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鹤梁题刻
　　 白鹤梁原为长江中间的一道石梁，是记录长江水位所用。因为经常有白鹤盘桓其上，所以称为白鹤梁。既然是记录长江水位，当然有标尺，这里所用的标尺是两尾鱼。当水位不超过鱼底端的时候，就是石鱼出水，必兆丰年，因为不会有涝。这种民间经验有一定道理，但也未可全信，因为没有涝可能还有旱。中国古代的科学似乎总伴随着艺术，国外往往标尺就是标尺，是带有刻度的直尺，可国内往往是用艺术造型表示，这里用的是石鱼，其他地方还有用李冰像，用大铁牛什么的，可见中国古代工匠，不仅仅科学技法，甚至艺术手法都是多么的先进和发达。
　　 石梁作为水文观测点，当然会记录水文观测资料。石梁本身又是最好的记录板，所以起初就有人将石鱼的观测记录及相关资料记录在石梁上。这么一道石梁，位于长江中心，又是偶尔露在水面，更多的时候沉在水底，自然成为难得的旅游打卡景点。于是，文人墨客蜂拥而至，又看到石梁可以刻字，于是都来打卡留名，留下自己墨宝，因此这块石梁具有了另一重意义：成了像碑林一样的石刻博物馆，几乎可以在梁上找到各朝各代各个名家、各种字体的碑刻。一个测量水利用的标尺，一下从普通水文记录本变成了富含人文气息的书法艺术大全。
　　 长江建三峡，很多县城都埋进了水里，更不用说这块原本就大部分时间在水里的石梁了，更是整个埋在了水下。三峡工程的搬迁，不仅仅是搬迁了几个县市活的人口，还包括一系列有价值的文物。像张飞庙，就整体搬迁到了新地区，导致有人戏称张飞是三峡地区年龄最大的移民。这个石梁，无法搬迁，但国家为了保护这个具有丰富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国宝，专门建设了只有一个文物的博物馆。就为了一个藏品，建了一个馆，恐怕这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博物馆怎么建，当时的专家们想尽了办法，设计了多种方案。一开始设计的方案，是像过江隧道一样，设计个江底空间包裹住石梁，人也可以进入空间参观。问题是，方案很巧妙，但隐患很大，先不说这个空间能否承受住江水的压力，会不会有安全隐患；只说让石梁暴露在空气中，对千年以来一直半埋在水下的这个宝贝来说，发生什么就无法预测。后来通过的方案是，将石梁原物深埋水下，在江面重新设计博物馆，展示石梁一比一的复刻品。这是最保险的方案，但也是最遗憾的方案，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人就再也无法看到真正的石梁了。这时候，参会的葛修润院士提出了一个新方案，就是无压容器方案，并直接上书朱镕基总理，最终获得通过。这个方案和第一个方案类似，修建隧道一样的空间，包裹住石梁，不同的是空间内部也灌满水，称为无压容器，这样一来克服内外压力差，二来维持了石梁原有状态，完美解决了第一个方案的隐患。而人，则是在容器外面透过玻璃观看石梁，能够清楚的欣赏这个古人留下来的宝贝，又解决了第二个方案的遗憾。
　　 方案顺利实施，但负责修建和管理的陈涛老师讲了个故事：当年工程完成后，国家要开博览会，就放在这个博物馆，但容器里面的水却很浑浊，啥都看不到。当时所有人都傻眼了，没办法，一条一条的排查原因，最后居然发现问题出在石梁上方用于照明的灯，因为灯罩用的是铝合金，掉渣，将水搅浑了。结果换成了不锈钢灯罩，重新清洗了水体，好了。
　　 这些故事现在说起来简单，但在当时都是费时费力甚至可以功败垂成的大事，我不觉想到了胡适博士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个方案的提出，往往是天才的灵光一现，但方案要落到实处，不但设计时要细之又细，施工时要精益求精，即便如此，往往还是有很多微乎其微不会引人关注的细节，对整个工程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所幸，我们的施工者们更细心，找出了问题，解决了问题。不然，千里长堤溃于蚁穴，这么一个完美的方案被不明所以的原因推翻，当真欲哭无泪了。陈涛老师动情的说了两句话，一句是说这个工程上对得起祖先，下对得起子孙，另一句是转述一个外国友人的话：只有中国才能建出这样的工程。确实，中国的文博人在保护文物方面，想了不计其数的办法，花了无数的心血和代价，就是为了能将国家的宝贝传承下去，对得起祖先和后代。这既是文博人的责任，更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
　　
　　 ◎秦良玉红绸盘金绣花蟒凤衣
