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小河堤继续前行。
　　 一路上没有几个人。路旁的空地被利用得很好，种满了蔬菜，夏天的瓜果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偶尔有一根丝瓜藤悬在电线上，枯枝败叶，在风中左摇右摆。几个枯萎的丝瓜瑟瑟发抖，被主人无情地抛弃了。大行其道的是冬天的主角，萝卜白菜、菠菜芫荽、排菜大蒜之类，都生机勃勃、郁郁葱葱的。
　　 家禽很活跃，鸡鸭成群，都是圈养的，村里、路上干干净净，也没有臭气熏天。每家每户都配有垃圾桶，再也见不到乱扔乱吐乱涂乱画的恶心现象了。牯子记得刚调回来的时候，县城单位办公室里，可是另一番景象，让人久久不忘、难以释怀：地板上总有扫不净的烟蒂、纸屑、果壳特别是痰迹。最令人作呕的是有的人习以为常，张口就吐，还把皮鞋踩在浓痰上反复搓揉，留下一道烙印般的痕迹。牯子不禁深深感慨：现在不光是城里，连乡村都讲究起来了，有垃圾桶，有垃圾车，经常清洗，经常检查，动辄讲一通文明创建，乡村振兴，牯子很欣慰。
　　 路旁都是钢筋水泥砖砌楼房。一户人家大门敞开，一个大爷坐在门边，正戴着老花眼镜看“通书（日历）”。牯子走近打个招呼：“您好！”大爷抬起头，取下眼镜，和气地回应：“哦，你好。”他眯缝着眼打量牯子：“后生，你不是我们本地人吧？来，坐一会。”牯子搬过椅子，坐了上去，说：“怎么说呢，又是又不是。”大爷来了兴趣，问：“什么是‘又是又不是’？”牯子解释：“大爷，是这样的，我家原来是福源的，现在是在县城，所以又是又不是。”大爷好像明白了，追问：“你家原来在福源哪个屋场？”“大地坪。”“哦，我知道，那是大屋场嘛，就紧邻菊花屋场，是吧？”牯子说：“对，就是。”大爷问：“你怎么走了？”
　　 牯子说：“这就说来话长了。当年我在福源学校教民办，后来在你们柳林办片办初中，我还在你们学校教了一个月书呢。”
　　 大爷说：“是吗？失敬了，原来你是老师。”
　　 牯子打开了话匣子：“那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夏州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搞了好几年，最后调回了我们县，在县委宣传部工作到退休。现在就闲了，回来看看。”
　　 大爷惊讶：“你考上了夏州大学，了不得呀，名牌大学！那就是从那时起就离开了福源，四十几年了呀。”
　　 牯子说：“是啊，几十年了，老了。刚才您叫我后生，惭愧，我都七十多了。敢问您高寿？”
　　 大爷回答：“八十多了。在我眼里，你还是后生呢。”
　　 牯子接话：“也是。”
　　 大爷继续问：“你家老人是？”
　　 “医生，德老子。李德盛，您认识？”
　　 大爷说：“哦，原来是李医师，当然认识。你父亲真是好人啦，这山里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不怕早不怕夜，长年累月给人看病，救了多少人啊！有时还自掏腰包帮人买药治病，活菩萨呀！”老人很伤感。
　　 牯子也想念起父亲了，默默无言。
　　 参观过老人那栋相当豪华的独栋别墅，牯子心里五味杂陈。这样好的房子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要算是天上人间了。可现在房子虽好，摆设虽然很现代，然而住着的是两个耄耋老人，好在他们生活还能自理，大爷无所事事，成天抱着本老黄历研读，是为了什么？牯子觉得他应该是百无聊赖，纯粹是打发时光。大娘呢，也是一大把年纪，中过风，走路一瘸一拐的，很不方便。都是风烛残年，必须相互扶持，走完人生最后一程。问到子女，老两口不约而同地说：“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出去了，在东莞打工，能挣不少钱，经常寄钱给我们，算孝顺啊。”牯子从他们自豪的神情里却读到了无奈与孤独。
　　 大娘接着说：“儿女们也不容易啊，在家作田，打粮食，吃饭是没问题。问题是作田种土不赚钱，如今过日子没钱可不行。他们年轻人说，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没办法，只能离乡背井出去打工赚钱。子女也不想长年累月、千里迢迢在外面过日子，也挂念老人，但思来想去，还是得走。多少年了，总是过年回个家。我们要那么多钱也是‘和尚捡到篦子——没用’，又不能说出来，怕他们伤心。我们两个老的，成天坐在家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要干的干不了，孤独无依，难过呢。俗话说，屋要人撑，人要饭撑。如果我们撑不住了，房子再好也没用处。你说是吧。哎哎哎！”她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牯子看着眼前两个可怜巴巴的老人，与豪华新潮的房子形成强烈反差，不禁深有同感。只能低着头安慰几句，一步三回头地走了出去。
