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为纸，书写不一样的精彩人生
　　
　　 七月的阳光泼在苏北平原上，像刚熬好的糖浆，稠得能拉出金丝。我站在自家地头，望着被晒得发亮的稻叶，裤脚还沾着清晨的露水——一个小时前刚给玉米地浇完水，裤袋里的手机却还带着余温，那条来自作协群里的信息，字里行间仿佛还冒着热气。
　　 您的作品《南巡.农民诗人的摇篮》入刊《淮安四十年文艺精选》，手指在粗糙的屏幕上摩挲，指腹的老茧蹭过“入刊”两个字，像摸着刚从地里刨出来的红薯，带着泥土的温度，又藏着沉甸甸的实诚。四十年来，这片土地上的麦子熟了四十次，河水涨了四十回，而我，一个握着锄头、背着药箱的农民，竟也能用笔在时代的册页上，留下属于自己的一笔。
　　 泥土里长出的墨香。
　　 我总说自己的笔是用稻杆做的。二十岁那年第一次提笔，是在生产队的记工簿背面。那天收工早，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我蹲在田埂上，看着最后一缕光掠过远处的芦苇荡，突然想把这景象记下来。没有纸，就撕了记工簿的边角；没有笔，就摸出女儿没用完的铅笔头。写下第一行字时，铅笔在粗糙的纸上打滑，像犁头第一次插进板结的土地，生涩，却带着破土而出的执拗。
　　 “夕阳把芦苇喂成了金的，风一吹，就哗啦哗啦掉金子。”
　　 那时谁也没想到，这个在田埂上涂涂画画的青年，会把这份“不务正业”坚持四十年。白天，我是村里的“土郎中”，背着药箱走村串户，给张大爷量血压，给李婶子配草药；农忙时，我是地里的把式，犁地、播种、收割，手上的老茧换了一层又一层。只有到了夜晚，等妻儿睡熟，煤油灯（后来换成了节能灯）亮起，我才变回那个握着笔的“写作者”。
　　 书桌是用旧门板搭的，四条腿是截短的树桩，桌面上永远摊着三样东西：一本翻卷了角的《现代汉语词典》，一摞用牛皮纸包着的稿纸，还有个装着草药的铁皮盒——写累了就捏几片薄荷叶子嚼嚼，清清凉凉的味道能赶走困意。妻子总说我“点灯熬油瞎折腾”，可她半夜起来给我掖被角时，总会悄悄往桌上的搪瓷杯里添些热水。
　　 那些年，稿子投出去大多石沉大海。信封上的邮票从八分涨到一块二，退稿信上的字迹换了一茬又一茬，唯有信封角落“金湖县戴楼乡”的地址，像枚顽固的邮戳，盖在每一封寄往县城、市区的信上。有次去镇上寄稿，碰上村东头的王二伯，他瞅着我手里的信封笑：“大兄弟，你这药箱里装着听诊器，兜里揣着稿纸，是打算给土地爷开药方，还是给庄稼写情书？”
　　 我嘿嘿笑，不答话。他哪里知道，我笔下的每一个字，都沾着泥土的腥气。写春耕，是握着犁把的掌心磨出的血泡；写秋收，是弯腰割稻时后腰传来的酸麻；写村头的老槐树，是记得它某年某月被雷劈断的枝桠，后来又抽出新芽。大地早把故事刻在了墒情里，我不过是个抄录者，用最朴素的句子，把它们搬到纸上。
　　 细流汇成的江河。
　　 真正让我觉得“墨水”里有了力量，是认识闵永军老师那年。
　　 那天去金湖县城进药材，路过县作协门口，看见墙上贴着文学征文的启事。鬼使神差地，我摸出药箱夹层里的稿子——那是篇写村医生活的散文，记的是某年冬天冒雪给邻村老人送药的事。犹豫再三，还是把稿子塞给了传达室的大爷。
