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山·见证】【浪花】吉林省博物院的文物(散文)
◎百花图卷
中国人自古爱花,特别是女孩子,都喜欢在头上插朵花,唐代就有过簪花仕女图。可以理解,人面桃花相映红嘛,花朵会更增加女孩容貌的艳丽。其实,古代男性也有喜欢簪花的,尤其是宋朝。水浒英雄中有个蔡庆,因为喜欢戴花,绰号就叫一枝花。我们看到宋朝很多诗词中,都会有卖花赏花的记录,足见花朵的受当时百姓的欢迎程度。
古时候画花的作品也非常多,百花图卷也不止一幅。吉博推出的这件国宝,是中国有据可查的最早的女画家的作品,所以非常珍贵。这幅百花图卷,共分十七部分,前十二部分都是花,每部一花,花后有诗,用诗隔断;后五部分是祥瑞图案与诗。诗、书、画俱为佳品,娟秀清丽,明显女子手笔。因为古代对女子的歧视,本作品的作者已不知姓名,只考证出姓杨,在朝中做过婕妤的女官,所以称为杨妹子或杨婕妤。也有人判断,杨婕妤就是宋宁宗的杨皇后,因为这个皇后多才多艺,又曾经做过婕妤。如果真如此,此画可了不得:本身是皇后所画,又两次被皇帝作为礼物送给皇后做贺礼,与皇家天然有着密切关系,自带豪富气质。
此图第一次被作为礼物,是宋理宗送给自己的皇后谢道清。谢道清颇为长寿,直至自己孙子即位,仍以太皇太后之尊活跃于南宋政坛。此时蒙元已入侵,南宋风雨飘摇,所以谢道清下过罪己诏,号召各地豪杰入京勤王,确实也有文天祥、张世杰等人率军赶来。但是,谢道清悔之晚矣,南宋气数已尽,徒留下英雄们的无奈之举。中国王朝的更迭,有时颇令人唏嘘,主要原因是末代皇帝并不尽是昏庸无能之辈,而是国家积重难返,一人之力已难救国;或者确实已经充分认识到自己曾经犯下的错,但历史没有给他们留下悔过改正的机会。他们亡国灭家,受了最严厉的惩罚,而后代的修史者还经常为他们增添许多莫须有的罪过,以证明后代皇权的合理性。南宋王朝的抗元斗争尤为激烈,因为这是抵抗外族入侵。最后崖山海战失败后,军民宁死不屈,跳海自尽,谱写了中华民族的壮烈篇章,充分表现了华夏儿女的气节,让人荡气回肠,甚至感慨崖山之后无中国。而谢道清,在勤王失败之后,却向敌人献上了投降表,虽属无奈,终是耻辱。
中国人自古爱花,华夏的“华”,表示华美,古时就通“花”,美丽的花,可以说,中华民族本就是花的民族。中国古代花卉种植也领先于世界,很多花都是从中国传到国外。可惜的是,中国近代落后了,一落后就全方面落后,科学技术跟不上不说了,连种花的工艺都落后了,据说像表达爱情的玫瑰(其实就是月季了,因为月季才每月都开,能够保证一年四季供给),这种花本产自中国,后来传到国外,国外培育出多种类型,这些种子返回到国内,然后我们每销售一朵这种花就要给他们一毛钱的专利费,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专家做过测算,中国每年玫瑰的消耗量是一百九十多亿朵,就是说要给别人接近二十亿的专利费!中华民族可是被称为种花家的,却种不出自己的花,而是在种别人的花,这不是笑话吗?好在,现在我们云南花卉研究所已经培育出了多个我们自己的品种,省下了这笔钱。云南,由于气候原因,是我国的花卉之都,四季长春,美不胜收,所以花卉研究自然也走在全国的前列。
花,在生活中确实没有什么用,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现在也很少有人戴着花出门。但是,无用之用,方为大用,事实上,花卉就代表着审美,代表着趣味。古代人已经以花的美丽和芬芳代表着自己的高贵品质,这是屈原开始的文化传统,花的美,花的香,表明了君子福泽万物而不求报答的高尚品格。中华民族,对花的喜爱是深入到骨子里的;花的芬芳,也穿透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一直流传至今。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从屈原的作品中,闻到香草的芬芳,感受屈子的高洁;可以从周敦颐和陶渊明等贤人喜爱的不同品种的花朵中,感受到他们的独醒于世和卓尔不群。
值得一提的是本画的收藏者张伯驹先生。张先生出身富贵,却是个“败家子”,将所有的财产都购买了文物字画,宁可自己和家人生活简朴。当年日本人要购买张先生收藏的字画,张先生不愿意,于是日本人绑架了他。在家人为他奔走之际,他带话给家里人,宁可坐牢,甚至宁可身死,收藏的国宝一幅都不能给外国人。最终身陷囹圄八个月以后,先生获救。新中国成立后,先生陆续将珍藏无偿献予国家。
