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新中国的现代史上，曽搞过两次除四害运动。第一次是1958年，除的是四种生物：老鼠、苍蝇、蚊子、麻雀；第二次是1976年，除的是四个人物：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我在这里说的是第二次。
　　 那年秋后，全公社的基本农田建设大军都集中在董家公社兴隆沟大队修梯田。和以往大兵团出工不同的是，这次既没有打着红旗扛着语录牌，也没架上大喇叭放着广播。只是贪大黑起大早拼命地干活，每一天划出来的任务都非常非常的重。足足有半个月的时间，我们这批国家的主人，没顾上关心国家大事，也不知道这些日子文化大革命进没进行到底。
　　 有一天，大家正挺着快乏透了的身子飞锹甩土，突然一声命令传下来：立即紧急集合！大家集中在一块空场上，没让坐下，全都树幢幢地站着。兵团指挥长、公社党委郭副书记异常庄重地说：现在请兵团副指挥长稽书记传达中央文件精神！随后，戴着眼镜的稽副书记上前一步，打开公文夹，面部毫无表情地念道：“党中央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念完，没再多说一句话，向后退了一步。郭副书记上前一步命令：“解散！继续干活。”也没多说一句话。
　　 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进行了整整十年了，这期间中央的大人物倒了不知多少，因为一个人的倒台而形成了一次运动高潮的就有好几次。没想到，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这场运动的操纵者之一，身为第一夫人的江青也倒在了这场运动之中。“四人帮”倒台了，文化大革命还搞不搞下去了？对于这个爆炸性的事件，亿万中国人民特别是那无数无辜受害的人，会是什么心态？而那些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飞黄腾达的人又是什么心态呢？
　　 晚上收工吃饭的时候，贫下中农成分的社员毫无顾忌地议论起来，不像干部们那样出言谨慎。老房东打开了收音机，广播里说北京天安门前举行了庆祝游行。有人说电视里一定也在播出，可惜我们没有电视看不见；也有人说听说县城里有电视了，可惜离我们这太远。几个有自行车的人听后凑到了一起，他们都是家庭走红自己无忧的年轻人，一拍即合，说去就去。他们也邀上了我，我虽然出身黑属，但也是年轻人，并且有一辆自行车。
　　 夜幕沉沉，一溜自行车上了公路。我们驻地离县城三十多里，一上路大家就狂蹬起来。我的破车子一使劲就掉链子，掉一次就被落下老远；拼命撵上了，又掉链子了。掉了几次，气得我调转了车头，这时已经走出了十来里地。
　　 第二天，他们几个看见我，都骂道：你这个逃兵，有枪非毙了你不可！我笑着问：看到了吗？他们立刻败兴了：“别说了。进了街里，找了多少家也没有电视；好不容易看到一家正放着电视，却挂着窗户帘子，只留着一条小缝。我们六七个人扑到窗户上，还把人家吓了一跳。听说是要看电视，也没让进屋，只是把窗户帘子拉开了。一台12英寸的小电视，也看不太清楚，看了半夜，结果没播！”
　　 到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四人帮的时候，我们大队有了第一台电视机。为了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看见审判实况，将那台17寸的黑白电视机架在了小学校的操场上。观众人山人海，我想起了1966年红卫兵批斗我父亲时的场景。四人帮啊，你们也有今天。我感到不平的是：你们是安安全全地站在那里听审，没有像我父亲那样遭那些大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