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人生观，价值观，即一个人生活在世，到底追求什么，依靠什么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高度。这个高度，与你有多少钱无关，与你做多大官无关。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气节的故事，但是，也有很多世故的“名言”，比如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等等。这一切，我们应该怎么看？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金钱作为一般等价物，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于是，可以笑贫不笑娼，可以艳羡官员或富豪的滋润生活，可以以金钱为杠杆衡量一切。于是，钱多者居前，钱少者居后，钱多者趾高气昂，钱少者点头哈腰，成为社会中的一种常态。劣币驱逐良币，确实，这些精于投机的人，精于逢迎的人，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容易获取金钱或其他利益，生活显得比一些“老实本分”的人滋润。当然，这些人也会振振有词：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生活质量的改善，有何不可！
　　 我们已经不再是以穷为傲的时代，鼓励人们追求富裕的生活，并不错。甚至可以说，当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生活的改善时，社会也必然会取得进步。追求个人利益，也符合人的本性。但是，人是动物性的，更是社会性的，人会追求利益，更会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且，无论是马斯洛的需要价值理论，还是马克思人是社会关系总和的经典定义，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还应该有追求精神利益的向往，而且，精神的愉悦要高于物质的愉悦，所以，中国才有了“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潇洒，才有了“不食嗟来之食”的傲骨，才有了“舍生取义者也”的从容。以金钱为唯一目的唯一追求的人，也许锦衣玉食，也许豪车别墅，但是，他们永远得不到精神的愉悦。而且，以利益为纽带的逢迎，绝不是真正的赞赏和亲密，当利益走到尽头，社会关系也就走到尽头，留下的只是孤单和冷漠。
　　 板桥赈灾是一个简单的故事。郑板桥是一个县令，县令这个官职，说大不大，在朝中得罪一个显贵就会一无所有；说小不小，也是一方父母。当然，任何工作都有规则，县令也有县令的规矩。郑板桥做县令时，该县遇到大灾，百姓流离失所，这时国库还有粮食，郑板桥毅然决定将粮食分给老百姓。开仓放粮说来容易，但细思之，是冒着何等的风险！很简单，国库是不允许随便动用的，没有皇帝的旨意，板桥先生肯定是滥用职权，会招致灾祸的。对于一般人来说，作为县令，遇到再大的灾难，自己肯定是衣食无忧的，我能为百姓尽多大力就尽多大力，足够了，没必要冒丢官罢爵的风险。在没有圣旨之前，为了不相干的百姓，让自己丢了职务，也成为流离失所的百姓一员，那是傻子。但是，板桥就是一个傻子，他为了百姓，毅然自主挪用了国库放粮，最终也确实导致了罢官，自己陷入了困顿之中。
　　 郑板桥，在历史上是以书画闻名，但看了他赈灾的故事，我却知道了他更值得人称道的一面。德者，才之帅也，板桥的书画再好，那是他的才能，而他不计个人得失以百姓为先的做派，那是天下大德，这远比他的书画造诣更值得称道。正是因为板桥先生的“傻”，晚年他穷困潦倒，以卖画为生，甚至自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寓居在好友李鱓处，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何等的悲哀和不值得。但是，正是这样的不值得，板桥先生完成了从小我到大我的升华。如果板桥先生没有放粮，也许他还是衣食无忧的官员，但是，他肯定从内心瞧不起自己，觉得自己丧失了理想底线，更丧失了自我实现的可能。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中国，这才是我们的民族脊梁。正是完全不顾个人安危而是为了民族百姓的利益，我们的先烈们才会抛头颅洒热血，在日寇肆掠民族危亡之际，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重新塑造了民族的不屈和辉煌。正是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才有了我们民族中“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敢执着。这是中华民族永远不屈的传承，也是我们能够傲然屹立于世界，乃至走向复兴的根基。
　　 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也许没有机会救国救民，但是，能够将国家、民族、百姓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是幸运的。也许，这会带来物质利益的损失，但是，这会带来千秋万世名，更会带来自己内心的宁定，而这是最大的幸福。
　　 总之，生命的价值，最终与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板桥先生赈灾放粮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