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历来认为：有秦一代是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但是正如天下江河向东流中也有汃水倒流的涟漪。有秦一代在重农的大环境下，也有重商的传统。试想一下：统一六国所需军费甚巨，仅靠奖励耕战，征收田赋能弥补国家财政的亏空吗？
　　 对了，发展商业，征收商税也是国家的一宗大收入啊。为此，可以从寡妇清和乌氏倮的遭遇入手，分析秦代的重商之道。
　　 秦代的咸阳城，是商鞅变法奠基、被秦始皇锻造成型的帝国心脏，既回荡着法家“耕战”的铿锵鼓点，又暗涌着工商业勃兴的澎湃潮声。当历史的车轮碾过咸阳宫阙的砖石，两位商人的命运轨迹——寡妇清与乌氏倮，恰似两枚铜钱，在帝国的经济棋盘上碰撞出耀眼的火花，折射出秦代“抑商”表象下隐秘的重商基因。
　　 那时，秦始皇诏令：“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可偏偏在这重农抑商的铜墙铁壁下，威震四海的帝王座前，竟高坐着两位布衣商人：一位是巴山里的寡妇清，朱砂染红半壁江山；一位是陇西草原上的牧马人乌氏倮，牛马多得需以山谷计量。
　　 秦律明令：“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商贾本是贱业，可清与倮的崛起，揭开了另一层真相——秦之重商实为强兵固国。
　　 “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史记·货殖列传》）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秦皇帝令倮比封君。”（《史记·货殖列传》）
　　 二人一南一北，一个采丹砂炼水银，一个贩丝绸易骏马，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同为始皇帝座上宾。这秦廷的重商之道，却也是治国理政之必须。
　　 “贞妇清，其事行义著于乡曲。”秦始皇的封赏诏书，不仅赐予她“贞妇”的称号，更在重庆长寿龙山寨筑起怀清台。这座高台，既是帝国对其商业价值的认可，更是对战略资源的垄断。寡妇清的丹砂，不仅滋养着骊山陵墓的永生幻想，更通过“直道”“长城”等国家工程，转化为帝国的军事肌肉。当她将水银运往咸阳的国库时，每一滴汞液都凝结着“农战”体系外的商业智慧——国家需求，正是商业繁荣的第一推动力。
　　 巴寡妇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商人。她以经营丹砂积累了巨额财富，不仅在商业上拥有敏锐的洞察力，还展现了卓越的经营才能。她通过改进冶炼技术、扩大生产规模和严格把控产品质量，使丹砂产品享誉四方，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
　　 她利用丹砂在秦朝的广泛需求（如炼丹、防腐等）进行商业运作。提高了丹砂的产量和质量，确保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她采取多点供给、分散生产的办法，减少运输成本，提高效率。她顺长江而下，将丹砂运至中原地区，同时通过古褒斜道翻越秦岭进入咸阳，扩大了销售网络。她热心公益，扶贫济困，修建道路和桥梁，为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巴寡妇清的商业成就不仅体现在她的巨额财富上，还体现在她对社会的贡献上。她通过资助秦始皇的征伐活动，赢得了皇帝的信任和支持。这种信任不仅限于商业往来，还包括政治上的合作。她甚至被允许参与一些政治决策，这在当时的社会中是极为罕见的。乌氏倮，战国末年秦国乌氏人（今甘肃平凉一带），以畜牧业起家，后来成为跨区域贸易的巨商。他通过向西域贩卖丝绸、换取大量牛马，形成了“谷量牛马”的财富规模。秦始皇巡视陇西时，听闻其事迹，赐予其“比封君”的待遇，使其可以与大臣一同入朝议事，这在“重农抑商”的秦代极为罕见。
