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第一次远游，是从我们县城到当时的地区专属所在地菏泽市，路途不到四十公里。
　　 四十公里，要按现在说，开汽车，是短途。坐高铁，几乎没有这么短的间隔距离，个别的短途火车，也许才有。要是想坐飞机，估计连升空落地的长度都不够。这样的短途，我和四个小学同学，全靠步行，跑了整整一天，因为当时年龄实在太小。
　　 1966年8月份，一场“红卫兵大串连”，席卷全国。大中小学校，都停了课，有些大学生乃至高中生或徒步或搭免费汽车火车，跑遍祖国各地，路费食宿国家报销。我二哥，当时上初中，他也去了南京上海。我很羡慕，却因为还没有上小学五年级，实在太小，只能望洋兴叹。
　　 也不全是望洋兴叹。
　　 有一天，五个要好的同学聚在一起，天南地北乱扯，扯到“大串连”。那时年少，懵懵懂懂，根本不知道大串连到底为了什么，有什么意义，却极度羡慕能到全国免费游玩的大中学生，大家各自展开幼稚的想象力，想象免费游玩的美好前景。
　　 张红亮说，“咱们经常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我们要是能去北京就好了，那里是祖国的首都，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说不定，去了，还能看见毛主席呢！”
　　 刘全力说，“我听我爸说，青岛，广州，都在大海边，能到大海边，看看大海，多好啊！”他爸是县级干部。
　　 高青海说，“我爸当兵去过西藏。西藏，你们想去吗？听我爸爸说，那里有世界最高的喜马拉雅峰，你们想不想攀登？还有藏族，你们想不想见？”他爸本是军队干部，转业到一个县直机关。
　　 接着，他一拍大腿，瞪着金鱼眼，高声道：“咱们也去串联吧？”
　　 高青海的爸爸也在青海当过兵，他生在那里，他爸爸就给他取名青海。他鬼点子多，经常突发奇想。这一次，就是他灵机一动的奇想。
　　 他说完，刘全力说他：“胡扯蛋！”
　　 他不服，接着提起了一套设想：“咱就去菏泽啊。我哥哥骑车带我去过，不远，跑着去，一天肯定到！”
　　 郭杰忧心忡忡，“要是大人不让去咋办？”
　　 高青海马上回答，“就说学校的‘红总’（当时的红卫兵组织）让去的。”
　　 郭杰说，“跑不到咋办？”
　　 “看你那熊样！七十多里地，跑一天，咋着也能跑到啊！”高青海颇有点儿不屑一顾。
　　 嘀咕来嘀咕去，大家都有些心动。青涩少年，好奇心还很重，对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更充满憧憬。又何况，能亲身体验“大串连”，那是何等的好玩和刺激啊。
　　 最终，大家的心，都被高青海俘虏了。各自回到家里，各自说服了自己的爸妈和爹娘。其实，这事儿不难说服。那时候，“大串连”是最正确的革命行动，家长们哪个敢阻拦？譬如，我到家里，对爹娘讲了此事，爹娘一开始极力反对。我就讲，“大串连是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我哥都去过南京上海了，你们凭啥阻拦我？”
　　 娘说，“你一个小毛孩儿，不是还小嘛。”
　　 “我哥不是只比我大一岁吗？”我马上反驳。
　　 这么一说，堵了爹娘的嘴。爹娘又打听，有几个人？去哪里？知道有五个同学，是集体去菏泽，距离确实很近，他俩就缓了阻拦的劲儿。
　　 那时，小县城里，农民子弟称父母为爹娘，干部子弟称父母为爸妈，我和张红亮，是农民出身。自然称父母为爹娘，另外三个，自然称父母为爸妈。这一称呼，明显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家庭出身。
　　 大串连，钱可以免，粮票却不能免。我们五个中，郭杰同学的妈在粮局，让我们每一家用粮食换了几斤粮票。
　　 出发了。每个人背上，背着用绿色绷带打成四方块的被子。我的绿色绷带，是哥哥大串连用过的，其他四人，也都想办法找到了绿色绷带。用绿色绷带将被子打成四方块，是当时大串连最时尚的潮流。时尚潮流，是从部队学的。当时有一个流行口号，“各行各业都要向解放军学习”。这就是向解放军学习的一个典型例证。
　　 大中学生，大串连时，都身穿绿军装，头戴着解放军帽子，脚蹬军鞋，除了领章帽徽，一应俱全。我们五人，年龄太小，凑不齐这个，大家胳臂却也都戴了红袖章。胳臂上戴红袖章，也是当时红卫兵的一大标配。高青海，刘全民，郭杰，他们三个人，一人穿了一件大人的旧军装改造的军上衣，另一人穿了一件绿色军裤，第三个戴了一顶绿军帽，也挺时髦。我和张红力，父母是农民，没钱配置时髦衣服，只好穿着各自的旧衣服。
