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武子成，是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农民。因家庭贫寒，只上过四年小学，谈不上有什么文字功底，但他却对写稿痴迷了半生。四处投稿的结果是：稿子没登上几篇，却结识了一些编辑朋友。下面我记述的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
　　
　　 一、记者曾来我的家
　　 1955年，那正是农村合作化的高潮时期。正为合作化运动冲锋陷阵的父亲，被人撤销了生产队长的职务。满腔的愤懑和失落感无处发泄，他便用那双粗手拿起了笔。这大概就是他开始学习写作的起因吧。
　　 也不知投出了多少石沉大海的稿子，直到整整两年之后，突然在《吉林农民报》1957年12月27日第一版的右下角，刊登了他写的小评论《干夹脖──替毛驴诉诉冤苦》。从那以后，他的稿子一篇接一篇地见报，他的劲头也一天比一天足。我的姐姐成了父亲的“通讯员”，每隔几天就要跑一趟榆树台镇邮局。榆树台镇离我家足足二十里，风雪无阻，每次我姐姐都走得满头沁汗。有一次，父亲领着我，亲自去了榆树台镇。走到半路，迎面遇上了一个穿着蓝大衣的高个子年轻人。他问去刘家机房屯怎么走，又问认不认识一个叫武子成的人。我父亲给他指了路，并问他找武子成干什么。那人说：我是报社的记者，特来采访他。我在旁边忍不住叫了起来：“他就在你的面前，就是我爹呀！”直到现在我还想：那天咋就那么巧呢？
　　 我们仍然去榆树台镇，让记者自己找我们家。父亲在邮局支取了稿费，在镇里买了些东西。回到家里时，记者已经坐在我家的炕上了。
　　 记者叫周志华，当年二十九岁。他那次下乡来访是政治任务，缘起就是我父亲那篇《干夹脖》的稿子。据说是被哪位领导从废稿堆里发现了，排在了第一版上，因此负责我们县来稿的那位编辑受到了批评。周志华此行就是奉命搜集那位编辑压稿的证据。这正是全国反右时期，我父亲没有提供，使周叔叔白跑了一趟。可惜，我也不知道那位被查的编辑是谁，后来受了什么处分没有。但是周叔叔此行对我父亲的写作，却是大有裨益的。那时候，我父亲虽然发了很多稿子了，并且已经引起了报社的注意；但是他连分段起行都不会，更不知道还有小说散文通讯报道这些体裁分类，夸张比喻拟人状物这些修饰手法，以及详说略写可虚可实等等写作要求。是周叔叔当了父亲的启蒙老师，从头学起的。
　　 那时候，农村特别贫穷落后，生活条件极差。我们家是一座破败的土草房，屋里很冷，四壁沾着厚厚的白霜。白天，父亲领着周叔叔出去采风调查，晚上，两人各写各的东西。周叔叔坐在炕上，围着一条破被，饭桌上点支蜡──蜡也是周叔叔自带的；父亲坐在靠北墙的地桌旁，桌上一盏煤油灯，两人都被冻得咝咝哈哈的。周叔叔曾写了一首诗，描述当时的情景：夜守孤灯靠霜墙，脚似猫咬背冰凉，提笔写了几行字，呲牙咧嘴绕屋堂。
　　 周叔叔在我家住了半个多月才走。这些天，只有一顿荞麦面面条算是最好的伙食了，其余全是苞米面饼子，菜是缺油少料的土豆白菜。走的那天，父亲陪着周叔叔走了二十里地，到达榆树台镇车站，看着他乘上了长途客车。
　　 从那以后，《吉林日报》社又有好多编辑记者与父亲有过交往，如黎瑞来、于庆云、张桂荣、刘文汉等，他们都为提高父亲的写作水平付出了心血。在此，我以一个后人的身份，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二、我认识了电台编辑梁玉文
　　 1986年冬的一天，大队的通讯员交给我一封寄给我父亲的信。那时候我父亲已经去世，来信只好由我拆开了。信封上印着：四平广播电视局；里面只有一页稿纸，下面的署名是：文学百花园编辑•梁玉文•86•11•11日。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总爱写点小稿四处邮，年头多了，和各行编辑都很熟，所以总能收到一些编辑亲手写的信。这与那打印好的只须填一个收件人名字的退稿信相比，要多含很多真情。然而这一封却不是退稿信，信中写道：
　　
　　 尊敬的武大爷您好：
　　 在梨树与您见一面之后，我被您那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感动，在您过去的来稿中翻了又翻。上一次给您播出了《邮电局里的文明人》并加了按语，不知您听到没有？这周又给您上了那篇小说《少写了一个猫字的报道》。播出的时间是……。
　　 望您收听，欢迎您来稿。
　　
　　 看了这封信，我真不禁感慨唏嘘。平心而论，我父亲的稿子并不那么上乘；但由于他年岁大文化低而又不气馁的精神使很多编辑为他开了后门，因而使他在文学道路上一直走到最后。信中所说的在梨树见的一面，是1986年9月22日梨树县文联召开的小说创作会议，那是我父亲的最后一次出门亮相。诚如梁老师后来给我来信中说的那样：“说来也巧，在梨树文联搞的小说表奖会上，我特意看望了他老人家，今天想来真是幸运。”作为儿子，我也为父亲在临终前又多结识了一位文艺界朋友而替他欣慰。我立即给梁老师回了信，报告了我父亲已经去世的消息。
　　 不久，我就接到了梁老师11月27日写给我的信：
　　
　　 读了您的来信，我的心情很不平静。真没想到，我所崇拜的武大爷竟走得这样匆匆。他再也听不到看不到自己的作品得以发表了，再也看不到我给他写的那封信了。每当想到这里，不禁潸然泪下……
　　
　　 出于感情冲动，梁老师在信中约我写一篇《我的父亲》，欲在电台播出；并邀请我去四平电台做客。
　　 我再次为梁老师的真诚所感动，复了一封长信，概略地介绍了我的父亲。这封信，在十五年后，修补成了《忆我父亲文学路》一文，发表在《梨树报》2002年3月21日713期的文艺版上。而在当时，我对梁老师写道：我只能以私人通信的方式增加一些您对我父亲的了解；而在电台上为我父亲树碑立传，他似乎还不够资格。梁老师来信称我“这种为电台负责的精神真可贵”。
　　 转年3月份，我公差四平，到电台去见梁老师。见了面才知道：我所崇拜的并且通了多次信的知心朋友，竟是一位年轻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