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读过一本讲如何作文的书，其中的论说文部分举的一个例子是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记得其中介绍说它一句一转，每一转都转的理由充足，实在是难得的“翻案”文章。当时的我不知道孟尝君是谁，也不懂什么是翻案文章，甚至连论说文到底是什么都不是太清楚。自己没有任何判断能力，那就只能相信印刷在书上的说法。那个作者那么说，我也就那么认为。尽管当时也搞不清楚王安石文章到底说了什么，是怎么说的，但书上说写得很妙，那它就一定写得很妙。今年春节，身体不太好，只能躺在床上翻书，翻到《古文观止》中的《读孟尝君传》。读的时候就想到了年轻时的那些想法，觉得好笑。读过后有些疑问，找到《史记》，读了《孟尝君列传》，也读了《田仲完世家》，就有了一些想法要表达出来。
　　 一、姓田还是姓陈
　　 司马迁说孟尝君叫田文，也看到过有些古书称呼他陈文。年轻时由于这件事还疑惑了好长时间，在终于明白原来是一个人时还曾阴阳过古人的无聊。随后也就知道了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叫他田文是肯定他，认可他是“田齐”的一份子；而把他叫成陈文，却是在贬低他，意思是他不配为“田齐”的子孙。那么，他既被称为陈文，又被称为田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要说清楚这个就得先说说我们的姓氏文化。我们的古人有“姓以别婚姻，氏以别贵贱”的说法。什么意思呢？看看“姓”吧，《说文解字》说“姓,人所生也”，也就是说姓表示你是什么人生的，那么就应该是和母亲有关。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曾经母系社会的印迹。猜想在母系社会的某个阶段，我们的祖先认识到了有直接血缘关系的人结合，会生出一些有缺陷的子女。为了预防这种情况发生，制定了同一部落内的男女不能结合的规矩。这规矩由于强大的生命力在很长的时间里在终于算是固化在了人们的观念里，成了“天条”一样的存在。在相互封闭的社会，大家都熟悉，执行起来没问题。而在社会融合度增加之后呢？相互之间不一定熟悉，这时“姓”就成了重要的预防措施。这就是“姓以别婚姻”的意思。而“氏”现代人第一感觉是指女人，比如王氏、张氏什么的，其实在古人尤其是春秋战国之前，“氏”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也就是你在取得了某些让帝王认可的成就，才可能被赋予“氏”，你会被分封到某个地方，成为那里的主人。先人们用这种方式表示你是你们那个家族里特别的某某，这就是“别贵贱”的意思。拿孟尝君来说吧：他可以追溯的祖先是陈国公子完。这位陈国的贵公子，由于和他关系密切的太子被杀，他怕自己被株连，逃到了齐国。陈国国君妫姓，据说是帝舜的后代。也就是陈完姓妫，他到齐国生活后，为了区别于其他妫姓的人，一般他会被称为“陈妫”。陈国贵族姓妫，在古人是常识，所以“妫”往往会被忽略，而直接称他为“陈”。这里的“陈”是指他祖上的“氏”，表示他是陈国贵公子。当然，按照司马迁的表达，他到了齐国就以田为氏，所以《史记》才称他为田仲完（田是他的氏、完是他的名，而仲表示在他家族众多的兄弟中他是老二）。我认为司马迁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当然也有可能他是祖先以后代贵）。因为他的后代在取代“姜齐（姜姓齐国）”时，还有好多自称陈氏的后代。好像是《战国策》吧，记载说在当时田氏居住的地方，除了一支外，其余的都称陈氏，而他们共同供奉的祠堂也是“陈氏”。我总觉得田氏一定是他后代中那个成了齐国正卿，有了封地（或许是被封在一个叫“田”的地方），成了当时所谓的“家（现在所谓的科学家、文学家什么的那个“家”等等都还有这个意思）”，为区别于其它族人，所以成了“田氏”。后来这一支势力发展壮大，终于取代了姜氏齐国而成了齐国国君。这样原本以陈为氏的人中也就有比较多的沾共有老祖宗的光，开始以田为氏，结果就是田氏在齐国非常多，以至于汉高祖刘邦征服齐国后，觉得田氏宗族太大，不利于统治，给他们排队，结果从“第一”到“第十”，让那些田氏人分离出去变成了“第一”或者“第二”、“第三”等等的“氏”。再后来，所谓的“氏”已经没有了实质性的意义（氏和分封制也就是“封建”有一定的关系，分封制名存实亡，氏当然也就没啥意义了），它也就正式取代了“姓”，成了某个家族的统一标志，成了他们一族人的“姓”。而它自身也退缩成结婚后女性的代称。当然这句“姓以别婚姻”却被顽固的学者坚持，成了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以至于五胡乱华时，匈奴部的刘聪要取太保刘殷的女儿却怕被人嘲笑。其实就如当时的两位大臣所说的，尽管都姓刘，祖先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祖先。