　　 秦良玉，是正史中唯一作为女性被单独列传的英雄人物。古往今来，中国出现了多少足以名垂青史的好女儿，但在以男性为主的封建社会中，她们只能被历代史册的《列女传》一篇中收录。也就是说，一个朝代无论出现多少优秀的女性，她们都只能同列一传。唯有秦良玉，被单独立传，而且她是因军功，因女将军的身份被立传。
　　 秦良玉，是四川明末的一个土司。作为土司，与朝廷相对独立，有着自己的传统。按照当地的风俗，男性土司身亡而子女年幼者可由妻子继承土司职位，所以秦良玉才得以接任土司。如果不是相对独立，这种女子任职的情况在理学盛行的明朝是绝对不可能的。所幸历史的眷顾，造就了这么一位女英雄，也造就了她的功业和辉煌。在风雨飘摇的明末，她始终忠心于大明王朝，为朝廷殚精竭虑。重庆奢崇明叛乱，她率领白杆兵一举平定；后金攻打北京城，她率兵勤王，立下赫赫战功。只是可惜，张献忠被朝廷平叛军队赶至四川以后，由于主帅的指挥失误，她的三万白杆兵在与张献忠的战斗中全军覆没，她仅以身免。没有了兵，从此她再无战功，但依然凭借她的威名，让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的张献忠不敢来进犯这个有名无兵的土司。明亡后，她仍忠心于南明王朝。在她年老生命垂危之际，她明白大势已去，仍在某处埋藏了兵甲粮食等必需品，为族人留下了最后的退路，可见她的远见卓识。
　　 她的这件红绸盘金绣花蟒凤衣，就是勤王立功后，崇祯皇帝亲自赏赐。衣服上的莽，代指龙，所以衣服就有了龙凤呈祥的寓意，是当时官员所能穿的最高级别的服装了。
　　 明末，是一个奇特的时代。当时魏忠贤专权，迫害文人集团的代表东林党人。可是，魏忠贤无论如何贪腐，却始终牢牢克制着东北的后金。崇祯立志革弊图兴，上任伊始就罢黜了魏忠贤，让文人集团掌握朝政，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帮看似清廉的文人，执政以后国家更是乱的一塌糊涂，国库空虚兵饷不足导致兵心不稳，后来还因改革导致天下大乱，李自成、张献忠纷纷起兵造反。那个时代，其实大明不缺精兵强将，像卢象升，孙传庭，孙承宗，包括秦良玉，甚至包括后来叛变的洪承畴、吴三桂，及死去的毛文龙、袁崇焕，当时都是能力足够稳定一方的良将，而崇祯应该也算一个不错的皇帝，明君贤将，本应风云际会大展宏图，事实上却是一败涂地人人自危，最终国破将亡，无人可以回天，连崇祯都吊死在煤山上，当真令人唏嘘不已。
　　 其中，最值得深思的是，闯王攻打北京时，崇祯希望官员捐资充作军饷用来平贼，可文官们分文没有；当闯王攻进北京后，以暴力手段搜刮同一批官员，足足搜刮了几千万两。同样的一批人，敬酒不吃吃罚酒；而且号称清廉的文官团体，居然搜出了那么多白银！仅此一事，就让世人和崇祯反思，是不是魏忠贤就是奸臣，而东林党就是忠臣？历史，真的很难说清楚。
　　 当然，明朝人最为后世称颂的，是明人的气节。崇祯皇帝死守国门，南明旧臣始终坚持抗争，甚至孤悬海外的台湾郑成功，依然高竖大明旗帜。包括秦良玉，全家为大明殉国而不改其节，这是中国真正的民族魂。后世之人看到清朝官员面对皇帝都是奴颜婢膝的以自称奴才为荣，不自禁地感慨士人的沦丧，就是对民族气节的追思和叹息。
　　 这件衣服不仅是明人气节的见证，还是妇女能力的见证，所以北京奥运会火炬手的服装上，就有了这件服装上的凤凰图案。凤凰本就是女性的象征，中国在体育领域，确实是无法否认的阴盛阳衰，所以不奇怪这样设计。当然，设计凤凰还有一层寓意，就是希望能做到尊重女性男女平等。体育领域，真正做到男女平等，也就是近几十年的事，巴黎奥运会男女运动员的数量首次一样多，以前都是男多女少。体育领域都如此难，其他领域就更不用说了。
　　 我一直认为，真正的尊重女性，不应该是在社会上优待女性，因为那还是从骨子里将女性看成了弱者；而应该是像秦良玉那样，毫无偏见地让女子可以干和男子一样的活，甚至领兵打仗。这才是不歧视女性，才是真正的尊重女性。妇好是战神，秦良玉能攻城陷地，中国体坛女将屡次扬我国威，又有谁敢说，女子一定不如男？
　　
　　 ◎文工会成立时的签名轴
　　 重庆，作为抗战时期的国家首都，自然留下了抗战的许多印迹。这个文物能成为国宝，就是为了纪念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当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成立以后，国共两党一致抗日，很多共产党也参与到了国民政府的工作中。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部，政治部下设第三厅，主管全国的抗战文艺工作。周恩来由于个人的声望以及和蒋介石同在黄埔工作的历史渊源，理所当然参与了政治部的工作，任副主任，第三厅厅长为共产党人郭沫若。