　　 以所多，易所鲜：这是《史记·货殖列传》中总结的贸易原则，意思是用自己富余的资源去换取稀缺的资源。乌氏倮正是用丝绸（中原富余）换牛马（西域稀缺），实现价值最大化。他不仅了解戎王的喜好，还洞察到中原百姓对牲畜的需求，形成了“双向贸易”的闭环。他与戎王建立了稳定的贸易关系，避免了因战争或政策变化带来的交易风险。他意识到自己对秦国的战略价值——提供军马，因此主动为秦帝国服务，从而赢得政治地位。
　　 “礼抗万乘，名显天下。”秦始皇的破格礼遇，让乌氏倮从牧人跃升为与大臣同列的贵族。他的成功，绝非偶然。当商鞅变法将“农战”刻入秦人骨髓，乌氏倮却以跨国贸易证明：商业不仅是农战的补充，更是帝国扩张的隐形翅膀。他的丝马贸易，既为秦军提供了战马，又通过经济纽带将戎王部落纳入帝国的经济版图。这种“以商制夷”的策略，比刀剑更具穿透力。
　　 乌氏倮的成功不仅在于商业操作，更在于他对市场规律、政治环境和资源差异的深刻理解。他的经验对现代商业仍有启发：发现空白市场：找到别人没看到的供需缺口；构建稳定关系：建立长期合作，降低风险；结合政策红利：顺应大势，借势而为；提升资源效率：最大化利用现有资源，实现循环增值。
　　 综上所述，寡妇清掌着丹砂矿穴，她化水银入地宫，镇着始皇陵的幽冥。她拥私兵三千，枳县五万百姓，近半赖她生计，连虎狼之秦的律法也默许这“用财自卫”的孤凰。而乌氏倮更奇，牧马人出身，将中原丝绸献与西戎王，换回牛马漫山遍野，“畜至用谷量马牛”。始皇巡边闻其名，竟许他“比封君，列朝臣”，一个边鄙牧商，与王侯同殿而立。
　　 秦法严苛，商鞅定下事末利者举以为奴的铁律。可长城要修，陵寝要建，六合刀兵未息。始皇的眼睛，早盯透了利害。
　　 寡妇清的朱砂，是皇陵防腐的关键，更是长城戍卒疗伤之药。当六国贵族被迁咸阳，唯她以巨资换得皇帝礼遇，只因她握住了帝国生死之脉。司马迁叹她“用财自卫”，实则是以资源换生存的智慧。
　　 乌氏倮将丝绸献戎王，换回战马充作军备。秦律禁民间贩马，却默许他“以所多，易所鲜”。因为始皇帝深谙：战马强于戈矛，边疆稳于城垣。
　　 高瞻远瞩的秦始皇，一边“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一边又对寡妇清、乌氏倮这样的巨商青眼有加。这不是矛盾，而是治国的大手腕。秦人从陇西崛起，骨子里流着贸易的血——最早的秦人就是给周王室养马的部族。穆公时代的弦高犒师，已经显露出秦人对商道的倚重。
　　 秦始皇筑驰道、车同轨、度同制，表面为军事，内里何尝不是为通商？那些四通八达的道路，既是运兵的动脉，也是运货的血管。统一度量衡，与其说是为了收税方便，不如说是给天下商人同一杆秤。
　　 寡妇清的丹砂，最终大多流向了咸阳。方士们用它炼制长生药，工匠们用它涂抹漆器，太医们用它入药安神。她的财富，成了帝国运转的润滑剂。乌氏倮的良马充实了军备，他的丝绸外交软化了戎狄。商贾在这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长城。   太史公说得透彻：“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秦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有了官府控制的盐铁专营，也有了民间巨贾的生存空间。这种重商，不是放任自流，而是“以商御边，以富强国”的智慧。
