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古已有之，宋朝的时候称作“日录”。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有《家乘》一篇，其中讲到：“山谷晚年作日录，题曰《家乘》，取《孟子》晋之《乘》之义。”这是说著名大词人黄庭坚在晚年留下一部日记，根据春秋时期晋国的史书《晋乘》的含义取名《家乘》。可见，黄庭坚把他的日记是当作“家史”对待的。
　　 日记之于我，有着隆情厚谊，因其伴我走过了整整50年的人生路程。回首顾望，这条路确实很长，望着它，连我自己都感到恍惚，恍惚中则有一种难以为人所理解的自豪，那种包含着一点沾沾自喜，又饱含着严肃认真的具有家族传承、情操陶冶意义的自豪。这种自豪感缘于对日记的认识，几十年下来，我渐次认识到，日记除了留存个人史料、创建家史体系外，还有着矫正心灵，自我修炼的作用。日记里可以自己赞美自己，不必顾及他人的嘲讽；日记里可以自己责骂讽刺自己，甚至责骂个狗血喷头，这比被别人责骂、讥讽更具自我警醒的修正意义。我把日记中自己对自己的批评、批判称作忏悔，从这个角度看，日记就是我心中的上帝，一个可以与之剖白心灵，坦陈痛苦和喜悦的上帝。
　　 无神论者并非排斥忏悔，只是面对忏悔的对象不同而已，或者简言之“向谁忏悔”。东晋的郗超在他的《奉法要》中讲过一句话：“每礼拜忏悔，皆当至心归命，并慈念一切众生。”去掉其中的禅意，就其“至心归命”四字，就极具“自我忏悔”的意义，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求人不如求己”中蕴藏着多少自我忏悔的要义。
　　 但这样的认识只是一种朦胧的自我感觉，没有理论的支持。有一天看到了元祐七年（1092年）四月二十五日苏东坡的一篇日记，才忽然明悟，原来我的这些关于日记的浅薄想法，古人早有透彻的论述。
　　 日记的意义有着“外相”和“内相”的区别，外相上仅仅是一种记录日常生活的工具，而內相的意义则具有修身养性、延年益寿作用。这需要把日记的意义提高到“吾日三省吾身”的“慎独”高度来对待和尊重，否则日记就失缺了灵魂，仅是一副干枯的空壳而已。不论当事人如何勤勉，如何虔诚，其记录日记的意义和作用会大打折扣。苏东坡的这篇日记后人定名为《记子由言修身》，收录在《苏东坡全集》中，原文是：
　　 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复生，问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答曰：“子且置一卷历，昼日之所为，暮夜必记之。但不可记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无事静坐,便觉一日似两日，若能处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岁。人世间何药可能有此奇效：既无反恶，又省药钱。此方人人收得，但苦无好汤使，多咽不下。”
　　 这里的“卷历”就是日记本，“暮夜必记”就是写日记。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说过一个故事，苏东坡觉得很有道理，就记录在了自己的日记中，以为自勉。故事的梗概是：有一个人死而复生，问阎王爷“怎样修身才能免罪？”阎王爷回答：你准备一个日记本，白天的行为，晚上一定记下来。只要是你感到不能记的，就是以后不能说不能做的。无事静坐，就会觉得一天象两天，都象今天这样安排一生，如果能活七十年，就等于一百四十岁。人世间有什么药能有这样的奇效，既不感到辛苦，又经济实惠。这个方子人人都能用，只是苦于没有好汤作药引子，很多人咽不下。
　　 什么样的“好汤”才可以使人把这具有奇效的药咽下去呢？自然是自身的修行和定力，在内心深处，要有一种仁恕、博爱、无欲的追求。在“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社会大环境之下，要独善其身，并非易事，需要不断地自我升华，而升华的工具之一就是日记，古人所赞之为的“日录”“家乘”。
　　 苏东坡兄弟的故事有两个启示，一是写日记的态度，要客观真实记录自己的言行，不可虚拟，不可枉事。有一些人写日记，只从歌功颂德入手，只记录自己的成绩，记录自己的收获，甚至夸夸其谈。他们寄希望自己百年之后，会通过日记掩盖自己人格上的污点，子孙阅读时，看到的只是一个被包裹起来的“虚我”，看不到那个活生生的“真我”，自己的形象在子孙那里就圆满了。这就像史官记录国史一样。翻遍《二十四史》的《本纪》，只要引用本朝人的档案资料，那皇帝一定大智大贤，大仁大圣，是天子的化身，绝不会有一点人性的瑕疵。敢于客观评判皇帝得失的都是后朝的史学家和政治家。所以，现在看到的皇帝主持下关于皇帝的记录，多是涂脂抹粉的，皇帝们的自私、残忍并没有留给后人。这样就容易被创造成神话，从而麻痹百姓和愚弄百姓，减少了后人鄙视皇权的认识机会，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民主科学的发展。个人日记如果也这样写，倒不至于愚弄百姓，但一定会愚弄子孙。
　　 二是日记是一面照耀灵魂的镜鉴，“但不可记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如果在做事的时候，能够考虑一下这件事是否可以被记录下来，流传下去，可记录就痛痛快快、千方百计去做，反之就立即放弃，停止行为，并矫正思想，那他的日记中就逐渐地没有人性瑕疵可以记录。从规避人性瑕疵的记录，到没有人性瑕疵可以记录，这便达到了修心养性的最高境界，内相的清净虚无与外相的空灵飘逸交合起来，人就可以攀升到精神的制高点上，去俯视道德的原野，也就为子孙树立起了一座家族的人品丰碑。
　　 我写日记的动力来自于上世纪中后期所创导的“英雄主义”。当时传播英雄事迹的一个重要载体就是英雄们的日记，不仅语文课本、政治课本中安排这方面的课文，还有专门的英雄日记单行版出版发行。如果一位初中生手中有一本英雄的日记，那这个学生一定是这个学校最受人尊重和羡慕的学生之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外工作的哥哥回家探亲，给我带了一份礼物，一本《雷锋日记》，一本《沙家浜》。我如获至宝，先是用报纸包了书皮，后来嫌报纸包皮不美观，也不耐磨，又换成了牛皮纸。一本日记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印象极其深刻，不止一次地将其中的内容写进了作文，这作文也不止一次地被老师在课堂上解读，并挂在了班级的“范文专栏”中。雷锋的日记，不论从形式还是内容，在我鸿蒙初开的少年思想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学着雷锋日记的格式和写作风格，也写起了日记。我自己也没有料到，这一写就写了五十年。到后来，已经不是主观坚持以及英雄思想的激励而继续写下去，而是成了一种习惯，成了和吃饭喝水一样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
　　 每天早上起来，除非特别事务干涉，第一件事一定是写日记，日记已经成为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时候我已经感到，日记是兼具文化传承与道德修身的双重载体，传承的不仅是家德、家训、家礼、家风等家族文化传统，同时也展现着“文以载道”的民族文化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