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春天，我来到了德国的法兰克福。
　　 这个城市的景色之美超出我的想象。
　　 宽阔浩荡碧蓝清澈的美因河上观光客轮上下游弋。国旗迎风招展，乘客涌上甲板举着手机拍照。满载货物的百米长的货轮却很低调，总是悄无声息地行驶。只有在黎明时分，为提醒栖息在薄雾氤氲的水面附近沉睡的禽类，它会深沉地鸣笛数声。汽笛声低沉而悠远，打破了静寂，传出了浓浓的诗意。河面上横跨着十一座桥梁，桥与桥风格迥异，从黎明到午夜，总有人站在桥上拍照，拍落日、拍城市远景，拍灯光璀璨的城市、拍那些成群结对嬉戏水面的鸟类以及身穿比基尼驾驶单人帆船的美女。桥面上时有青春迸发、毫不掩饰恩爱的情侣在桥边围栏上双双加锁，随手将钥匙丢进河里，以此彰示坚贞的爱情。
　　 这里植被丰富，处处有花。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高，呼吸舒畅，清新而醒脑。至于天气质量，德国人只在新闻中听到过雾霾这个名词。
　　 蓝天白云。湛蓝的天、雪白的云彩。小雨之后——顺便说一句：德国经常下雨，经常的意思是：三天两头都在下雨——每逢雨后或是太阳雨中，我常常能欣赏到双彩虹和七彩云霞。正虹与霓浓淡分明、高下有序、相映成辉，仿佛一对恩爱的夫妻。虹起虹落处，横跨天际，雄伟、鲜艳、极为壮观。至于七彩的云霞，那是我在电影大话西游中第一次才知道的词汇。当时是不相信的：哪里会有七彩云霞！人老几辈子都没听说过。话虽如此，作为对文学感兴趣的人，自然也少不了夸赞一番作者的想象力。来到德国后才知道：它真的存在，就在我的头顶，雨后。一片一片、或大或小，缓慢飘过。初见者往往激动不已，惊叹欢呼、纷纷拍照。尤其是当阳光在云隙间乍现乍隐、又逢零星的雨滴飘落在眼睛时，观望者的笑容更是灿烂。
　　 街道明亮如镜、一尘不染，背街小巷或是商业大道无一例外。隔三差五，总会看到漫不经心的司机驾驶着扫地机啃食着三明治缓慢行驶在街道上。其实没有什么可清扫的。开动机器，只是高福利社会应有的配置。扫地是工作，更是程序。走在路上，我多次萌发收藏井盖的念头；那是真正的工艺品。
　　 公民的文明程度很高。路人相遇，耳畔总会听到一句“毛根（早上好）”或是“古登塔克（日安）”，有人还会对你微笑、招手。那些笑容是真诚而灿烂的，客居他国，顿时有一种亲人般的温暖。这里没人闯红灯。有个笑话说：假如午夜十二点仍有人在寂静的马路上等红灯，那一定是德国人。此言不谬。
　　 工作时间大多是朝九晚五，一些行业不在此列。说说我亲见的例子。准点上班，人们举着咖啡杯聚在一起，开始讨论工作内容。少则半小时、多则一个钟头，继而散去。一个工作日约有两到四次的休息时间，看工作量和工作内容而定。顺便说一句：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工作时间仅有一百九十天。下班之后，人们并不急于回家。街边绿树成荫的鳞次栉比的小酒馆里外都摆满了小桌，常常一座难求。鲜花旁，德人举杯、相互敬酒，谈笑风生，看上去十分惬意。
　　 印象深刻的还有法兰克福的地铁。这个赫赫有名的欧洲金融中心其实只有区区六十四万人口，远不及我家乡城市的一个区大。撇去公交车、有轨电车和数不清的出租车，区区弹丸之地却有十八条地铁线。两分钟一趟，空乘率常常在百分之八十以上，风驰电掣，当我独坐一节车厢时常常担心它们追尾。
　　 令人惊奇的是街道上常见散落的亮灿灿的硬币，从一分到两元不等。这在我的家乡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我们的钱包捂得要紧一些。初次见面，我差点儿弯下腰去。有人开玩笑：德国遍地是黄金。只要你有一颗现实的心和足够大的勇气，随手捡几枚，绝对是饿不死的。也有人调侃，德国人个子太高，走路大步流星，只看前方。对于散落地下的硬币是看不见也弯不下腰的。更有人称赞他们有绅士风度，所谓不动心，其实是觉得应该留给需要的人。还有人小肚鸡肠，觉得他们存心炫富：瞧，这就是德国！