　　 我想起《商君书》里的话：“国富而贫治，曰重富，重富者强。”秦代的商业政策，正是这种“重富”哲学的体现——既要用商人之利，又要防商人之势。所以对寡妇清，既表彰又监控；对乌氏倮，既优待又牵制。这二人的起伏，见证了秦代深层的文化肌理，成了照亮秦史的一盏明灯：秦帝国的铜戈铁马下，藏着一套隐秘的生存逻辑：商鞅变法抑商，是因小贩争利乱法；始皇礼遇巨贾，是因他们填补了国力的沟壑。寡妇清与乌氏倮如两枚活棋，落在“农本”棋盘的空隙处——寡妇清的丹砂，镇住了皇陵的“水银江河”，护帝王不朽之梦；乌氏倮的马群，化作铁骑踏破六合，拓疆土于阴山。帝王心术里，从无永恒的轻商或重商，只有秤杆上的江山。
　　 寡妇清以守业显女子刚韧，在男权世道中辟出财权自立之路；乌氏倮以通商融夷夏之界，证明草原与农田可共饮一河水。他们的故事，写透了华夏文明的生存法则。看似“抑商”的铜律，终向“有用”低头。百姓之业为根，巨贾之资为枝，共撑起帝国参天之树。
　　 秦碑刻“上农除末”，云梦秦简却载：“官府买马，毋敢强夺”。抑商是口号，通商是实操。寡妇清在巴山煮砂炼汞，乌氏倮于陇右驱牧如云，他们活成了帝国的础石和栋梁。     
　　 如今，长城烽烟熄了，阿房宫焦土冷了。唯怀清台残砖犹在，诉说着一个寡妇如何以财帛叩动帝王心扉；六盘山下谷量牛马的传说未泯，印证着丝路上最早的“凿空者”不是张骞，而是那个以缯帛换牛马的牧人。
　　 商鞅变法的铁律中，“重农抑商”如利剑高悬，商人的地位被贬至“市井之子”。然而，寡妇清与乌氏倮的遭遇，却揭示了秦代经济政策的另一面：对战略资源的垄断性扶持与对跨国贸易的鼓励性开放。
　　 寡妇清的丹砂作坊，本质上是帝国的“战略国企”。秦始皇通过封赏，将私人商业纳入国家经济体系，既保证了陵墓工程的水银供应，又避免了商业资本的失控。而乌氏倮的丝马贸易，则是帝国对“国际市场”的主动开拓。当他的牛羊群漫过山谷，秦国的骑兵也正跨过函谷关——商业的繁荣，最终转化为横扫六合。
　　 这种“抑商”与“重商”的矛盾统一，恰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秦代统治者深谙：完全扼杀商业，如同切断血脉；放任自流，则如纵虎归山。唯有将商业纳入国家战略，方能实现“农战”与“商利”的共生。
　　 寡妇清与乌氏倮的故事，不仅是经济史的片段，更是文化哲学的寓言。寡妇清的“贞妇”称号，将商业成功与道德节操捆绑，回应了儒家“义利之辨”的永恒命题——商业亦可载道，财富未必伤德。而乌氏倮的“国际化”贸易，则暗合《管子》“利出于一孔”的思想：国家通过垄断战略资源，引导商业流向，最终实现“民富国强”。
　　 所以，我觉得秦代的重商之道，本质上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雏形。它既不同于西周的“工商食官”，也非汉代的“盐铁官营”，而是一种将商业作为国家工具的智慧。这种智慧，在寡妇清的丹砂作坊中沉淀，在乌氏倮的马蹄声中回荡，最终化作秦始皇陵兵马俑手中紧握的青铜长矛——商业的繁荣，终将铸就帝国的辉煌。
　　 当咸阳城的钟声穿越两千年，寡妇清的丹砂作坊已化为尘土，乌氏倮的牛羊群也消散于风沙。然而，他们留下的商业基因，却深深烙印在中华文明的血脉中。从汉代的“丝绸之路”到唐代的“胡商云集”，从宋代的“交子”流通到明清的“票号”兴起，中国商业的每一次跃升，都能找到秦代重商之道的影子。
　　 今人立于骊山陵前，只见陶俑肃杀，却难辨水银荧光曾是寡妇清掌中的丹砂；遥望六盘山牧场，唯余草浪翻涌，不闻乌氏倮驱赶马群的呼哨。然秦帝国的重商之道，早凝成两句箴言：
　　 “以所多，易所鲜”是生意的本真；
　　 “用财自卫”是乱世的存身。
　　 秦人的重商之道，在丹砂的朱红与丝绸的皎白间闪烁——它从未真正抑商，只是将商业锻成了国家的锁链。锁链两端，一端系着江山社稷，一端拴着文明的炊烟。
　　 时下的中国，当“一带一路”的汽笛再次响起，当跨境电商的货轮驶向深海，我们或许能从寡妇清的丹砂与乌氏倮的丝绸中，读懂一个古老帝国的经济智慧：商业从不是农战的敌人，而是国家强大的隐形翅膀。
　　 2025.11.14日于大秦帝都好古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