尽管现在同姓婚已经比较常见，有些历史知识的人也知道即便是同姓，祖先却根本不一样。但在日常生活中，只要碰到同姓，我们潜意识中就觉得是一家人。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看过一种说法，说外国有传承几百年的所谓贵族，所以他们的文化就有贵族特有的高雅；而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贵族，那潜台词当然就是我们的文化相对就粗俗。“高雅”、“粗俗”这类的玩意，其实就是你内心深处那只有你自己知道的屁股到底坐在那里而产生出的问题。这种玩意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要扯上历史，硬把它当成人类普遍规律，那就需要说说了。在我看来，从司马迁“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司马迁说出自陈胜口，以前我相信，现在我觉得应该是司马迁借陈胜的嘴说了这句话）开始，国人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成为人物的机会是均等的，没有那个家族会一直被上天眷顾。“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是含蓄的表达，而“富不过三代”、“老子英雄儿好汉，孙子上来是混蛋”却是老百姓都能说的道理。被称为历史上英雄皇帝的李世民，也逃不过有个窝囊废儿子李治的命运，何况普通人呢？而说到祖先，在我们中华大地上，所有有姓者的祖先都曾经“贵”过、“富”过。非要有人说祖上多么富贵，在我是不知觉间会想起阿Q的。融进我们民族血液的传统是书本上说的“英雄不问出处”，民间说的“好男不住祖传房，好女不穿嫁时裳”，是有本事老子自己挣的豪气。只有未开化民族才相信有些人是神的后代，他们很自然地就该高人一等，也该世世代代被遵奉为“贵族”。而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尽管我也承认人与人之间天赋差别很大，但仅仅根据出身就判定人的品质，并且还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宣传“有些人或者有些人种天生高人一等”之类玩意的人，在我看来不是十恶不赦的畜生，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
　　 二、孟尝君的上位
　　 田文确实有“田齐”王族的基因。他父亲是田婴，以王叔的身份担任过齐国国相。但司马迁说田婴有四十多个儿子，而孟尝君的母亲却仅仅是他的一个“贱妾”，并且这个孩子据说出生在端午日。在那个时代，这一天出生的孩子，公认的是长大后男子克父，女子克母。田婴让那个“贱妾”处理掉这个孩子，不要让他活着长大。但那个“贱妾”没听老爷的话，养大了这个孩子。现在的问题是在那个“子以母贵”的年代，他是如何超过其余的兄弟，而被选为接班人的？《史记》记载了他和田婴的两段对话，好像是说就这对话，让田婴觉得他见识高超，所以把家族传给了他。这种理由，年轻的我相信，但现在我却觉得完全是扯淡。大体上看过了二十四史，我知道像他那样的出身，要想上位，只能有两种可能：一是唐太宗李世民类的，杀了将成为继承人的兄弟（比如建成、元吉）；另一种是唐玄宗李隆基类的，有继承权的人害怕了，不敢上位，主动让位给这个能力更强或者心更狠毒的弟弟。无论哪一种，血腥的杀戮一定是少不了的。《史记》没有记载他上位时的杀戮，却记载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件是说他在拜访平原君的路上，经过一个县（在现在的意义上，应该是一个村庄），当地人听说过他，但看到他长相很普通，说了一些嘲讽的话。结果他让身边的门客杀光了村里的人。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当然还有一些，比如南北朝时的侯景，他在战败逃亡的路上，经过一个城池，站在城墙上的士兵认出了他，开始嘲笑他。他停止了逃亡，攻占了城并杀光了城里的人。侯景尽管只能算是一个无赖，但这件事他做得却比孟尝君光彩许多。他杀的多数是战士，而孟尝君杀的几乎都是平民。
　　 司马迁也写了孟尝君死后，他儿子们为了继承他的位置而相互杀戮，结果他那一支彻底被灭的事。
　　 同时司马迁还说了他亲身体验过的一件事：“吾尝过薛，其俗间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司马迁想说的是那么多人，六万余家，跑到了薛，表面上似乎他在说明孟尝君的“好客自喜”，其实却是在说那群人凶残的本性，到了他去的时候都几乎没有改变，“其俗间里率多暴桀子弟”。是在根据“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原理暗示孟尝君也是那种类型的人吧？
　　 所有这些记载联系起来，尽管司马迁或者说比他更早的史官们没有记载他上位的过程，但他对他那些同父异母的兄弟无论做出什么样的事，我都是可以理解的。
