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五只木板箱子
　　
　　 修成国
　　
　　 木板箱子，顾名思义，就是用木头板子组合在一起的用来装东西的箱子。至于是杨木的，还是松木的，还是水曲柳的，还是更高级的樟木的，那就只是价格高低不同而已，论起装东西的功能，都是差不了多少的。
　　 我这里要说的这五只木板箱子，是什么材质的我已经无法记得很清楚了，因为这已经是50年前的事情了，大概有的是杨木的，有的是黄花松的，应该都不是什么太好的材质。至于这五只木板箱子都是谁的，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当时都归我保管了，时间大约有三年多。
　　 我所以要说说这五只木板箱子，是因为围绕它们发生了一场军队领导干部斗私批修的故事。事情发生在1975年，那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中央主要领导要当时的另外两个人写文章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于是，一个人写出了一篇题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接着另一个人写也出了一篇文章，这两篇文章之后相继在最权威的媒体《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出来，于是乎，便在全国全党全军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热潮。
　　 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在他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并用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一个概念。若翻译成通俗的语言，其意思就是“按劳取酬（按劳分配），按劳分配虽然是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最主要的分配原则，也被视为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重要的优越性，其实这是一项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定权力，即“资产阶级法权。”再浅显一点说，就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个人所拥有的资历、战功、地位、学历、职称等都有可能成为其索要更高工资和更好待遇的资本，因此，这种行为都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严重”的表现。足见，那个时期主要领导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实现他所要建设的理想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绝对的平等。其实，这个想法是脱离我国当时社会实际情况的，因而也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不要说半个世纪前的1975年，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有了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的今天，也还是很难实现那样的一个目标。
　　 那个时候，我正在部队的一个师级单位担任党委的理论秘书，我的职责就是给党委（主要是常委）做学习计划，给党委领导准备学习资料，在党委学习讨论时做记录，还要负责总结党委理论学习的经验（因为我们这个部队党委是被上级认定的先进党委，所以总结党委理论学习的经验这个工作相当重要），当然，作为理论秘书，有时候也要遵照党委首长的指示，给领导们搞些理论辅导（因为那时部队的首长大多是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文化水平都不是很高）。
　　 这一天，又是党委理论学习日，上午8点刚刚上班，我便按照事先制定的学习计划通知各位首长到小会议室参加学习。当我通知到党委书记李政委时，政委跟我说：“今天的理论学习，内容是开个班子成员思想汇报后，主要是各位党委成员检查汇报自己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方面存在的问题，你要认真做好记录，因为上级党委还要求汇报这方面的情况。”
　　 我一边答应着，一边寻思着，我们这个部队党委已经是多年的先进党委了，党委班子非常团结，班子成员不仅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尽职尽责，部队的战备训练和国防施工等各项任务都完成的非常好，而且他们对自身革命化的要求也都很严格，在机关和部队中的威信也很高，应该不会有什么可以检讨的问题吧。可是，当汇报会开始后，几位党委成员的汇报发言令我感到很是意外。先是部队长在发言中作了一番自我检讨之后，说：“我因为私心严重，用公家的木材做了一只木板箱子，现在，我主动把它交给公家。”接着是另外几位首长也相继检讨了自己违反纪律的行为，也表示交出自己用公家木料做的木板箱子。临近会议结束时，我算了一下，他们要交出来的木板箱子共有五只。会后，我把党委的这次理论学习汇报会上党委常委们的学习认识成果和交出五只木板箱子的实际行动，写入了党委的经验汇报材料之中。我们这个部队党委又一次得到上级党委的认可和表扬。
　　 需要说明的是，那个年代，因为物质的贫乏，人们的生活包括部队干部的生活，都是相当的简单或者叫做简朴。部队的年轻干部用于装生活用品的（军装等）一般都是一个柳条包（我本人就是用着一个柳条包，而且一直用了10多年），资历老一些条件好一些的就是用一个木板箱子，如此而已。因此，拥有一个木板箱子那时候就已经是比较奢侈的事情了。
　　 还是在汇报会刚要结束时，政委做了总结发言，他表扬了各位党委成员的自我革命精神，然后说：“修干事，请你负责把各位领导交上来的五只木板箱子收起来，先保管在你那里，至于怎么处理，以后再说。”我当时立马有些惶惑不安，那些交出木板箱子的可都是些师级或团级领导干部，对于我这个连级干部来说，都是首长，他们交上来的东西由我来保管，这怎么能行呢？可当时不容我多想，更不容我说什么，我只能机械地答应着：“好的。”其实，由我来保管还真的有些困难，因为我住在机关的干部宿舍楼里，每个房间住两个人，除了两张单人床，再放两个人装物品的柳条包，基本上没有什么更大的空间来放那些木板箱子。如果放到别的地方譬如找个什么仓库放进去，又怕被别人给拿走了，而一旦弄丢了，我既说不清楚，也担不起责任。于是，我就只好在我住的宿舍腾出个地方，摞起来两个，再在我的办公室找个地方摞起来三个。放在这两个地方，都是我上下班随时能看得见的。我们宣传科的和同宿舍的同事见此，询问我从哪里弄那么多木板箱子来，我又不便直说（因为政委曾经嘱咐我不要把这件事情的真实情况随便讲出去），我只能支支吾吾地说是别人托我给暂时保管一下。反正是几只木板箱子，又不是什么贵重物品，时间一长，此事就被人们遗忘了。
　　 可我无论如何也忘不了这个事情，这五只木板箱子就这么在我这里保管了4年多，到了1979年春天，这个部队的领导班子调整了，常委中有几位首长升迁到军机关任职了，年龄较大的几个师团干部有的离休进了干休所，有的确定转业到地方工作了。而那几个当年交出木板箱子的老首长都在提拔、离休和转业的名单之中。这时，我觉得应该把我保管的木板箱子逐个还给他们了，当我向他们说明了意图时，他们都表示不要了，并说，一是当时确实是自愿交上去的；二是现如今已经改革开放了，生活水平在逐步提高，那种木板箱子也有些过时了，使用价值也不高了。也就是在那一年，我也被调到军机关政治部宣传处了，那五只木板箱子被我移交给宣传科的同志了。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如今听起来似乎成为笑谈了，可我总是笑不起来，原因是，对照今天的社会风气，对照今天的贪腐现状，我倒是非常敬佩那些枪林弹雨走过来的革命前辈，他们是那么的听党的话，那么的严格要求自己，对自己哪怕是一点点违反纪律的行为，都认真检讨，坚决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