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了，一天抱着三四岁的儿子逛书店，自己只顾浏览书架，没想到儿子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扔到了地下，还在上面踏出了一只清晰的小脚丫印子。书店管理员说孩子把书踩脏了，不好再卖，问我怎么办？我拿过来一看，是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诗经》，书不厚，蓝色封面，繁体竖排版，两块三毛钱。我说实在对不起，这本书我要了。
　　 那个时候刚参加工作不久，还年轻，对读书、存书、用书的知识知之甚少，更不懂藏书的意义，至于藏书印、藏书票一类不用说拥有，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书买回来就在扉页上工工整整用篆书写了自己的名字，以示所有权归属，便把书放到了书架里，没再看过。
　　 这本书被我轻视的原因除了繁体竖排，不习惯阅读外，还在于不论是原文，还是朱熹的注释，通篇的文言文，那时文言基础还很薄弱，几乎是空白，阅读起来如同看天书一样，从心里便有一种排斥。当然还有最主要的轻视原因，那就是对《诗经》的陌生，根本不知道这三百篇小诗在中国文学史和历史上的地位，坐井观天就是我当时真实的读书尴尬。
　　 这本书拿回家后也不是一个字没看，白话的《出版说明》还是看完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周易》、《书经》、《诗经》、《礼记》、《春秋》统称‘四书五经’，是我国古代儒家的经典著作，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历史、文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典籍，堪称中国文化学术的宝藏。一九三六年，世界书局据清代武英殿本，将‘四书五经’合并影印出版，底本经过优选，版式清晰大方，且加断句，颇受读者欢迎。我社为适应学术界需要，即据世界书局本按原大影印，除将篇幅较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合刊外，其他六种皆分册发行，以便读者选读。”
　　 这本书是1986年出版的，显然不是给我这样的普通电大毕业生看的，而是给“学术界”的人准备的，我的读不懂也就情有可原了。
　　 之后的四十多年，前后搬了四五次家，家里存的一些书籍或送人，或毁损，失落了不少，最后搬家，虽然买了个书柜，剩下的已经寥寥无几，这本《诗经》却是这寥寥无几之一。现在分析这本书能存下来的原因，也在于他的繁体竖排特点。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竖排本就很少了，谁家有一两本，都可以成为这个家庭书香气的门面，并有文化的历史味道，再不爱书，这种附着有古味的书也是不舍得扔掉的。
　　 退休之后有一个系统阅读国学的想法，大概是为了不可示人的附庸“国学”风雅这样的小目的吧（现在觉得这小目的其实不丢人）。先是读了一本《论语》，1976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译注本，非常特别，从这本书读起，完全是为了提起读古典的兴趣。这本《论语》的注释和点评，革命性极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全世界独一份，读起来也是妙趣横生，不会因为这些老古董的枯燥无味而半途而废。因为我有个习惯，只要决定读一本书，无论内容如何，都会一口气通读下来。如果读到一半读不下去了，就会备受煎熬，等到读完后没有愉悦，只有疲惫和懊悔。有时候也会劝说自己不要自我为难，但改不过来，总希望在书的后半部读出辉煌来，但大多数后半部不如前半部，更谈不上辉煌了，典型的读物是《红楼梦》《水浒传》，虽然是四大名著，后半部都是服着“眩晕停”读完的，尤以《水浒》为最。这也是中国小说和外国小说的区别，中国小说越向后越寡淡，外国小说则正好相反，也许是思维方式的差异所致吧。
　　 后来是《列子》，再后来是《楚辞》，不仅阅读了，竟然还作了注释、翻译和点评，这是一开始准备读的时候没有的计划，完全是心血来潮。再后来忽然喜欢上了《诗经》。
　　 《诗经》的喜欢要感谢金性尧先生的《闲坐说诗经》一书，金先生是“闲说”，我则是“忙读”。金先生是大家，小书中包含着大学问、大智慧，读了《闲坐说诗经》之后，《诗经》在脑子里便有了比较完整的轮廓，更重要的是有了一种诱惑。什么叫大家风范？就是能让自己枯燥的专业对局外人产生诱惑的风范。因为这本书不是对《诗经》的全释，介绍到的只有58篇多一些，不及《诗经》的20%，剩下的80%，就成了一种惦念，这便是诱惑了。
