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是岁月留下的淤青，每年此时，肋下处便会隐隐作痛……
　　 父亲墓碑前的树，已经爬上了第三十三圈年轮，根系却还包裹着他未凉的体温，时间足够把碑文磨成斑驳，却磨不平他眉间知识分子特有的竖痕。
　　 我今天的这些文字，不是说他有多么渊博的学识和过人的才华，也不是说他骨子里浸淫一生的，忧患意识和平民情结有多么浓厚，只是想通过我的这些文字，勾勒出他身上尚存的品德和良知，以此，向那一代中国的真正知识分子致敬。
　　
　　                             —— 题记
　　 春日的一个午后，阳光淡淡地散开，慵懒地铺在书桌上，我把扫描仪调试好，翻箱倒柜地找出了一大堆年代不一的老照片，试图把它扫进电脑文件夹里，好做永久保存。
　　 扫描仪在 “吱吱”作响，我的目光注视着那一张张老照片，它们像散落的记忆，又被重新联缀在一起，我忽然感到了一种光阴流逝的惆怅，在心中莫名的涌起……
　　 在这堆照片中，我发现了父亲的一张老照片——那是一九八四年的秋天，在他六十二岁的时候，去吉林长春参加原新京医科大学(现白求恩医科大学)校友会时，与昔日同学们的合影。
　　 据拍摄者，我的母亲后来回忆说，当时父亲他们一行十几人，在校长，也是下届校友的陪同下，来到了他们四十多年前读书时的教学楼和教室，所有人不用任何人指点，都准确的找到并坐在了当年自己的座位上，包括几名日本同学也是如此。
　　 照片里，坐在前排右边的父亲，笑容弥漫在泛黄的时光中。双手放在课桌上，似在轻抚又似摩挲，是否在追忆过往？是否在与这朝夕相伴四载的课桌，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心灵对话？
　　 父亲在十八岁前，他只是一个剃着光头的穷人家孩子，只是一个光着脚，念了小学和穿着手工布鞋读了中学的乡村少年而已。
　　 而十八岁后，考上了大学，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在方圆几十里的北方乡下，绝对是一件轰动十里八村的事儿，毫不亚于科举时代的中了状元。
　　 家里很穷，乡下的习俗是要供老大念书的，所以七拼八凑的才凑足了学费。至此，父亲的七个弟弟妹妹，以后都没有一个进过一天学堂，生活的窘迫，造就了七个文盲和一个大学生。
　　 我曾在我的《老父如書》的散文中，这样写过：“ 他上中学时寄宿学校，会从学校本来就不宽裕的伙食中，节余下几个玉米面窝头，同时也会从教室里捡回几截铅笔头攒着，到周未时一起带回家给弟弟、妹妹们分享。从吉林永吉县城到家里那个名叫‘后八里’的小村子，大约有八、九里路，他舍不得钱坐车，也没有钱坐车，只好脱了鞋光着脚走路，生怕粗砺的乡路磨坏了一年只发一双的鞋子，走到村口时再把鞋子穿上。”
　　 家里虽穷，父亲的书念得却很争气，小学、中学、大学，无一不是优等生，大学毕业时，曾有官费留日的机会，但祖父全力反对——因对日本人全无好感，父亲的留学之行只得作罢。
　　 “文革”期间，父亲常常暗自为此庆幸，觉得祖父一定有先见之明：一个人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那么多次 “运动”中，得被 “折腾”多少次? 能否留下条活命都是未知。
　　 父亲毕业后，先是在吉林省立医院就职，在那里结识了从沈阳(旧称奉天)来医院当护士的母亲，俩人认识大约一年多就结婚了。因薪水微薄，他们俩人又去投奔哈尔滨铁路医院当医生的成吉同学(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当过院长)，在那儿继续从医。
　　 当时，贪腐成风，院长伪造名册，大吃空饷，工资数月不发，全院上下怨声鼎沸，但大多都怒不敢言。父亲正值年青气盛之时，在家中聚集十几名青年医护商议罢工，不料隔墙有耳被人告发，被院方开除并报了警署，夫妻俩人只得星夜逃离了哈尔滨，辗转流落回到了沈阳。
　　 四十年代的沈阳，战乱不已，民不聊生，求职也是无门。因生活贫困无着，父亲只好在中街摆个地摊，卖上些鞋带、鞋垫、牙粉、肥皂之类的东西聊已糊口，几个月后，才在国立沈阳医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前身)谋上一职，薪水不过是每月五十斤小米。
　　 父亲认为，人有薄技在身，总能走遍天下。而我却深深的以为，一个人的人生际遇，必定是和国家、民族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一个战乱不止，民生凋敝的动荡社会里，其个人的命运不会好到哪去。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很少开怀大笑，但也极少见到他悲伤流泪，尽管有些讷言不敏，但是脸上总是挂着淡淡的微笑而不失 渊默。无论在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脸上总是一付泰然自若的神情。凡事放在他身上，像是放在一杆有了年头的秤盘里，既称得起稻谷千钧，也量得准毫厘半钱。
　　 那还是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抓去在“牛棚”里关了一年多，在被放回的那个夜晚，母亲在整理他的衣物，看到有不少的衣服上沾有血迹，不禁问他原由，父亲的泪圈红了，并说：“那是挨批斗时被他们打的”。此时，我在父亲身上，看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自尊与良知被深深伤害的无奈与悲愤。
　　 记得小时侯，难得的星期天，父亲领着我上街，他常常会一头扎进新华书店里，个把小时之后，夹着新买的书回家——我当然也借机看了好几本连环画册。六十年代初，天灾人祸，家里粮食不够吃，父亲领着我们姐弟几人去撸杨树的叶子，回来用凉水泡上，然后和在玉米面里蒸着吃，那情形，那苦涩味儿，至今还在记忆中留存……
　　 有一年除夕，鞭炮声声，家里人正准备吃团圆饭，有邻居敲门，说他父亲犯病了。虽然，这个邻居的父亲，在“文革”中“整”过父亲，但是父亲二话没说，放下碗筷匆忙赶去。见患者有痰卡在喉咙中，身边又没吸痰器，病人憋的脸色发青，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当即俯下身去口对口的吸出，救了那人一命。他的这种胸襟与医德，不仅令身边的人们由衷的敬佩，也令在“文革”中天良未泯的整人者们怀惭不已。直到现在，我还能碰到当年认识父亲的人对我提起，父亲是如何为了替患者着想，节约费用，用几块钱、十几块钱的常见药治好了病；如何把听诊器用手先捂热了，再放到病人的胸口；如何一天一夜不睡觉，救过他父母或他亲人的命……
　　 医生，应该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医者也应该是有良知、有良心之人，父亲就是在这个队列里跋涉了近五十年的行者。他临终前时说：“我当了一辈子医生，没收过病人一分钱，心安了。”而面对当下医界的诸多乱像和无良，我心不安。此时，我长久地注视着这张泛黄的照片——光阴不在，岁月无情，照片上的老人们都已经作古，那间教室，那张课桌，估计也不复存在了。它淡淡的折痕模糊了边角处，几道褐色的水渍早已蜿蜒成记忆的暗河。
　　 清明渐绿，而岁月泛黄，总会有些往事的碎片带着朦胧而真实的触感，悄然叩响记忆的门。这张老照片，宛如一片风干的叶子，叶脉间的褶皱如同时光的纹路，在给你讲述它陈年的故事……
　　 （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