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上午，打开手机，看到好几条高中同学景珍发来的未读语音，都是昨天晚上十一点以后发的。点开后，便听到他的声音：“今天喝了点酒，哥哥我想起兄弟你了，我俩的关系，那是……”
　　 听声音他没有一点酒意，叙事明白，逻辑缜密，表达的主题也很清晰，听不出酒的味道，他用五分多钟时间回忆四十年前一起上高中的经历……
　　 其实，近一年来，因为心中生发了一个远离手机的念头，便尽量不用手机，一般在晚上七点左右就关机。这样就会减少很多诈骗、广告电话的骚扰，也会减少一些断章取义般不实信息的迷惑。远离手机其实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手机信息量太大，假信息太多，总是让人难辨真伪，无所适从。开始时还清楚知道这是假的，但时间久了，往往会把假的当作真的，这不是我定力不够，曾参杀人，“夫以曾参之贤与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看手机的结果就是辛辛苦苦学的一点新知识，很快就会被假信息稀释掉，脑子里不是水就是浆糊，真的应验了“越老越糊涂”的预言。手机停掉，回归到系统完整的纸质书来，心里才能踏实下来。
　　 听着景珍发来的语音，心里万分感慨。退休之后还有人在半夜想起，并发出真挚的问候，这很不容易，虽然是酒后。我家乡的人际交往习俗，越是酒后打电话，并且是在半夜打电话的，才越是朋友，清醒以后会告诉你：“不给你打给谁打，半夜三更的打给别人合适吗！”这说明你在朋友的脑子里不属于“别人”，是“自家人”，这就是友谊，是情义。
　　 我和景珍高中毕业后的四十多年里只见过一次面，但这不影响相互之间的记挂，不光他经常想起一起上学的日子，我也经常想起，那次见面是听家人说，他在张家口市里定居了，于是我途径张家口时，专门绕道去看望他和住在这里的几位同学和老师，并在一起吃了个饭叙了叙旧，相互留了微信，后来就再也没有见，一晃将近十年了。
　　 我们是一个公社的，都在社中上学，我家离学校只有3里路，他家离学校却有20多里。放学或者星期天我经常带他到我家玩儿，那会儿都是少年，极容易建立友谊，升华感情。
　　 我们本来不在一个学校。他的学习成绩不错，哥哥又在村里当村干部，初中毕业，考试和推荐相结合，他两样优势都具备，便进入了全县最好的康保县第一中学上高中。这所高中当时很是有些名气，是张家口的“地区重点学校”，还获得过“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县领导、科局长的子女们都能以在一中上学感到自豪。当时进入一中上学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每个公社每年只有十几个指标，其余则以城镇户口为主。我曾经像现在的孩子参观清华北大一样到一中参观过一次，至今记忆犹新。对于我们这些学习还算可以，但没有村干部做后盾的农村孩子，只能留在公社中学读高中。幸运的是我们这所公社中学的老师很厉害，几位主要老师一点不亚于县一中，后来都成了县里的领导，或调到县一中挑起了大梁。现在在康保县提起王振天、李海赓、李梅这些名字依旧令不少人起敬。这些老师都当过我的班主任，至今仍以恩师事之。
　　 景珍之所以又回到社中和我做起了同学，据他和我的推心置腹，是因为他在1976年上半年干了一件他自己认为的“大事”。1976年，偏远山区的坝上，经济文化都很落后，但形势跟得挺紧，景珍和几个同学一方面确实被政治气氛所感染，一方面也是想干出点震惊社会的大事，尽快出人头地。于是，哥几个经过缜密研究，决定给上边写封信，表达敢于反潮流的决心和勇气。
　　 没有想到，到了下半年，有关办公室真的给他们回了信，表扬他们的革命精神，鼓励他们以学为主，兼学别样，高举红旗不断前进。估计这也是秘书们的例行公事，大人物不一定知道偏远的坝上，有几个高中生写了信。但在基层就不一样了，在那个时候，这封来信基本等同于最高级别的来信，在地方是一件很大的事件。就这一封信，如果不出意外，景珍被保送上个好大学那是手捉把稳的事情，这封信无异于景珍他们政治生命的膨胀剂。学校当然十分重视，准备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指示精神。可惜的是，贯彻学习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四人帮”就被彻底粉碎了。景珍他们的信正好成了一个证据。学校放下贯彻计划，紧急启动了调查工作，调查结果是参与者家庭出身好，事件没有政治背景，除了写信外，没有其他反动言行，在校表现也不错，最后作出了“退回原籍，就地就学”的处罚，实际等于被一中开除了。这样，景珍便被退回了社中，和我成了同学，那年他16岁。
　　 坝上地区不仅是个贫困地区，到了冬天还极其寒冷，冬天的平均气温一般都在零下20℃左右，顺利过冬是学校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人们说过日子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所以把“柴”放到首位，我想就是因为我们坝上地区的柴比米还重要的缘故吧。