　　 因为衣服不统一，所以，我们这支队伍，咋看，都像“杂牌军”或者“游击队”。虽然是“杂牌军”或“游击队”，还是“童子军”，却排着整齐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昂首阔步，甩着胳臂，跨着整齐的步伐，“向前！向前！”向着东方的菏泽市，大踏步向前。我们还一起大声唱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一面大红旗，在队伍前面迎风飘扬。
　　 我们曾经看见过，一些“大串连”队伍，扛着大红旗，红旗上面，贴着或者印着“某某造反队”之类的金色大字。我们有样学样，也制作了一面红旗，红旗上的大字还是我想出来的，什么名字，却回忆不起来了。
　　 当时，玉米挺着缨穗，豆棵坠满了豆荚，花生和红薯，叶子葱郁。大路两边，垂柳依依，天上，太阳高照，照得身上热烘烘。出发之后，大约两个小时左右，我们的精神还基本保持在兴奋状态，走路的速度还比较快，大家还排着比较整齐的队伍，一起阔步向前。
　　 走的时间长了，路途远了，逐渐口渴，乏力，不再唱歌，步伐，也不再整齐有力。
　　 到中午，大家又热又饥又渴，热了好说，脱了外套。又饥又渴，多想坐下来，喝点水，吃点东西。走啊，走啊，终于看见路边有一棚子。棚子下，有条桌，长凳。条桌上，有咖啡色陶瓷碗，还有竹筒外壳水壶。有一农民老汉，坐在摊位后面，卖水。大家如久旱望见云霓，大喜过望，赶紧坐下来。
　　 想喝热水，虽然各自身上也带着几毛钱，却舍不得掏钱买。高青海问老汉，“有没有凉水？”
　　 老汉指指旁边的水桶，“桶里有，随便喝。”
　　 大家听了，各自拿起一只碗，“咕咚咕咚”，一连喝了好几碗。然后，掏出各自带的凉馍，就着凉水，吃了下去。
　　 吃饱喝足，休息一会儿，继续上路。
　　 刚开始，大家步伐还比较快，越走，双腿越感到酸痛，背上的背包越沉重。缓过来的精气神，又渐渐减弱。大家都不说话，只顾低着头往前走，速度明显慢了许多。那面红旗，不再高高擎起，迎风招展，而是被高青海斜扛在肩膀上，少气无力耷拉着。
　　 郭杰体质弱，走得慢。我和他两家离得最近，又是同桌，还是最要好的朋友，自然要陪着他。我俩逐渐落后了，赶不上。前面仨人，一个劲儿地催，“你俩咋啦？快走啊！”我们加快步伐走一会儿，还是赶不上。他们停下来等我们，等我们赶上了，又是一顿埋怨。我俩无奈，只好说，“我们实在太累了。你们先走吧，我们在后面慢慢赶。”
　　 高青海赌气说，“走就走！”然后，和另外俩，加快步伐，走了，而且，越走越远，最后，看不见他们的背影了。
　　 我和郭杰心里明白，走得慢，也得走，总不能半路停下来。只好吃力地挪动脚步，坚持往前走。
　　 那时候，车辆极少，偶尔有一辆汽车疾驰而过，我羡慕得不得了，对郭杰说，“咱俩要是能坐上去，哧溜溜，很快就到了菏泽，气死他仨！”
　　 我开玩笑，是想让郭杰放松一下精神，郭杰听了，咧嘴笑笑，摇摇头，“也就是想想吧！”
　　 也有骑自行车擦身而过的人，我又对郭杰说，“要是咱俩每个人骑一辆自行车，也能很快到菏泽啊。”
　　 郭杰又笑笑，“咱俩一辆也行啊！”
　　 话音刚落，“吱哇”，我们身旁，真停下一辆自行车。车上下来一位身高马大肩宽腰阔的叔叔，国字脸，浓眉大眼，慈眉善目。
　　 他下了车，躬下身子，笑着问我俩，“小朋友，要去哪儿啦？”
　　 “菏泽。”
　　 “去干啥？”
　　 “串连。”
　　 那位叔叔哈哈笑了，“看你俩背着背包，还真像是串连的。”接着又问，“就你们俩吗？”
　　 “不是，前面还有仨。”
　　 “坐车上吧，我带着你俩，赶上他们。”
　　 一开始，我俩还不好意思，扭扭捏捏，那大叔说，“别不好意思啦，坐上吧。”
　　 说罢，将我一把拉到前杠旁边，拉我坐上去，又将郭杰掫到后座上。然后，脚一蹬，自行车飞速向前。
　　 在车上，他又和我俩说了不少话。很快，赶上前面仨人。停下车，我俩下来。那叔叔告诉我们，“我所在的单位，叫‘老干部休养所’，现在也接待大串连的红卫兵。你们不如住我单位，那里在菏泽城西北郊，离这里最近。”
　　 听了他的话，我们都懵懵懂懂，不知如何作答。
　　 他又指着前方，“过了前面那个村庄，叉出去一条乡村小路，你们沿着那条小路直走，走十几里路，就能看见我们单位。”
　　 我们都点点头。
　　 他又对我和郭杰说，“你俩要是走不动，继续坐我的车子，我带着你们，很快就到了。”
　　 在那三位面前，我俩不想认熊，执意不肯。再说，毕竟是从未谋面的陌生人，谁知道他心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要把我们拐跑可咋办？