本画是先生最后一幅珍藏,伴随先生度过无数个日月,先生日常把玩,珍爱无比,最终还是在晚年捐赠给了曾经工作过的吉林省博物院。当有人问到张先生后人,对张先生没有留给后人财产有什么感想,那位张先生的后人不假思索的说,张先生留给我们的是爱国心,是无私和宽广的胸怀,是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这是最宝贵的财富,也是最好的遗产。——张先生带给国家和民族的不仅仅是保存的文物,更是爱国的情怀,对华夏文明的敬爱。
张先生是中国文物保护者中的一员,正是众多的张先生,中国的文明得到了赓续和传承。
◎中共吉林特支第二交通站隐藏文件用的花瓶
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花瓶,它的主人,在外人看来也就是一户普普通通的人家。之所以成为国宝,是因为它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反抗侵略的武器。
中共吉林特支第二交通站站长,邓晓春。不要觉着站长很神气,实际上这个站就他们夫妻二人。而且,交通站只存在了几个月,就被敌人破坏了。邓晓春后来加入抗联,在战斗中牺牲了。所幸,他的妻子成功活到了解放以后,捐赠了这对花瓶。花瓶本是他们结婚时的信物,就一直成了他们交通站传递情报的工具。
喜欢看谍战片,总以为谍战片是艺术,现实根本不是那回事。看过一些回忆录,也确实没那么精彩。但是,拍过多部谍战剧的刘江导演说,谍战片中展示出来的情节基本都源于真实的谍战素材,而真实的斗争远比影视剧中精彩和残酷。我想,也许他们说的是不同方面,现实世界曾经也出现过精彩的谍战故事,后来搬上了荧幕,但更多的谍战没那么精彩的,就是些常规的事务性操作。无论故事是否精彩,间谍们的宗旨是一样的,就是刘江所说的战线无形,英雄无名,誓言无声。还有,危险是一样的,都是在刀尖上跳舞,稍不注意就会万刃加身万劫不复。
根据解密资料,我们了解了很多中共藏在敌人身边的尖刀,像熊向晖、沈安娜、郭汝瑰等等,他们每个人都是无可替代的,说他们一个人等于几个师是贬低他们,因为再多的部队也无法替代他们的杰出贡献。他们当然值得我们铭记,但是,更多更普通的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人物,则很遗憾的被历史遗忘了。原因很简单,当时谍报人员都是单线联系,因为知道他们的人越少越好,而只要他们的上线因为某种原因失联,他们就成了断线的风筝。连身份都成疑,还想留名青史?还有,他们干的都是重要而又普通的事,基本都是物资、人员、情报的传递,可我们只记住了情报的获取者,却不会记得传递者。像沈安娜他们,很不简单,获取了绝密情报,但这些情报如何到了中共高层,有多少人在这些绝密情报的传递中作出了贡献甚至牺牲,有谁还记得?这些战斗在敌人心脏的英雄们,从经济学角度来讲,都是傻瓜,因为对个人而言,他们的付出和得到的收益根本无法对等——他们承担着个人的巨大风险而几乎没有任何回报。但这是他们的信仰,是因为党和人民需要有人做这样的牺牲,所以他们义无反顾。这就是中国古代士人舍身取义精神的最好传承。
在东北选取这样一件国宝,尤具意义。整个中华大地的抗日战争,东北是最难的,因为东北是日本蚕食最早、控制最严的地区。当时的东北奴化最严重,日本人将之视为侵略中国的大后方,甚至等同于日本本土。抗战时期,有的日本战略家还提出逐渐蚕食中国的战略,就是一块块消化掉中国的地区,而东北,就是日本人以为已经消化掉了的地区。都知道中国抗战是全民抗战,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就指出:中国抗战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就存在于民众之中。中共正是在全国百姓的支持下如鱼得水,发展壮大。但是,在东北,日本人多如牛毛,对中国人的控制极其严密,又没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反而是日本的奴化政策,所以,中国的武装力量在东北很少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东北的抗联,基本上就是在白山黑水之间和敌人躲猫猫,英雄领导杨靖宇绝粮伤重,冒险下山找到人民试图买粮,但都没人敢卖,最后被捕牺牲;抗联的英雄,很多都死于叛徒的出卖;存放本花瓶的交通站,也是很快就被破坏。东北的交通站破坏速度之快,是想象不出的。就是在这样艰苦卓绝的条件之下,东北抗联始终存在,始终宣告着日本人没有完全占领东北,宣告着东北的反抗势力依然存在,宣告着东北的中国人没有也永远不会屈服。