　　 一段距离后，另一栋房子的墙面砖上，一张不大的红纸映入眼帘，上面用毛笔写着几行字：“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啼郎。过路君子念一遍，安眠善睡到天光。”牯子知道，这是福林一带的老传统，治小孩闹夜的，迷信色彩很浓，但人们相信。小孩子晚上哭闹，不睡觉，让大人不胜其烦，没别的办法治疗，肯定会病急乱投医，祭出最后一招，就是用红纸写上上述语句，贴在人来人往的路边，路人念了，小孩子就不药而愈，不吵闹了，问题乃迎刃而解。据说这病打针吃药没用，贴了这个玩意就好了。牯子不相信，曾问过成叔。成叔则不容置疑地告诉牯子：“千真万确，我在福源碰到多少个闹夜的小孩子，请郎中治不好，我要他们写了贴了，就立竿见影，无病无灾了。”牯子还是半信半疑，成叔不高兴了，马上举出一大串名字，让牯子去核实。结果大多数母亲都肯定是真的，有的虽不那么肯定，也说没用其他法子，孩子就好了，那就应该是成叔的法子奏效了。牯子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只好作罢。
　　 记得成叔还说，这不是迷信，至于是不是科学，他说不清，反正能治好病就行：“我一辈子治好了多少夜啼郎，算不清了。我还摸米，效果也好。”牯子来了兴趣，问成叔：“摸米是怎么回事？”成叔就娓娓道来：“小孩子在外面玩，一不小心就可能撞上煞、撞上邪，就会生病，打针吃药不管用。请我摸米，我请请师父，对着米念咒语、画符、写佛字，然后把米用手帕包好，悄悄放在孩子枕头下枕着睡，赶走了阴煞邪气，就脱体全安了。摸米就有这么灵！”牯子愕然。
　　 成叔接下来说：“不仅如此，我们农村不是常有人生疮生疖子甚至生疔疮吗，以前医疗条件差，去医院不容易，就可以‘寄’，把这个疮、疔、疖子‘寄’到一棵树上，这些东西就会穿，‘疮穿好一半’，慢慢就完全好了。”成叔说的活灵活现，牯子有些不屑一顾，但他知道，这些迷信习俗是多少年来福林地方的传统，相沿成习，最好不予置评。
　　 时至如今，成叔早已撒手人寰，但这种习俗还是颇有市场。至于接班人，就是福林人常说的“犁辕未断，窍木先生”，总是‘班班辈，辈辈班’，绵延不绝。不信，看看县委会院子里小孩子有小毛病就请人摸米做法事、申媛还三番五次说十分灵验就知道了。
　　
　　 柳林河边的一片水田，被兴农公司整体承包了。眼下正组织农业机械作业，要把原来不规则、面积小的农田改造成一片规整的大园田，便于机械耕作。不像过去搞人海战术，完全拼劳力、拼体力，如今人不多，农机多，效率却高多了。实际上，福林本身已经不能提供劳动力，他们大多数都外出打工，成了“农民工”。这个新词不知是哪一年谁突发奇想弄出来的，它把农民和工人曾经截然不同的概念糅合起来，成为一个颇具特色、嫁接起来的名词。对此，牯子是很佩服的。
　　 牯子认为，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甚至可以说，没有农民工就没有现代化的城市。他们建设城市，却荒芜了农村。他们既不像传统意义上作田种土的农民，又不像拿着锤子、扳手的工人。他们打工赚钱养家糊口，一走就是一整年。家中的老人、孩子翘首盼望，好在还有视频聊天，不然的话，一家齐聚、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也将荡然无存，牯子想到这些，不禁深深叹息。他想，根据哲学的观点，世界上本没有十全十美的事，事物不可能只有一面，总有正面和反面，在正面相对的负面，就有不尽人意甚至消极的东西。外出打工何尝不是如此？这就是因为福林人常说的“远处好赚钱，近处好过年”吧。
　　 边走边想，牯子不觉来到了曾经教书的学校。看得出来，学校也经历了几起几落。原来一个福源村，就有几百个学生，大队多次想办法，在屋场里的大厅搬来搬去，到底难以为继，只好勒紧裤带新建了一个土砖学校，总算把师生们安顿下来了。慢慢的，占大多数的独生子女上学，学生人数锐减，撤教学点、撤校蔚然成风，福源学校剩下的最后一个老师也悄然离去，整个福林村只保留了柳林学校。原各大队的孩子都集中到此学习，柳林学校数度更名，小学高年级更是并到了原来的公社中学。牯子任教的学校已经人去楼空，没有了老师谆谆教诲和学生的朗朗读书声，只剩下几栋教学楼，还改成了健康食品厂，宿舍楼住满了食品厂的员工。一阵阵糅合了各种香料、佐料、添加剂、保鲜剂的浓烈气味扑面而来，牯子忍不住打了几个喷嚏，惊动了工厂的门卫。
　　 门卫身着显得油腻的保安服走了出来，对牯子高声大叫：“干什么的？快走！”牯子心里不舒服，竟然少有的萌生出捉弄他一下的心思，于是轻蔑地一笑，装腔作势地说：“县里来的，市场监督局的，检查卫生！走吗？！”门卫瞬间换了一副嘴脸，满脸堆笑：“哦，对不起，是领导来视察，欢迎欢迎，请进！”牯子觉得恶心，什么人嘛，比川剧变脸还快。他看了看车间墙上红漆的大字标语：“食品安全重于泰山！”笑了笑说：“今天就看看环境，下次再深入检查，做好准备吧！”说罢扬长而去，只留下门卫一脸茫然、百思不得其解的窘态，傻傻地站在原地，呆若木鸡。
　　 牯子走了。他脑海里却油然涌出毛主席的诗句“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没错，真是换了人间，旧貌变新颜。可总有些不尽人意，有些失落，有些遗憾，有些惆怅……
　　 这到底是怎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