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石库门建筑，一直以来是上海的一张名片，然而，将石库门建筑的某一部分，形容成“亭子间”，却是上海市民的一种无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单从字眼上解释，起初的亭子间，是常见于公园假山与河畔的、那种飞檐翘角、古色古香、提供给游客小憩的地方，面积非常小，在所有楼台亭阁中，仅比阁大点。而石库门里的亭子间，不但没有飞檐翘角，却有着与公园里亭子间相似的狭窄。再者，公园的亭子间，仅是游客临时休息之用，石库门的亭子间，却是长期用着居住的，所以，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亭子间虽小，但它所处的位置非常独特，既靠弄堂又处在底楼厨房的上面、二楼晒台的下面，面朝北，蹬上楼梯往二楼去的拐弯处，便是它的所在地。由于位置靠弄堂，弄堂里的一切动静，亭子间主人都了如指掌。譬如说，弄堂里来了个卖菜的小贩，亭子间主人第一时间就会晓得，从而传话给楼上楼下所有的居民，因此，住在亭子间的人家，也常常被大家戏称为“哨兵”。
　　 亭子间内部呈长方形结构，高两米，面积八个平方左右，一扇朝东的小窗，和一扇朝楼梯的木门，便是它全部的天地。由于亭子间是在厨房的上面，晒台的下面，所以，冬寒夏热，上烤下闷，居住在里面的人苦不堪言。历史上，亭子间起先只是堆放杂物的，后因上海开埠后，大量移民难民涌入上海，住房格外紧张，这地方也就被房东腾出来用作出租，租金相对便宜，所以，亭子间往往是一些低收入人群，最青睐的地方。
　　 作为石库门建筑的一部分，亭子间主要分布在上海的市中心，譬如：静安、黄浦、卢湾、虹口等区域，其他区域也有，但规模不大。解放前，住在亭子间的对象，往往是小商贩、卖艺的、戏子等，一些来上海打零工的、乞讨的，甚至连亭子间都租不起，只能睡“滚地龙”等非常简陋的房子。解放后，人民政府对石库门建筑，进行了统一修缮，修缮后再交给地方房管所管理，亭子间不再属于私有财产，由房管所根据条件，分配给住房困难者，按月交纳房租。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国家经济尚处于比较困难时期，城市建设，基本处于停滞阶段，五六十年代，基本没新建造居民住宅，而城市人口却在逐年增加，一个夫妻，少则生两个孩子，多则生六七个孩子，给本来居住就不宽裕的家庭，带来了很多困难。
　　 我有一位初中同学，名叫李建国，曾经住在提篮桥石库门的“意大里”，离我这儿不远。李建国在家排行老七。他上面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和他们同住在二楼朝南的前楼，父母则住二楼楼梯拐弯处的亭子间。因为都是小孩，小时候住二十六平米的前楼，还没啥问题，但随着兄弟姐妹逐渐长大，尤其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这前楼根本不够住。李建国的两个姐姐，为了解决家里住房困难，早早将自己嫁了出去，但剩下的五个光头怎么办？总挤在一间房里也不像话。于是，父母又将二十六平米的前楼，分割成类似亭子间大小的三个隔间。由于隔间没有窗，天热时非常闷，父母只好搬进其中一间隔间住，而将有窗的亭子间，让给准备结婚的儿子，其他暂时没对象的光头，只能挤在另两间隔间，等其他光头有了对象准备结婚，住在亭子间的小夫妻还得让出来，自己到外面去租房，或者想其他办法。
　　 可见那时候的亭子间，在人们心目中是多么的重要？不亚于现在独门独户的房子，在七八十年代的上海，只要你拥有一间亭子间，很容易得到未婚女孩的青睐。我虽然没住过亭子间，但曾经在石库门生活很多年，亭子间居民的酸甜苦辣，让我记忆犹新，终身难忘。
　　 十几年前，曾经热播一时的电视剧《蜗居》，也很真实地反映了上海石库门亭子间的生活。其中的主角海萍夫妻，起初在上海打拼时，就是住在亭子间。夫妻俩住亭子间的同时，还要考虑给读大学的妹妹海藻放假来时，提供一个睡的地方。那问题来了，这小小的亭子间，怎么提供睡觉的地方呢？夫妻俩只能就地想办法，晚上用布帘隔开，姐妹俩睡床上，男人睡地下，暂且将就着。就这样，夫妻俩一直在空间狭小的亭子间，艰难住了五年，最终，海萍还是在江苏某地买了房，才算结束在上海蜗居的生活。
　　 正因为那时候，上海居民居住的地方普遍狭窄，市场上有关可以折叠的家具用品，都非常吃香，也很热销，不少居民家也都有折叠床、折叠桌椅、折叠衣柜等。我原“月华里”石库门弄堂里，有一位居住在七号楼亭子间的郭姓老画家，他设计制作了一张很特别的床。白天往墙壁上一推，在空出来的地方，搁上一张折叠的长桌绘画创作，晚上再将床放下来睡觉。为了节省地方，他将朝内开的门，改成横拉式的移门；另外，他在墙壁上挖个洞，将冰箱放进去，冰箱门朝里，散热管朝墙外，这样，既节省空间又降温，一举两得。真可谓：方寸之间显智慧，螺丝壳里做道场。
　　
　　 二