　　 三、鸡鸣狗盗
　　 王安石很看不起“鸡鸣狗盗之徒”，不把他们看成是“士”，其实是唐宋以及后代人的偏见。“鸡鸣狗盗”是怎么一回事呢？《史记》对这个记录很清楚。田文到了秦国，秦昭王本想任用他为相，但有人说了反对意见，秦昭王觉得有理，不用他就想杀了他。田文感觉到了危险，他的谋士让他找秦昭王宠信的一个妃子。他找了，那个妃子给出的条件是他献给秦昭王的那件白色貂皮大衣拿来就什么都好说。当时这件衣服收藏在秦昭王的宝藏库里。这样“狗盗”出现了，他躲过看守的士兵，进入秦昭王的宝藏库，偷出了那件大衣。那位妃子在秦昭王前说了好话，孟尝君被允许离开秦国。他得到消息后急忙启程，半夜到了函谷关。按照当时秦国的规定，鸡叫后才开关放人进出。孟尝君怕秦王后悔派人来追自己，想赶快出门。这样一个门客学鸡叫，结果附近的鸡都叫了。守门将士打开城门，他们一行逃出了秦国。这就是“鸡鸣”。司马迁说，本来孟尝君其他的门客以前都看不起这两人，现在他们成了众人仰慕的对象。
　　 四、门客的待遇问题
　　 司马迁记载了两件几乎自相矛盾的事。一件是说一次开饭迟了，有个门客觉得自己吃的不好，模模糊糊没看清远处孟尝君的饭菜，以为他们吃的比自己的好，当场提了意见。孟尝君过来问清了原委，让家人把自己吃的饭菜端来，和抱怨的门客吃的一模一样。于是门客说自己怀疑的不对，当场自杀。另一件是他重要谋士冯谖的事。说他带着把破旧的宝剑，成了孟尝君的食客。过了几天，他开始唱歌，说什么宝剑啊宝剑，我们回去吧，食无鱼。管理门客的人把这些话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说给他提高生活标准。这个故事要是真的，那不是就在说明孟尝君的门客确实待遇不一样吗？这不就和前面的故事矛盾了吗？这该怎么解释呢。我想这两则故事可能都是真的，只不过司马迁没把其中最重要的时间因素体现出来。前面那故事应该发生在孟尝君还是陈文的时候，那时的他不过是田婴儿子中地位比较低的一个；而后面那故事就发生在他已经是田文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继承了父亲的一切。
　　 五、《读孟尝君传》
　　 王安石读《孟尝君列传》后写的《读孟尝君传》，文章不长，为了方便，抄录如下：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这文章共四句话。第一句是总结司马迁及前人对孟尝君的评价，“能得士”，并且也依据这些士的本事才从秦国逃了出来；第二句给出的是他自己的观点，孟尝君不能“得士”；第三句是自己这么说的理由：有士就能国强，而国要是强了他也不会沦落到那种地步；第四句回到孟尝君，他不能得士的原因。这是典型的王安石文章，要是对传统文化不是太掌握，是会认为逻辑性真的很强，让你根本找不到反驳的地方。
　　 现在我们分析一下这篇文章到底好不好？首先需要明确一个概念，“世人说孟尝君能得士”，这里的“士”和王安石自己的“士”是不是一个概念。很明显，它们的内涵是不一样的。世人说的“士”，是士的本来含义，是那些没能继承到父亲遗产，但在父亲生前能保证学到一些东西的人及他们的后代，当然也有一些是没落到卖了自己封地的贵族。所以无论是文章中的“鸡鸣”还是“狗盗”，在战国时都算是“士”，是孟子说的“无恒产，有恒心”的人。而孟子之所以这么说，是由于他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所以他自贵身份，这是你想真正读懂孟子以及所有古今中外所谓的圣贤著作时必须首先该知道的事。而事实上在当时的社会里，他们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和这个世界上所有阶层一样，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好的，也有坏的；有能力很强的，也有啥都不会的。而在这个阶层里，能力很强能让一个国家富强起来的，被称为国士；没啥本事却能坚持按自己原则生活的，被称为廉士；能格斗的是武士，会写文章的是文士，善于说话的就是辩士，鸡鸣狗盗类的应该算是“才士”吧？王安石把“士”的标准提高到管仲、乐毅那样能治理国家，让国家强大起来的“国士”，明显地是改变了“士”的内涵，当然是偷换概念。那么王安石知道这些么，他当然知道。他之所以这么说是由于孟尝君的身份，齐国国相，在那个位置上，他最应该得到的当然是国士，而不是各种各样的“才士”。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王安石的观点就不是“翻案”，他的结论也可以从司马迁的叙述中得到。比如那个弹宝剑唱歌的冯谖，应该是孟尝君最有能力的门客了。他给齐国国相孟尝君设计了“狡兔三窟”，但他所有的作为都是为了巩固孟尝君个人的地位，却没有一个计谋是让齐国富强的。那样的地位却只能有那样的谋士，那孟尝君怎么想的当然也就很清楚了：他只想保持住自己的富贵，至于齐国怎样，或许他根本就没有认真思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