跟着汗液流出了。我仓皇地跑回家，一口气爬上五层。
　　 奶奶又不知去了哪里，她卧室里的道袍和法器也不见踪影。我依着门框喘着粗气，半晌才回到自己房间。看到门上贴着的巨大的黄色符纸，心中燃气一股莫名的怒火，将它扯下来撕成碎片，然后躺在床上沉沉地睡去。
　　 半夜时分，我被开门声吵醒。朦胧中，听见奶奶“哎呀”一声，紧接着是跑下楼的动静。我头疼欲裂，很快又睡过去，再睁眼，已经是凌晨四点多钟了。
　　 我欠起身，望向窗外，雪花俨然停了，只剩下一片白茫茫的大地。远方传来一声犬吠，惊落了树枝上的白雪。这旷远的寂静让我心慌，披上外套来到奶奶的卧室，看到她正酣然睡着，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回到房间，坐在床上，我静静地看着屋外的景象，环卫工人开始上班，他们身上橘红色的条纹反射着微弱的光，扫雪的声音，缓慢而富有节奏地响着。我总觉得少了什么，思忖良久，想起老潮再也不会出现了。
　　 老潮是我们的起床铃。天不亮，她就会在小区里放声高歌，把要上班的，要上学的，要晨跑的，还有想睡懒觉的人一并叫醒。那时候小区里会回荡着各式各样的骂声，直到老潮奔赴下一个地点。仔细想来，老潮除了吵一点，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要说吵，谁能比得过十来岁的孩子。我们能容忍孩子，却容忍不了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我们叫她老潮，她也笑眯眯地说：“我是老潮，你们呢？男潮，女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