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时始束发，今来发已霜。”
　　 这是唐诗人鲍溶写在《苦哉远行人》诗里的句子。他还写有“竹间深路马惊嘶，独入蓬门半似迷。劳问圃人终岁事，桔槔声里雨春畦。”
　　 竹林中的小路幽静深邃，马儿惊嘶，我独自走进这扇门，仿佛有些迷惘。向园丁询问一年的农事，在桔槔的汲水声中，春雨滋润着农田。
　　 多么美好的一幅田园春畦图。我喜欢。
　　 鲍溶用“始束发”到“发已霜”写他离家漂泊的一生。
　　 古时汉民族男孩子十五岁就要独髻束发，以告别童年。女孩子十五岁插笄许嫁。这是礼。文明之礼……美少年，青发素带，玉树临风。
　　 后来，我们留辫子了。
　　 昨天看到民国初年的《剪辫令》，便有所触动，想感慨几句。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于是，有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有了武昌起义第一声枪响。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
　　 紧接着，1912年3月5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剪辫令》说：“满虏窃国，易吾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从腥膻之俗……今者清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尊者，以违法论。”
　　 一句一铿锵，此文读之让人血脉偾张，热血沸腾，近三百年的耻辱恶气为之一吐，我以为，此日应纪念，此令当勒石。
　　 清兵入关，扬州十日，嘉兴三屠，随后就是《剃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于是，满街都能看到剃头挑子上挂着的血淋淋的人头，和跟住挑子后边的提着刀的清兵……从此，剃发易服，中华沦陷。
　　 清政府甚至规定，留在头皮上的头发，不能超过一个铜钱的大小，人称“金钱鼠尾”，光的头顶上翘着一根……满人就是这样的发型。从此，中国人脑袋后头，就拖着一条丑陋的猪尾巴般的辫子。
　　 女人裹小脚，男人留辫子。正如《辛德勒的名单》里面的那句台词一样，“一开始你厌恶它，后来你习惯它，到最后你离不开它。”
　　 “革命党”剪掉了“辫子”，但是不知是哪儿来的一句“皇帝又坐龙椅了”，吓得很多人买个假辫子，扣在自己的头上。那时，假辫子，市场上已经卖到四个大洋一条了。这“辫子”，不是那么好“剪”的。
　　 留洋回来的“假洋鬼子”钱少爷，只得戴起了假辫子，而假辫子只能骗骗不知底细的外庄人，却令知道底细的阿Q更“深恶而痛绝之”：“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赵秀才进城被革命军剪了辫子，“弄得不像人样”，“僧不僧道不道的”，全家老少为此号哭，如丧考妣。阿Q们一生下来就在辫子堆里，失去了它，会觉得怅然若失。
　　 以至于到了民国，还有张勋辫子军的复辟，有王国维拖着辫子投湖。有辜鸿铭梳着小辫走进北京大学课讲堂，引起学生们哄堂大笑，辜大师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血的污，是水洗不净的。这猪尾巴，是臣服，是奴性，是一个民族的自我遗忘。
　　 中国人脑袋后留着的如同猪尾巴一样的辫子，更是成为了西方人眼中的笑谈，他们将中国人视为了愚昧、落后的代表。可能对于洋人来说，留辫子的一大用处是清廷最初都没想到的，那就是在抓捕中国人的时候，四五个，一把抓，只要拽住辫子，全身都跟着走动，连枷锁都省了，这成了当时上海租界当巡捕的印度人红头阿三们的一个“笑谈”。
　　 清朝时，在美国旧金山，发生一起中国驻美国的外交武官，被美国警察侮辱殴打的事件。1903年8月的一天，谭锦镛在使馆忙完后，正准备赶回住所休息，途径金门大桥，正好和一个美国警察擦肩而过。谭锦镛的辫子引起了这个美国警察的注意，于是他恶作剧般掀掉了谭锦镛的帽子，并大声嘲弄：“黄皮猪！猪尾巴！”谭锦镛奋起反抗，美国警察们拎起谭锦镛的辫子把它绕在桥边栏杆上绑定，打警棍，扇耳光……挣脱不得的谭锦镛就像猴子一般，被拴在了栏杆上任由来往行人投下鄙夷的神色。受此奇耻大辱，第二天，谭锦镛跳桥自杀了。在这座金门大桥。
　　 ……
　　 我是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来复述这个事件的……揭历史的疮疤。试问，今天，还有几个人记得谭锦镛？还记得我们曾是留过辫子的男人呢？
　　
　　
　　 2025。04。26。浐灞半岛云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