东北的交通站,如同本站一样,在恶劣的斗争环境中存在时间很短,但建了被破,破了再建,始终坚持在东北大地上,以致于胜利以后根本无法统计当时交通站的数量。这是我们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民族危难关头,中国人永远不屈的战斗精神,永远无悔的牺牲精神。
花瓶让我们记住了邓晓春,而更多的无名英雄们则被遗忘了。我们只知道,我们的胜利,是无数这样的无名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正是他们的牺牲,挽回了我们民族的尊严。
◎辽契丹文八角铜镜
在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是个总的趋势,而民族纷争又是很多时期的特点。北宋时期,中国境内建立了多个政权,所以整个宋朝,从来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只不过我们的史书,将汉族建立的宋朝政权作为正统。在北方,相继成立了辽、夏、金、元等强悍的民族政权,这件文物就证明了那段历史。
文物是八角铜镜,就是八边形的铜镜,是大安县一个小学生无意中从地下挖到,挖到时只是单独一件,没有任何其他文物可做佐证。最为奇特的是,铜镜上居然有契丹文字,而边角有汉字“济州录事完颜通”。专家考证,辽宋时期,民族间的战争频仍,青铜是重要的战备物资,民间不得私自流通,所以该铜镜应该是大辽制造,后来流落到金国,金国济州这个叫完颜通的录事(金国官职),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实际上就是允许铜镜可以流通的凭证。契丹文字翻译过来是“时不再来,命数由天;逝矣年华,红颜白发,脱超网尘,天相吉人”。
这个文物,是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最好见证。铜镜是契丹所造,但四周有对称的缠枝纹,那是中原文化的常见形状。专家说,从契丹文,就可以看出民族融合的痕迹,因为辽国本来是没有文字的,和汉族打交道多了,所以一般就使用汉文,但建国以后,辽国统治者觉得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太说不过去了,于是仿照汉字造出自己的契丹文字,可下层百姓还是习惯用汉语,所以在历史上,契丹文很快就消亡了。民族的融合,不是一两个统治者的意志所能够阻止的。契丹文非常少见,足可见这个文物的珍贵。而且,从翻译过来的文字来看,当时的契丹民族明显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可以说这些铭文,是契丹文字为载体的中原汉族文化思想的反映。
文物产生于东北,更是民族交融的体现。契丹的大辽,兴盛于包括东北的北方;而白山黑水之间,很快又有女真的大金兴旺起来,加上大汉民族,当时的东北地区,可以说是诸多民族杂居之地。济州,就是大金的发达之地,也就是岳武穆抗金时要直捣黄龙的黄龙府。这件文物,制造于辽,合法于金,又使用了汉字和汉族图案,充分反映了东北地区民族杂居的状况,是一代历史的最好体现。
文物,反映了历史。一件文物,往往可以让我们透过历史的尘烟,看到一段真实的王朝。这件文物,正反映了北宋初期各民族交融的真实状况,让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大辽大金的文化制度、生活习惯等等,了解到民族融合的大势所趋,成为国宝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