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峨的牟山如一位沉默的巨人，守护着山脚下毛连洞村斑驳的岁月。姥姥的家，就安详地坐落在这座山麓之下。我家与姥姥家，仅隔了三里地，一个在乡政府东头，一个在西头，那条短短的水泥路，承载了我童年最多足迹的往返。
　　 走进毛连洞村，穿过一个宽阔的打麦场，向西行走上几百米，左拐进一个幽深的石头圈门，眼前豁然呈现一道陡峭的石梯。石阶被岁月磨得光滑，边缘泛着青苔。我总需小心翼翼地踩着它，一步步沉入村子的“深处”。经过两户总传出鸡鸣犬吠的院落，再向左一拐，那个由几根旧木枝绑成的、歪歪斜斜的栅栏门，便像一位熟悉的老友，静静地候着了。门后，就是姥姥的世界。
　　 姥姥总是坐在那间坐西朝东的瓦房土炕上，仿佛一尊定格在时光里的雕塑。一听到小外甥脆生生的呼唤，她便会窸窸窣窣地摸索到那根光滑的拐棍，然后，一个瘦小佝偻的身影，就会拄着笃笃的声响，慢慢挪到院子里来迎接我们。
　　 自我有记忆起，姥姥便是花白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稀疏的髻，腿脚像生了根的老树，行动迟缓。尤其那双手，关节粗大变形，已不能自如伸展，连握筷子都得用满把手紧紧攥着，费劲地才能将食物送入口中。那姿势，写满了生活的艰辛。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八十年代，孩子的零食是一种奢望。唯有秋天，当甜蜜在枝头酝酿成熟时，我们才能尝到那短暂而极致的美味。
　　 姥姥家的院子里，矗立着两棵像守护神一样高大的梨树。墙角那棵是“葫芦梨”，果实体型硕大，身形果真如名，像一个个沉甸甸的宝葫芦，它性子沉静，成熟得晚。临近门口的那棵，则是我们翘首以盼的“叶梨”，它性子急，果肉脆爽，一口下去，清甜的汁水能在口中炸开，仿佛吞下了一小片甘泉。为了贴补家用，妗子总会将大部分梨宝贝似的收起来，拿到集市上去换钱。然而，这节俭的生活规则，总会在我们姐弟到来时被姥姥打破。只要妗子不在家时，姥姥总会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催促：“别愣着了，快去，拿杆子给孩子们抅几个梨吃！”
　　 这时，母亲便会笑着取下那根长长的竹竿，我们姐弟像兴奋的小雀，在树下仰着头，目光紧跟着竹竿的尖端在枝叶间探寻。只听“啪”一声，一个带着斑点的金黄梨子应声落下，在土地上轻轻弹跳。我们争抢着捡起来，也顾不上擦洗，迫不及待地咬下去。那一声清脆的“咔嚓”，和随之涌出的蜜糖般的汁液，瞬间便将贫瘠的时光灌溉得丰盈而幸福。
　　 稍大一些，我和大弟便承担了为姥姥家送菜的“重任”。一根小木棍，抬着一篮刚从蔬菜队分到的新鲜蔬菜，我俩像两只摇摇摆摆的雏燕，沿着马路边，将那份沉甸甸的牵挂送往三里之外。一进院门，我们便会扯开嗓子，异口同声地邀功：“姥姥，我们给你送来菜了！”
　　 姥姥闻声，又会拄着拐棍笃笃地出来，布满皱纹的脸笑成了一朵金丝菊，连声说：“好，好，俺了小外甥真办事儿，真中用！你们就在院里耍，别走，姥姥给你们摊煎饼吃。”
　　 于是，那个佝偻的身影在灶台前忙碌起来。我们扒在门边，看她颤巍巍地在白面粉里兑上水，再郑重地磕入两个金贵的鸡蛋，筷子搅动着均匀的面糊，发出有节奏的声响。铁锅烧热，舀一勺面糊倒入，“刺啦”一声，香气瞬间蒸腾而起。姥姥手腕轻转，一面薄如蝉翼、圆如满月的金色煎饼便完美定型。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吃得满口生香，姥姥倚在门框上，眼里闪烁着比她自己吃了还满足的光亮。
