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提起煤球二字，年轻人怕是要一怔，寻思一下这是个啥东西，而上了点年龄的人，则是一声感叹，时光忽悠一下就过去了。胡同里的煤炉早就不见踪影了，可有些东西还深刻在记忆里。
　　 上世纪八十年代，冬天似乎来得早一些，霜降一过，胡同里的墙根便结了层白霜，日子由此向冰天雪地过渡。这时，爷爷便繁忙起来。一大早，推着一辆加重自行车出门，车后座的铁丝筐里码着两摞煤球，黑黢黢的，整整齐齐。车把上挂着杆铜秤，秤杆和秤砣都磨得发亮，泛着黄色的光泽。
　　 那时候，爷爷才五十出头，背还没驼。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劳动布褂子，褂子有些旧，袖口磨得发白，领口沾着的煤灰，推着三百斤煤球走在结冰的路上，走得小心翼翼。那时候，我还是个顽童，习惯趴在窗台上看着爷爷的背影渐渐走远，最后只剩车后座那两摞黑疙瘩在移动。
　　 “卖煤球嘞……卖煤球嘞……”爷爷的吆喝声有些沙哑却响亮，回荡在飘着炊烟的大街小巷里。听见吆喝声，人们便端着簸箕出来，喊一嗓子：老王，来五十个煤球。爷爷放下车，用一个铁皮小铲往簸箕里装，装一铲数一下，“一五、一十……”数到五十，再用铜秤称称，多了就往外拣两个，少了再添一个。
　　 煤球是前一天在自家后院做的。傍晚收工回来，爷爷就和父亲在院里和煤泥。黄土和煤粉按比例掺好，泼上井水，光着脚在泥里踩，直到煤泥变得黏糊糊的，能攥成团不松散。我和弟弟总爱凑过去，伸手想帮着揉，被爷爷用沾着煤泥的手拍开，这玩意儿烧手。他的手掌黑得发亮，指甲缝里嵌着永远洗不净的煤屑，好像长在指甲缝里了。
　　 父亲一开始跟着爷爷学做煤球，后来嫌这营生太苦，去工厂当了临时工。爷爷没拦着，只是每次父亲休班回来，他总让父亲帮着踩煤泥。父子俩光着脚站在煤泥里，你一脚我一脚，踩得煤泥“咕叽”响，像是在说些没说出口的话。
　　 做煤球的模子是个铁皮打的六边形格子，爷爷抓一把煤泥攥实了，“啪”地扣在地上，提起模子就是六个圆滚滚的煤球，码在墙角晾着。一晚上能做三百多个，院子里都摆满了，像一个个黑黢黢的小山头。第二天早起，爷爷把晾干的煤球装起来，往自行车后座一放，开始走街串巷地叫卖。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我半夜醒来，看见外屋灯亮着，爷爷正坐在小马扎上搓手。他的耳朵冻得通红，手背裂了好几道口子。母亲端来热水，让他泡泡手，他却摆摆手说，不泡了，泡软了明天握不住车把。那天后半夜，我听见他咳嗽得厉害，像有团棉花堵在喉咙里。
　　 我上初中那年，胡同里有人家开始使用煤气罐，爷爷的煤球因此卖得少了。每天还是早早出门，但太阳偏西时，却推着剩下的半筐煤球回来。他的背渐渐驼了，推车时腰弯得像张弓，吆喝声也没以前响亮。有一天爷爷收工回来，把铜秤往墙上一挂，秤砣“当啷”一声掉在地上。爷爷蹲在地上捡了半天，也没捡起秤砣，他的手抖得厉害。
　　 从这以后，爷爷就不出去卖煤球了。他把那辆自行车擦得锃亮，靠墙放着，车后座的铁丝筐里偶尔放些白菜萝卜。做煤球的模子被父亲收进了杂物房，上面落了一层灰。冬天有暖气的时候，爷爷总坐在暖气片旁边，瞅着窗外发呆，手指无意识地搓着，好像是还在揉煤泥。
　　 父亲后来从工厂辞了职，开了家小超市，生意不算红火，但够一家人吃喝。他偶尔会提起爷爷卖煤球的日子，说那时候一毛钱能买三个煤球，爷爷一天能挣五块钱，够给奶奶买药，供三个孩子上学的。
　　 我和弟弟、妹妹长大后，都在城里找了工作，离老家越来越远。去年春节回去，院子里的泥地早改成了水泥地，墙角那片曾经晾煤球的地方，种了棵石榴树。吃饭的时候，弟弟说，最近在做文创，想把爷爷卖煤球的故事做成“手伴”，还有那辆自行车、铜秤，都按老样子做。爷爷没听懂是啥意思，只是嘿嘿地笑。父亲愣了愣，放下筷子说，我库房里还有那把铁皮模子，明天找出来给你。
　　 今年夏天，弟弟的文创产品上线了。我点开链接，看见那个迷你版的煤球摊：六边形的煤球码得整整齐齐，爷爷的小人儿推着自行车，车把上的铜秤闪着光，旁边还配着段文字：每个煤球都藏着一个冬天的温暖，和一个父亲的重量。
　　 有一天收到弟弟发来的视频，说是有一个买家特意拍的视频。他家孩子正拿着小煤球模型，听太爷爷讲早年买煤球的故事。我给老家打了个电话，父亲接的，说爷爷正坐在院子里，看着弟弟寄回去的模型，爷爷说这秤星得再刻清楚点。
　　 恍惚间，好像又听见那句沙哑的吆喝：卖煤球嘞……这声音虽然遥远，却温暖着往后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