　　 于是，翻出了四十年前购买的，曾经踩过儿子小脚印的那本《诗经》，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读得非常幸苦，问题是虽然很辛苦，但似懂非懂，半知半解。我才知道，这《诗经》虽然只有305篇，在数量上不但不能和《全唐诗》《全宋诗》相比较，和李白、陆游个人都无法比拟，但其中的文化含量却是历史性的，比十个李白的历史分量都要重，仅就诗的历史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李白、陆游等就无法与之比拟。
　　 之后购买了中华书局出版的王秀梅老师的译注本，非常适合初学者阅读，点评得很通俗，很客观，翻译的也很有韵味。读了这本《诗经》，进一步知道这“诗学”的庞大和深奥，不是读一两本书就能明白的。难于明白的关键点在于古代不少学者对《诗经》的看法并不一致，甚至争论相当激烈。具有代表性的是唐朝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宋代朱熹的《诗集传》和清代方玉润的《诗经原始》，有些观点历史学者们也几乎是针锋相对。
　　 看来，要想品味出《诗经》的一些意味，最好，也是最笨的办法是多买几个版本，针对一首诗，浏览不同版本的观点，之后经过相互对照，得出一个自己认为可以满足和适合自己文学食粮脾胃需求的结论来，这就给退休生活增添了无尽的乐趣。
　　 《毛诗》是战国人毛苌辑录传播的古诗，就是今天流行的《诗经》的老祖宗。有机缘的是，毛苌是河北河间人，今天的河间边家村还保留着一个“毛公书院”遗址，据说就是当年毛公传播诗学，讲解诗经的地方。离我的住家不到15公里。我和妻子两次去瞻仰这个书院，都因锁着大门而没有进去。从门缝看去，这曾经是座学校，后来做了幼儿园，现在幼儿园也荒废了，成了一座被圈起来的荒芜的院落，几排大概是用作教室的红砖红瓦平房外，院落的最后靠北墙一带，立着几座石碑，进不去，看不见刻着什么文字，也不知是那个朝代所立，和墓碑似的。据说是当地村民在文革期间全力保护下来的关于毛公讲诗的碑记，很难得的国家文物。
　　 这个村的东边，有一个村庄就叫“诗经村”，据历史学家和地方史学家考证，这就是毛公的住处。民国年间的“北洋三杰”“龙虎狗”的狗代表，作过民国代总统的冯国璋也出生在这个村。两千多年了，没有改过名字，一直叫“诗经村”。这诗经村离我家更近，直线距离不足10公里。
　　 传播《诗经》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西汉的韩婴，他传播的诗叫《韩诗》，更是机缘巧合，这韩婴就是任丘人。我在任丘生活了已经整整45年，对任丘的一草一木皆存感情，况且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任丘出过一个扁鹊，出过韩婴，都是中国的伟大人物。能在韩婴著书立说传播诗学的地方生活一辈子，自然有一种自豪感。
　　 读《诗经》需从《毛诗》《韩诗》读起，于是购买了明朝郝敬校注的《毛诗原解》《毛诗序说》，以及韩婴的《韩诗外传》和《韩诗外传集释》。
　　 《诗经》中涉及了很多的花草树木，鸟兽鱼虫，这些东西在诗经的比兴赋中占据重要地位，古代的花草树木，鸟兽鱼虫的名称到今天都有所变化，有的已经完全不同了。比如芣苢，现在叫车前草；蓷，现在叫益母草等等。只有准确地弄清楚诗中所吟诵的是什么，才能从这植物或动物、昆虫的特性上深入把握诗的意境。这些花花草草古人已经研究过，三国陆玑和明毛晋的《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广要》就是这方面的专著，买上一本作为工具书非常方便。
　　 作为《诗经》的工具书，典型的是向熹的《诗经词典》，随手翻阅，等于请了一位老师。
　　 当代《诗经》的译注版本也很多，除了王秀梅老师的译本外，程俊英和蒋见元的《诗经注析》很有分量，体例上颇似朱熹的《诗集传》，而且是简体横排版，很方便现代人的阅读习惯。重要的是，这本书的注释很详细，引用的古籍相对较多，视野比王秀梅老师的译本更开阔一些。
　　 这样读《诗经》就有了基础。
　　 其实《诗经》读到什么程度并不重要，年纪大了，记忆力逐年衰退，原来读两三遍就可以记住，现在反反复复都记不住。重要的是这个查阅资料，相互印对的读书过程，以及对古人生活和心理的见识。有的时候不开心了，读到“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就会想到年轻时睡懒觉的情景，一个莞尔，心情忽然开朗。
　　 整整读了一年的《诗经》，我竟然爱上了他，对一个退休老者来说，这爱很是珍贵。
　　 2024.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