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家分了地，粮食打得真不少，粮囤都冒尖了，温饱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可零用钱还是不富裕。市场放开了，只要不违法，人们可以随便做个小买卖，也没人管了，家家干起了小生意。卖小吃的、卖餐饮的、卖蔬菜的、卖水果的、卖服装的、卖鞋帽的、卖布匹的、卖日杂的、卖耗子药的、卖狗皮膏药的、贩粜粮的、贩大牲口的、贩猪崽的，甚至搞牙行的，五行八作，像棒子苗出土一样纷纷拱了出来。
　　 一年前，父亲把苦心积攒了多年的钱款全部拿出来，盖了三间混砖到顶的大北房子，在当时来说算是很时兴很奢华了。可它却把父亲半辈子的积蓄全吃进去了，一家七口的日子很快陷入了拮据之中。
　　 那年，我上初中。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虽然还不能为大人分担些许忧愁，可多多少少也懂些事了。
　　 村南的李叔和我的父亲关系很要好，吃喝不分，几乎天天来我家串门儿，用李叔的话说就是“一天不来就没着没落的”，跟父亲总有说不完的话。有时候聊着聊着到饭点儿了，母亲简单地炒两个菜，拿出来廉价的二锅头，老哥俩就喝上了。李叔家里的日子也很紧巴，孩子多，又小，七八张嘴一顿不啃李叔都不行。盖房那些天，李叔没有一天不到，义务帮忙，每顿跟我们一起吃，没给他吃过小灶。他知道我们正用钱，也没拿自己当外人。李叔也说过：“我帮不了钱场帮人场。”这种莫逆之交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少见，起初只是因为两个人投缘，聊得到一块儿，渐渐地便结成了生死弟兄。假如有一天一方突然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另一个兄弟肯定会“危难之中显身手”，第一个站出来，不惜倾家荡产也要拔刀相助。
　　 可眼下的事让老哥俩犯难了。父亲和李叔商量怎样才能熬过这一关。做买卖吧，没本钱；耍手艺吧，父亲倒是会编筐，可现在单干了，父亲往北京市供应的几个石子厂早就承包出去了，厂子里的几个关系户都换人了，荆条簸萁卖不出去了。两人琢磨来琢磨去，怎么也想不出挣钱的路子。
　　 突然，李叔眼前一亮，像捡到宝贝一样兴奋地对父亲说：“有一个买卖你干最合适不过了，还不花一分钱本钱。”父亲急着问是什么好买卖，还不要本钱？李叔响亮地说：“开店！”“开店？开什么店？”父亲更加疑惑。“大车店！”李叔紧接着说。父亲听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我这个家哪厢屋里哪厢炕你都门儿清，离马路这么远，也没挨着大道边儿，曲里拐弯的还要绕好几个胡同，谁上我家住店来？这不是闹着玩儿吗？”父亲说着又憋不住地笑了起来。
　　 李叔有把握地说：“你先别笑，你听我说完。确实，要干成一件事，天时地利人和都得占全了，地利哥哥肯定不占。可买卖分人做，事在人为。哥哥你开朗直爽，好交朋友，赶上国家政策也放开了，咱们村儿又是个大镇店，五天一个大集，天南海北奔咱们集上来的买卖人还少吗？可着四千多人的大村子只有紧东头一个李家老店。对了，你不说我还忘了，李家老店也没占据马路边儿上吧？比你这儿离马路还远，你看看他们家每天住店的是不是满人儿？你前院儿七间，后院你又盖了这么大新房子，一家子又住不了，白白闲着吗？住店的都是自带干粮，借你们的火热乎一下，你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还不䞍等着坐在家里数钱？”
　　 听了李叔一番慷慨陈词的鼓动，父亲的心里开始活动了。想着也是这么回事，李叔说得不是没道理，迟疑了一会儿，最后果断拍了板，一个字：干。
　　 靠马路一家的土墙上，父亲和人商量好用白灰水歪歪扭扭地写上去三个大字：郭家店。还标注了一个向西拐弯儿的箭头。把我们家前院的五间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又置办了几套新被褥，就算是开业了。父亲告诉我每天下午放学后蹲守在路边胡同口，等着把住客领进家门。
　　 万事开头难。即便明天是大集，今晚上总该有住店的买卖人吧！远道前来做买卖的是不少，骑着自行车驮着货物像走马灯一样在我眼前窜来窜去，可天都黑了，也没一个人打听住店的去处。他们就像不认字一样，对墙上斗大的三个字瞭都不瞭一眼。真的不住店吗？也不是。有几次我忍不住用目光一直追随着他们的身影。果然，一个个都拐弯向东了，不用说，一定奔李家老店了。