　　 那叔叔又问其他三个：“你们谁想坐？”大概出于同样的心理，他们也都拒绝了。
　　 那叔叔又告诉我们，“我叫某某某（可惜，已经回忆不起他的名字了），你们如果到了老干部休养所，有事儿找我。”然后，才骑上自行车，走了。走着，还几次回头瞧瞧我们。
　　 我们继续走，因为和叔叔说了一会儿话，大家得到了休息，又听叔叔说已经不远了，又来了精神，脚下似乎又有了些力气。很快，看见一条乡间小路。我们沿着乡间小路，走了大约一个多钟头，看见路边确实有有个机关，挂着“老干部休养所”的牌子。大家想进去，这时候，高青海又发话了，“咱们是来串连的，听哥哥说，到了地方，得找‘红卫兵联络站’，让他们安排住宿。咱们还是去城里找‘红卫兵联络站’吧。”
　　 大家听他说得有道理，只好又跟着他走了。
　　 没想到，从老干部休养所走到城里十字街头附近找到“红卫兵联络站”，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灯光已经亮了。经过多方打听，我们走进“红卫兵联络站”。
　　 没想到，那里的人告诉我们，“你们去老干部休养所吧。”我们真是哭笑不得。大家便都埋怨起高青海。高青海尴尬得苦笑，又撑着面子辩解了几句。
　　 说是说，吵是吵，少不得，还是原路返回。跑了一天路，大家实在又饥又渴，再加上那时候没有路灯，夜色漆黑，深一脚浅一脚，返回的路程，用的时间更长。
　　 等走进老干部休养所的大门，没想到，负责接待我们的，竟然是那位国字脸叔叔，他看见我们，问，“怎么这时候才到？”
　　 我们解释了一番。
　　 他听了，哈哈大笑，说，“你们这几个小毛孩儿，怎么就不相信我说的话呢？纯粹自讨苦吃。”然后，问我们，“看你们的样子，还没吃晚饭吧？”
　　 我们都老老实实地点头。
　　 我们要交上各自带的粮票，他大手一挥，哈哈笑着说，“小毛孩儿，免了！”
　　 接着，他到厨房，安排厨师给我们做饭。又领着我们到住所的房间。房间里没有床，只在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麦秸。我们将行李放在麦秸上，又跟着那叔叔去仓库，各自领了一床褥子。再跟着他去厨房吃完饭。
　　 厨师已经下好了热面条。那位叔叔告诉我们，“时间太长了，馒头有些凉了，你们凑合着吃吧。好在，面条是热的，你们多吃点儿。”
　　 面条是白面条，盛到碗里，上面飘着青菜叶，还飘着一层油。我们吃在嘴里，那个香啊！是我好长时间都没有吃过的喷香的白面条。
　　 我家，也就是夏季生产队收了麦子，分到家里，打成白面，才能吃一个月左右的白馍，喝一个月左右的白面条。再就是春节期间，吃两三天纯白面。然后，就是长期杂粮。杂交高粱，红薯干，是家常便饭，稍微掺点儿白面，都是很少有的。而且，家里做饭，惜油如金，面条碗里，很少见油花。这一次吃起来，能不香吗？
　　 张红亮，和我一个生产队，境遇相同，看他吃饭急吼吼的样子，应该和我感受差不多。
　　 那三个干部子弟，虽然吃商品粮，平常吃的，比我们好些，但是每月定量，也是白面和杂粮搭配，也只是勉强饿不着。所以，他们同样也狼吞虎咽。
　　 我们五个，就着白面馒头，吃着白面条，每人都吃了个肚儿圆，才罢休。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又进了城，大街上，瞧见许多人——主要是大中学生和工人——戴着红袖章，喊着口号，在游行。也看见，有人背上背着黑牌子，有人脖子上吊着大牌子，牌子上写着“走资派”，“反革命”，“坏分子”等类的黑色大字。他们都低着头，弓着腰，被戴红袖章的人压着游行示众。一路上看见，所有的墙壁，都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上，都是“打倒”“炮轰”“革命”“造反”一类的口号，比我们县城里还红火热闹。
　　 热闹是他们的，我们这几个小毛孩儿，却无人理睬。
　　 再走进“红卫兵联络站”，里面哄哄乱乱，同样无人理睬我们。高青海先后拉住两个人问询，“我们是来大串连的，能派我们啥任务吗？”
　　 他们见我们是小毛孩儿，都不愿搭理，一个说，“不知道，你们问别人吧。”另一个说，“你们上街跟着游行去吧。”
　　 问来问去，都是冷脸冷腔，我们几乎是自讨没趣。说话间，快上午了，只好又返回老干部休养所吃午饭。
　　 吃完午饭再上街，依然索然无味，来之前的美好想象，皆成泡影。
　　 吃晚饭前，又回到老干部休养所吃饭。吃完饭，回到住处，胡扯闲篇。正侃着大空，那位叔叔走进来，笑着问我们，“今天都去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