　　 多么美好的国家啊！
　　 域外打仗了，那年来了许多难民。成群结队、衣衫褴褛、拖家带口，据说有百万之众。初来乍到，这些人聚集在各个城市的火车站广场，席地而坐，目光呆滞，怯生生地看着周围的一切。附近散落着数十名荷枪实弹的警察，有男有女、谈笑风生，间或瞄上两眼；看上去十分轻松。
　　 许多难民逃散了，几乎一夜之间垃圾遍地，路面上再也看不到硬币了。年轻力壮的乞丐络绎不绝，据说是无法融入社会。新闻中出现了杀人、强奸、偷窃的字眼。数月后，当难民再次聚集在一起时，他们挺起了腰杆，拿起了武器——人权——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社会乱了。难民成群结队游行，人权赋予了他们力量。当然，也赋予了他们胆量。高贵者亲切的笑容不再，厌恶的目光终于转化为行动：游行抗议国家的难民政策。很快，这种你来我往的对垒现象成为常态。游行的密度加大了，双方都不甘示弱。温文尔雅的德国人收起了笑容，厌恶地瞧着“非我同类”，独行时目光警觉地察看周围与身后。
　　 有一天，新冠来了，一夜之间横扫全球。
　　 早晨排队买面包。我前边是一位衣着时尚、举止得体，看上去颇为高贵的银发老太太。偶然一个回头，她看到了我。文明亲切的微笑瞬间变为惊恐。她动作慌乱、急于躲闪，毕竟七十多岁了，挪动不易，差点摔倒。我伸手去扶，仿佛面对恶魔，她惊恐大叫：“纳音、纳音（不不）！”我退缩了。身后一个男子抢上一步扶住了她。老太太站稳后首先向那位男子表达谢意，继而躲到三米开外。她挥舞着果断的手势，滔滔不绝，足足发泄了三分钟。没什么新意，无非是西方关于新冠朔源那一套。而我，忽然被拔高为某种象征，自然充当了莫须有罪名下的倒霉蛋。身后那位见义勇为的男子轻蔑地瞧我一眼重新归队，他需要面包。文明高尚的老太太言尽之后在诸多认同的目光下留恋地看一眼面包房，下定决心灭此朝食，昂首挺胸，走了，走时仍带着义愤。
　　 长叹一声，黯然伤神。
　　 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的人忽然成了少数。地铁下的过道成了流浪汉的栖息地，地铁车厢也出现了流动的乞丐。清晨，路边休闲椅上总能看到酣睡的无家可归的男子，地上堆积着酒瓶、残食和早已是垃圾的行囊。
　　 生活是第一位的，还得继续。超市里一角九分的低价面包涨到了三角一分，平时最喜爱的奶油面包也由一元七角涨到了两元六角。涨价了，所有的商品无一例外都涨价了。抱怨声无处不在。
　　 曾经人满为患的小酒馆依然是清风徐来、绿意盎然，但再也看不到夕阳下享受美酒的热情洋溢的人群。鲜花依然，只是多了枯叶。
　　 美因河了无生气，客轮多数停摆，静悄悄停泊在岸边。来往货轮几乎以折半的比例空舱行驶。虽有晨曦中回声低沉的汽笛声，却再也体会不到愉悦的诗意。
　　 难民以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堂而皇之的永远留在了德国的土地上，一如二战后引进的百万土耳其劳工。国家负担加重了，引以为傲的制造业也江河日下、不尽人意。中产外逃，投资于异域他乡。一些高傲的白人失业了，出现在他们最不愿出现的地方。
　　 走在街头，偶然听到一句毛根多是一愣，而非及时应答。人们表情冷漠、麻木，相互之间有了强烈的戒备心。
　　 再也回不去了。
　　 社会在吃老本，维持着江河日下的繁荣。经济，一如草扎的巨人，摇摇晃晃、举步维艰。
　　 回国前适逢美国加征关税，作为欧盟领头羊，德国首当其冲；真是雪上加霜啊！
　　 据说见证历史往往是一种痛苦的体验，作为一介多闲好事的草民，我难免不去思考一个问题：只是短短几年啊，堂堂欧洲第一强国构架的百年繁荣与高度文明何以虚弱如斯、不堪一击呢？
　　 为什么？怎么办？出路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