　　 等我把“敌情”一五一十地禀告了父亲，父亲正坐在迎门一侧的小座柜上吸着旱烟炮，禁不住长叹了一声，没精打采地嘱咐我明天继续。
　　 好事多磨，却又“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等啊等啊，盼啊盼啊，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次终于等来了两位老客。
　　 那天傍晚，我站在土墙下正焦急地东张西望，两个骑着二八大杠，后车座上分别驮着两个大竹筐的人忽然停下车子，看向墙上的三个大字，好像还互相低语了两句，商量着什么。我一看有门儿，讪讪地迎上前，脸都红了。我问：“你们住店吗？”其中一个大脸盘，戴着一顶破旧的绿色棉帽子的高个子回答：“是啊，远吗？”我赶紧说：“不远，我领着你们，一会儿就到。”大个子和那个矮个子交换了一下眼神，点了下头，像是默认了，两个人马上推起车子尾随在我的后边。
　　 拐过韩家胡同，又到了伊家胡同，再往前经过牛家大门，还要上一个土坡。我走得很轻快，还有些激动，听得到自己“怦、怦”的心跳声。大个子推着沉重的车子，在我后边“呼呼”地喘着气，有点不耐烦了。一再地问：“快到了吗？”我急忙说：“快了，马上就到！”这样来回问答了三次，矮个子似乎不再相信我的话，一边费劲地推着车子，一边带着怨气地说：“要知道这么远，住别家多好。”我觉得有点儿愧意，不再说话，好在很快到家了。
　　 领进家门，父亲和母亲赶忙热情地接过他们的车子，帮他们安排好，带进店房。一家人也都出来了，新奇地看着两个人。
　　 正像李叔说的那样，他们的晚饭就是每人拿出来一张凉冰冰的饼，求母亲给他们烩一下。母亲爽快地答应了，进里间屋麻利地给他们切成饼丝。又下白菜窖拿出一棵白菜，切成细丝，搭上猪油、葱、蒜和酱油炝锅。一会儿工夫，两碗香喷喷热乎乎的烩饼端了上来。
　　 看得出来，两个人感动于我们一家的热诚，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吃完饭，在明亮的电灯光下，全家人围坐在炕上，让他们喝着水，父亲饶有兴致地和他们聊了起来。
　　 原来，两人是高阳的，是专程奔着我们村这个百年古镇大集来的。这次他们贩卖的是麻纸，糊窗户用的。明天就是石亭大集，卖多卖少，那就看他们的运气了。
　　 不巧的是，那个大集日两个人谁都没卖出去多少。这也难怪，石亭集是方圆百里都有名的大集市，四面八方扑奔这里的商贩太多了，卖麻纸的能少得了吗？天底下哪有独行的买卖？
　　 等两人神情沮丧地又回到我们家，父亲给他们出了个主意，说是听说小学生写作业用的办公纸这一程子倒是很稀缺，仅四分钱一张，有多少都不够卖，抢也抢不到的。恰好两个人在集上也遇到不少人跟他们打听有没有办公纸，觉得可以试试。
　　 第二天，他们俩商量好要去赶北京郊区的长沟大集卖卖看，到后天再立马赶回去上些办公纸回来。
　　 临走，除了每人交给我们两夜的住宿费一块六毛钱，两人非要把母亲给他们烩饼的费用一起给了，拉扯了半天，我们说什么也不要，两个人就这样带着感激走了。
　　 过了没几天，果然他们又驮着不少办公纸来了。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整整蹲了多半天儿集，太阳都向西偏了一大截儿，集市全散了，稀稀拉拉地见不到几个人了，他们还是一张没卖出去，不得已垂头丧气地收了摊儿。后来我们才知道，凑巧的是石亭供销社新到了足够量的办公纸，除了大大满足学生们的用量外，竟货大于求了。这才是拜山山倒，靠人人跑，喝口凉水都塞牙。
　　 见他们没挣到钱，父亲死活也不要两人的店钱，争执不过，还是依了父亲。两个人推起自行车，驮着原封不动的大摞大摞的办公纸，带着歉意留连不舍地跟我们告了别，赶往高阳老家。
　　 我们的大车店开了将近一个月，合计住进来八个人。父亲这才感觉到自己端不了这碗饭，无奈关停了。
　　 人话一世，只有想不到的，没有遭遇不到的。这就是父亲开店的一段经历。
　　 半年后，还是经李叔开导，父亲向亲戚朋友借了两千块钱做本钱，也在大二八自行车后座上一边一个架起了两个大荆条筐，干起了调料菜籽生意。每天风雨无阻，骑着车子出去赶集卖货，我们的日子才逐步红火起来。
　　 总也忘不了父亲常常同母亲说的那句半玩笑的话：“我这两个大筐里一边驮着一个儿媳妇！”我明白父亲这话的意思。那时候我和弟弟还没结婚，父亲是说他要从两个荆条筐里挣出两套房子和结婚的彩礼钱，把两个儿媳妇娶进门。
　　 ……
　　 到今年农历的二月十二，我的父亲已仙逝整整九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