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九岁那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家里来了一位客人，父亲让我们叫他邓伯伯。邓伯伯还领来一个小女孩，她头上扎着两个小刷子，身上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蝴蝶式裙子，走起路来也像个蝴蝶一样的轻盈。母亲叫我和二弟陪着她玩。
　　 她叫带兄子，比我小一岁，比我二弟大一岁；爱说话，爱问事。我们跑到东大壕，野了一下午，抓了很多蝈蝈和蚂蚱，装在一个瓶子里，拎了回来。到家倒出来一看，有掉翅膀的，有折大腿的，好的没剩几个。挑出来几个蝈蝈让父亲看，说只有一个是蝈蝈，其余都是三叫驴，不能打响鸣。我们立刻扒了一根秫秸，做了一个三角形的笼子，把这个真蝈蝈装了起来。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哥俩就领着带兄子出发了，在北大荒甸子漫游了一个上午。等中午回来，全都弄得蓬头垢面，满身泥土。母亲一边骂着我们俩，一边给带兄子打水洗脸；并叫她把裙子脱下来，说趁中午天热，洗一洗搭在外面，一会就晒干了。
　　 带兄子脱下了裙子，只剩个小裤衩。我说：咱们上大坑洗澡去吧。母亲一听，立刻恶狠狠地说：你俩敢领她上大坑，看我不打折你们的腿。又对带兄子说：咱可不去。我们立刻诺诺连声。
　　 午饭后我们又跑了出来。带兄子问：大坑在哪？我们俩说：在南边。她又问：大坑大吗？我们说：老大了。一唠大坑，诱惑都上来了。“看看去！”我们三个直奔大坑。
　　 当年的南大坑，坑平水清草萋树茂。一到夜晚，满坑蛙声，抑扬顿错，齐整协调，就像有一个专职指挥一样，十分有趣。是大人孩子消夏的好去处。我们到了那里一看，二三十个像泥鳅一样溜光的孩子正在水里打扑腾，嬉闹声一片，满坑水被搅得泥浑浑。我们站在坑边看着，最终没敢下水。
　　 过了一会儿，父亲和邓伯伯来了。邓伯伯远远地喊了一声：带兄子！他的小女儿立刻跑过去了。邓伯伯与父亲拉了半天手，之后顺着大道向东走了。他的小女儿跟在后面，胳膊上搭着红裙子。我看见父亲愣在那里向东看着，好久没动。我们哥俩呢，仍然站在坑边傻傻地看着大坑里的热闹。
　　 等我们想起该回家的时候，回到家一看，带兄子不在。问母亲，母亲说：跟你邓伯伯回家了。我一听，立刻难受地说：回家了？我怎么不知道呢？母亲说：你邓伯伯不是找到了你们才领带兄子走的吗？是啊，可是我们太傻了，根本没想到那就是回去了啊！
　　 我望了一下屋檐，那个蝈蝈笼子还在那上挂着。我叹了口气，拆散了笼子，把蝈蝈放了。我的心里空落落的，上哪去都觉得没意思了；我二弟则蔫蔫地睡了一个下午。那个粉红色的轻盈的身影在我的眼前晃动了好多日子。
　　 等我长大了以后才知道，邓伯伯是我父亲土改时期的战友，时任泉眼岭（当时称梨树县第十区）的区长。那次是他即将调离，特来向父亲告别的。自那次分别后，两人再没见过面。
　　 文化大革命时期，专政组调查父亲的问题时，牵扯到了邓伯伯。父亲才知道，他住在石岭镇，已经退休。
　　 而我那位只相处了不到两天的朋友，更是再无消息。如今，怕是她的孙子都有我们当年那么大了吧？
　　 带兄子啊，不知道你现在家住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