　　 虽说亭子间，在石库门建筑中所占比重不算大，可在历史上，狭窄的亭子间，却是作家、音乐家、艺术家等各方面人创作的天地，尤其是作家。三四十年代，很多著名文人作家，都住过亭子间。除了人人皆知的鲁迅先生，在亭子间出版杂文集《且介亭杂文》外，还有更多的作家，都与亭子间有缘。譬如巴金、茅盾、郭沫若、梁实秋等。巴金在曾经亭子间里，写出《灭亡》名著，茅盾完成了著名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创作，夏衍则创作出《上海屋檐下》三幕话剧，将石库门房子的内部结构，以横剖面的方式，展示在读者面前，其中就有亭子间。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专门描写亭子间生活的作品，譬如：郭沫若的《亭子间中》、梁实秋的《亭子间生涯》、周天簌的《亭子间嫂嫂》等。在众多作家中，张爱玲无疑是反映上海石库门建筑、尤其是描写亭子间最多的一位。她的短篇小说《桂花蒸阿小悲》，不仅详细介绍了亭子间的状况，并且将生活在亭子间的每一个低层人物，刻画得细腻鲜活，入木三分。
　　 三十年代拍摄的经典电影《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也是描写在亭子间生活的最底层人物。著名影星周璇与赵丹合作，《马路天使》中饰演了在旧社会、受尽侮辱和损害的歌女小红，并演唱了影片插曲“四季歌”与“天涯歌女”。这几首歌，在当时广为流传，至今仍然有影响。
　　 也正因为有许多作家，曾经在亭子间长久生活过，并写下很多名篇名著，所以，三四十年代的文学界，诞生过一个学派，就叫做“亭子间文学”。毛主席当年在延安，曾经将一批来自上海的左翼作家，亲切地称之为“亭子间人”，可见“亭子间文学”，在当时的影响有多大？
　　 三四十年代的“亭子间文学”影响，主要在于它的创作题材，都来自社会的最底层，体现了最底层人的酸甜苦辣、与喜怒哀乐，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与此同时，“亭子间文学”，不仅见证了最底层人民的艰难困苦，见证了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同时，也见证了当年上海各阶层的生活衰败，以及平民化、贫穷化的过程，展现了特定时期的经济萎缩、和生活资源的紧缺，作品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亭子间里出文学，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出于上海这个寸土如金的特定区域下，租金相对比较低。很多作家之所以要在亭子间搞文学创作，主要是考虑租金便宜，作家不经商，没有经济来源，只能勒紧裤带，能省则省。另一方面，作家住亭子间，是为了更好地贴近生活，因为多种多样的生活和浓郁的市井氛围，才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在亭子间上下，以及石库门周围，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市民，譬如小商贩、黄包车夫、保姆，甚至妓女等人。七十二行，行行里面有素材，这就给作家们，提供了一个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和创作的思路。正如著名革命家胡兰畦女士曾经说过：“小小的亭子间开间很小，租金不高，却蕴藏着许多革命的火花。”
　　 有意思的是，台湾作家三毛，生前读过不少有关介绍“亭子间文学”的文章，她很有想法，也曾经打算到上海租一个亭子间，来作为自己文学创作之地。虽然最终没成行，但这事情的本身说明，小小的亭子间，历史上确实有着非凡的想象空间和独特的魅力。
　　
　　 三
　　 曾经，有不少人以为“亭子间文学”，只是三四十年代一种特定的现象，没有普遍性和延续性，其实不然。五六十年代，甚至更长的一段岁月，“亭子间文学”在上海仍在延续，只不过作家人数与作品，声势与影响不如过去那么大而已。
　　 五十年代初，周立波创作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获得了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第二年，丁玲创作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金，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很多国家发行。之后，八九十年代，王安忆、叶辛、程乃珊、殷惠芬等作家闪亮登场，都在亭子间创作过不少优秀的作品，譬如：王安忆的《长恨歌》、程乃珊的《穷街》、殷惠芬的《屋檐下的河流》等等。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大批业余作家，他们利用业余时间，躲在狭小的亭子间里奋笔疾书。还记得当年轰动全国的话剧《于无声处》吗？它就是当年还是热处理厂工人的宗福先先生创作的。一九七八年宗福先利用无数个晚上，在石库门的亭子间里，完成了这部话剧剧本的创作。这部话剧先后多次获得文化部的嘉奖，并在北京上海等各城市巡回演出，反响非常热烈。
　　 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市民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好，石库门里的亭子间，肯定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无论是作家还是文学爱好者，都不再需要在闷热狭窄的空间“爬格子”，但“亭子间文学”的精神是永存的，它将被世人一代代传承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