后来，蒋介石出于独裁的需要，解散了郭沫若的第三厅，要求工作人员全部加入国民党。事实上，当时活跃在抗战文艺战线的人员，很多都是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显然不可能都加入国民党。最终，周总理居中协调，成立了隶属于政治部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这份签名轴，就是文工会成立大会的签到簿，不过这个签到簿就是两张空白宣纸，代表随意签名。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无论从工作职务还是社会声望来说，周恩来都是会议的主角，但他很谦虚，只是在宣纸的边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后来工作人员将两张萱纸装裱在一起，总理才意外又理所当然的出现在了整个签名轴的中心位置。这真是历史的辩证法，越是低调的人，历史越忘不了他。
　　 文工会成立时，正是到了抗战的相持阶段，中日两个民族在拼毅力，拼坚持，拼消耗。其实，日本军国主义从侵略中国开始，就始终不忘摧毁我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他们一方面拉拢腐化一些民族的败类，散播抗战必败论，散播曲线救国论，就是要中国人民投降；另一方面通过武力，通过残暴的屠杀，打击中国人民抗战的信心和意志。中国早期一败再败，也确实让百姓看不到希望。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为国家指明了战略方向。但普通百姓还需要鼓舞，需要激励，这个重担，就由全国的文艺工作者挑起来了。文工会，就是国家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在没有硝烟的战场，用自己的笔，用自己的艺术激励着中华人民血战到底，誓死不屈。田汉、曹禺、老舍等等，那一个个响亮的名字，都是这支部队的主力军。他们应时而作写的作品，不但是中华文学的瑰宝，更是在那个时代，照亮了中华民族的黑暗天空，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和胜利的曙光。
　　 文工会成立的地方叫抗建馆，这是源于当时重庆流传的口号“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这也是当时全体中国人民的心声。那个时代中国百姓文化素质偏低，很多人都不识字，那些精彩的文学作品只能吸引一部分人，于是，为了唤醒所有的中国人，当时就流行起了话剧这种能让不识字的普通百姓也可以欣赏的艺术形式。
　　 抗建馆就是重庆最大的话剧舞台，一幕幕精彩的话剧在这里上演。这些话剧的作者原本都是诗人、小说家、散文家等等，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都写起了话剧，因为这是抗战的需要，是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为了话剧更为亲民，我们的演员们不但在舞台上演，还走入街边地头，走入寻常百姓聚居地，随时在人多的地方进行演出，从而形成了“街头话剧”这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独特艺术形式。总而言之，当时重庆的话剧之盛，已经超越了历史任何一个时期。这是一段文学的记忆，更是一段历史的记忆。只是可惜，后来到了九十年代，国家话剧萎缩，很多话剧馆改成了歌舞厅，这个凝聚了浓重历史价值的抗建馆，居然也没能幸免。
　　 好在，如今国家已经认识到了当时的错误，不但抗建馆成了抗战文艺纪念馆，而且演员们重新排练了那段时期内对中国做出巨大贡献的经典抗日话剧，在新时代再一次上演。我们现在重温那些话剧，重新回到那个年代，不是要牢记仇恨，而是要牢记历史，牢记苦难。中国决不能重蹈覆辙。
　　 文工会的签名轴，签名的人已经作古，那段岁月也成了历史，但是卷轴仍然熠熠生辉。那一道道墨迹，不仅仅是一个个名字，更是一个个对时代承担责任的中国人，是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照亮了中国抗战最艰苦时期的一片天空，照亮了中国最黑暗的一段历史。这片星光，还将照耀我们中华民族的未来，永远激励我们不忘屈辱，锐意进取，团结一心，共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