　　 公社虽然每年都给学校买几车煤，但不够用，到了秋天，学校便给学生下指标，每个男生缴纳大约100斤山柴或干牛粪，女生减半，用于学校冬季取暖。国家有税赋，我们这个学校收取的是“学赋”。为了让学生按期缴纳“学赋”，学校会放两天“砍柴”假，这是一种极特殊的假期，后来我再没听说过。
　　 我们公社地处阴山山脉和大兴安岭山脉余脉的交汇处，原来本属于锡林郭勒大草原的一部分，民国年间才成为农业县。周围的山海拔虽然都在一千七八百米，但相对高度只有四五百米，山上有各种灌木，是上好的燃料，用其生炉子、烧火炕不仅易燃而且热量高。特别是一种被当地人称作“卧纽蒿”的灌木，一棵就是一块木疙瘩，最受人们青睐，学校规定，学生如果交的是卧纽蒿，可以打八折。
　　 我家的周围都是山，是生长卧纽蒿的地区之一。每到秋末，人们都会上山砍柴，以备冬用。学校给了指标，我自然想到了我熟悉的环境、熟悉的劳动以及熟悉的卧纽蒿。景珍那年刚转回来，离家又远，我便带着景珍去离我家不远的蛤蟆嘴山砍伐卧纽蒿。因为这座山的背阴处有一处悬崖，样子非常像一只蛤蟆张开的大嘴，所以当地人把这座山命名为蛤蟆嘴山。
　　 让我没想到的是景珍虽然出生在农村，但一副城里人的气质。他总是一脸严肃的神情，很少笑出来。穿着一件四个兜的蓝色干部服，领子已经磨毛，还结了一圈淡淡的油垢，估计很长时间没洗了；一副黑框高度近视眼镜，一只眼镜腿儿上还缠着黑亮的白胶布，估计是断裂了；他的眼睛本来就不大，透过镜片看去小的像两颗黑豆。瘦瘦的小脸黑黢黢的，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少年，倒像是一个神色严肃的老师，或者像个公社干部。他不是干农活的人，也不是砍山柴的料，镐头举不动，捡拾我砍起来的卧纽蒿又怕扎手，头一天我们没有完成任务，第二天还是父亲出面才帮我们交够了两人的“学赋”。
　　 坝上秋天的山景别有韵味，沧桑的花岗岩石峰巍然屹立在大地，叩问天道的真髓；傲岸的草原雄鹰回旋在苍天，巡视人间的善恶。虽然是秋天，但山坡上依旧山花烂漫，雀舞莺飞，特别是多姿多彩的蝴蝶，用无声的翅膀煽动出了发乎于冥冥之中的韵律。农田里渐次成熟的庄稼在等待为人生尽忠，而两个少年的汗水却无益于一棵小草。
　　 蛤蟆嘴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景珍的脑子里。之后，他没少在回忆中提及，每次提起，他都像提到他旅行过的黄山、泰山、华山一样，显得特别的兴奋，有一次甚至说：“黄山就毬那么回事，没有你们家的蛤蟆嘴给我的印象深”。
　　 我和景珍就在这样的大自然中，叙述着过往，并且尽量地看向未来。不过我发现，我和他看到的未来有很大的差异。景珍干活不行，但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特别是一些国家大事。他站在山坡上似乎看不到生长的植物，也看不到飞翔的鸟禽，他看到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哲学，看到的是人生在斗争中闪烁的辉煌。
　　 我站在山坡上看到的是地里即将收割的庄稼，今年雨水大，收成不错，生产队一定可以分红，等分了红一定让父亲买一辆自行车。“飞鸽”牌或“凤凰”牌的买不上，买不起，买辆“红旗”牌的也不错，即便是二手的也行。我可以骑着自行车去割草、挖菜，那样不但跑得快，还可以省很多力气。重要的是骑自行车的招风劲儿，会吸引很多女孩子的眼睛，说不定还可以驮着一个去外村看场露天电影。
　　 很快国家恢复了高考，头两年政审很严，景珍有“案底”在档案里存着，报考都没有通过政审。又过了两年政审放开了，但他学得那点东西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我考上中专上学走的那年，景珍也离开了家，有的说出去做买卖了，有的说下煤矿了，还有传说他被判刑了，更离奇的传说是他得了病……其实他是到北京打工，这一打就是二十年。
　　 景珍先是打工，后来做维修，积攒了一些家资，抚养了一儿一女，孩子都很有出息，并且都成家立业，不论思想境界，还是经济实力都比父辈强。北京、张家口都买了房子，就凭这一点就知道他的生活已经超过了小康，是属于小康社会经济除数那一类的。景珍不止一次邀请我去张家口相聚，我也邀请他来我这里，看看白洋淀的景色，但双方都没有成行，不过在心里都已经成行了。
　　 昨天的微信语音让我知道了他的酒量依然保持着坝上草原汉子的风采，这说明他的身体很好，现在已经65岁，一顿半斤酒依然不在话下，高兴时七两八两也还能服得住，这是一生最大的储蓄。想想也是，半斤白酒能让人热血澎湃，能喝出激情的酒，才是男人的永恒。我们这一代，已经不再关注“学而优则仕”，而是开始实践庄子的“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实知，不以故自持”。往事如风飘散，唯有土坯学校、卧纽蒿的印象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