　　 因为深知姥姥生活的不易，母亲带我们去看望她的频率很高。隔一段时间，母亲就会烧好热水，为姥姥洗头、剪发，耐心地修剪她那因劳碌而变形、积满尘垢的指甲。我和弟弟则在院子里追鸡赶鸭，嬉笑玩闹。那时，童年的我，虽然懵懂地觉得姥姥可怜，但是也能感受到姥姥从不言说的爱意。
　　 直到那一天，一个无意间听到的秘密，像一块冰冷的巨石投入我心田，彻底改变了我对姥姥的看法。
　　 那次，母亲照例带我们去姥姥家。我们姐弟在院里玩耍，母亲和姥姥在里屋低声说话。忽然，一阵风将姥姥压低的、却异常清晰的话语传递到了我的耳边：“……听我的，你去医院查查。要是是男孩，就留下；要是个女孩，就打掉吧……”
　　 我一时惊呆了。原来母亲又有了身孕，而姥姥，我那位看似慈祥的姥姥，正在用如此轻描淡写的语气，决定着一个未知生命的去留，而标准，仅仅是因为性别。一股混杂着震惊、愤怒的情感瞬间窜遍了全身。我没有作声，只是默默地将这个秘密咽下，让它变成一根坚硬的刺，扎进了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从此，我看姥姥的眼神里，那份纯然的亲昵褪去了，多了一层冰冷的隔阂。
　　 后来，姥姥因与妗子闹了别扭，一时想不开，竟偷偷喝了老鼠药。虽经抢救挽回一命，姥姥不愿意回家里住。母亲便将姥姥接到了我们家住。年迈的姥姥喜欢极致的清净，对任何细微的声响都变得异常敏感。那时，父亲刚给我买了一个漂亮的小闹钟，督促我上学作息。那“滴答滴答”的声音，在我听来是悦耳的节奏，在姥姥耳中却成了无法忍受的噪音，终日唠叨不休。最终，母亲只好哄着我，连人带闹钟，从温暖的里间搬到了冰冷的外间小屋。在那个寒意渐深的夜晚，蜷缩在陌生的床铺上，听着耳边被放大了的钟摆声，我对姥姥的厌烦达到了顶点。
　　 在我读初二那年的秋天，姥姥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消息传来，母亲让我中午放学后直接去姥姥家，见最后一面。那股积压了多年的怨恨，在那一刻让我变得无比倔强。我直接而冰冷地拒绝了母亲：“我不去。”多少年过去了，那根扎在心里的刺，仿佛生了根，连着血肉，让我对姥姥始终无法释怀。她的形象，被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面：一面是灶台前烙煎饼的慈爱姥姥，另一面，则是重男轻女的老太太。
　　 直到近几年，当我自己在生活的洪流中经历了更多的人情世故，当时代的浪潮以更丰富的维度展现在我眼前，我才开始尝试着，用另一种目光回望。我将姥姥放回她所处的那个时空——一个闭塞的乡村，一个她从未有机会通过书本或远行去认识更广阔世界的局限人生。姥姥是那个时代无数被刻印了“重男轻女”烙印的灵魂缩影。她的爱是真的，她催生煎饼时额角的汗珠是真的；她的局限也是真的，那声冰冷的“建议”也是她真实思想的一部分。她不是一个完美的圣人，只是一个普通的乡下老人。
　　 岁月在时光的长河里沉淀。当我终于能够将姥姥与她所处的时代背景剥离开来看待时，心头那块坚冰，才开始缓缓融化。那根刺，虽已留下永远的印记，却不再疼痛。
　　 三年前的春节，我去看望舅舅时，专程回了一趟姥姥家，那个陡峭的石梯还在，但是姥姥住的西屋和那两棵梨树已经荡然无存，我伫立在空旷的院子里，心里突然对姥姥有了无限的歉意。
　　 姥姥，现在条件好多了，如果还能去给您送上一篮子菜，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