　　 没想到半个月后，竟收到了闵永军老师的电话。他声音温和，说稿子写得“有筋骨，有热气”，还约我去诗协聊聊。我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在诗协办公室门口站了三回，才敢推门进去。一屋子的书香气，和我身上的草药味、泥土味格格不入，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永军老师却拉我坐下，泡了杯热茶：“你的字里有生活的根，这是最金贵的。”他逐字逐句给我改稿，哪里该添细节，哪里该减修饰，铅笔在稿纸上划出细细的线，像春雨落在干渴的田垄上。临走时，他送我一本《孙犁文集》，说：“你看孙犁写白洋淀，字里都是水的灵气，你写苏北平原，就得有土地的厚重。”
　　 那本书被我翻得卷了边，书页间夹着晒干的稻穗、芝麻粒，还有某次上山采药时摘的野菊花。后来才知道，永军老师不仅帮我改稿，还常把我的作品推荐给市文联的老师们。有次去淮安开会，听见市作协的李老师跟人说：“那个农民作者的稿子，不用看作者名，一摸就知道是从地里长出来的。”
　　 原来，泥土的味道是藏不住的。就像田埂上的蒲公英，哪怕长在石缝里，风一吹，种子也能落到该去的地方。金湖作协的老师们常来村里看我，有时在地头找我，我扛着锄头跟他们聊；有时在药铺里碰面，他们就坐在诊桌旁，听我讲村里的新鲜事。王老师教我观察细节，说“写犁地，不光要写犁沟多直，还要写牛尾巴甩动的弧度”；作协的金虹主席告诉我“句子要像渠水，能流到读者心里去，不能堵在半道上”。
　　 他们就像田埂上的引水渠，把细流般的指点，一点点引到我的稿纸上。
　　 登上大堂的泥土。
　　 接到作协群信息，我正在给秧苗打药。喷雾器的背带勒着肩膀，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听着对方说“您的作品入选四十年精选集”，手一抖，药水管子差点掉在地上。
　　 永远生长的希望。
　　 如今，那本《淮安文学四十年》纪念册被我锁在药铺的抽屉里，和听诊器、账本、种子袋放在一起。有人来看病，偶尔会问起那本书，我就翻开给他们看，指着那篇文章说：“这写的是咱村的事。”他们凑过来看，认字的念几句，不认字的就听我讲，末了总会说：“原来咱农民的日子，也能写成书啊。”
　　 是啊，农民的日子怎么就不能成书？我在药铺的柜台上放了个笔记本，有人来讲新鲜事，我就记下来：张三家的麦子亩产又高了，李四家的大棚菜卖上了好价钱，王奶奶家的孙子考上了大学……这些事，琐碎得像地里的杂草，可凑在一起，就是最鲜活的乡村史。
　　 每天清晨，我还是会先去地里转一圈，看看稻子的长势，摸摸黄瓜的硬度，再回到药铺坐诊。中午歇晌时，就摊开稿纸写几笔，阳光透过窗棂落在纸上，把字迹晒得暖烘烘的。有人说我“不务正业”，放着好好的地不种，药不卖，偏要跟文字较劲。可他们哪里知道，种地是我的根，行医是我的责，写作是我的魂——这三样，少了哪一样，日子都不完整。
　　 前不久，江西作家网寄刊发了我的散文，写的是春耕时用无人机播种的事。编辑在附言里说：“你的文字里，开始有新时代的气息了。”我笑着回信：“是土地在变，我不过是跟着它往前走。”
　　 夕阳西下时，我常坐在地头，看最后一缕光掠过刚插上的秧苗。那些嫩绿的苗儿，整整齐齐地站在水里，像一行行刚写好的诗。大地是张永远写不完的纸，细流是取之不尽的墨，而我，这个握着锄头、药箱和笔的农民，还要在这张纸上，接着写下春耕秋收，写下生老病死，写下这片土地上所有平凡又闪光的日子。
　　 因为我知道，只要脚下踩着泥土，眼里装着生活，手里握着热爱，哪怕是最普通的人生，也能写出不一样的精彩。就像田埂上的野草，没人浇水，没人施肥，照样能在春风里，长出一片蓬勃的绿。
　　 2025.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