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文化系统多年来有一种奇特的习惯，凡年龄仿佛且关系比较亲近的同事和朋友，彼此之间既不称兄道弟也不叫官衔职务，而是互相称“贼”，如“张贼”、“李贼”、“刘贼”等，这是为什么呢？
　　 贼，本来是贬义词，是骂人的话，指偷盗的人或危害国家和人民、做大坏事的人，如：盗贼、卖国贼、奸贼等等。这样一个被人唾弃、被人厌恶、被人下看，几乎人人都忌讳的贬义词为什么成了我们好朋友之间的“尊称”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1984年10月，我从外地调回原籍文化局工作，当时文化局、文化馆、图书馆在一个大院里办公，彼此之间天天见面，来往甚密。文化部门虽是清水衙门，但这里荟萃了当地文化界的许多拔尖人才，如文学、音乐、美术、书法、戏剧、摄影、舞蹈等，各种人才都有，其中，音乐、美术、书法、戏剧协会主席或副主席都集中在这里。由于我对文化工作的爱好加之自己性格活泼温顺，很快就和他们熟了，而且相处的很融洽，尤其是同龄人和关系较近的同事，几乎人人都敢跟他们开玩笑。渐渐地我发现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性格特点和生活习性，于是就编了一个《文化馆四大怪人》的顺口溜，曰：
　　 陈秀章那贼小子吃饭流下满头水；
　　 范雁生那贼小子走路还得高抬腿；
　　 张书琴那贼小子照相还得撕开嘴；
　　 刘燕青那贼小子拍着屁股绕院飞。
　　 注：陈秀章，时任文化馆副馆长，县音协主席，擅作曲、工黑管等，大胖子，胃口好，吃饭时常汗流满面；
　　 范雁生，时任文化馆音乐辅导组组长，县音协副主席，工二胡、扬琴，因天生弱视，有眼疾，走路时脚抬的很高；
　　 张书琴，时任文化馆副馆长，县美术、摄影协会副主席，擅美术、摄影，照相时为瞄焦距常撕嘴；
　　 刘燕青，时任文化馆音乐辅导员兼保管，擅民歌、戏曲演唱，性活泼，爱嬉戏，常在院里边唱边跑跟孩子们玩。
　　 此顺口溜一出，不胫而走，在文化大院传开了，后又传到了社会上。因我与他们都是同事且关系很好，都清楚这是善意的玩笑，虽有点不满，但都是嬉笑着嗔怪一下就完了。为了对我的顺口溜进行“反击”，刘燕青也为我们图书馆编了一个顺口溜，曰：“老李贼，小李贼，张贼金贼霍薄贼”，把我们图书馆六人的姓全编进去了。就这样，后来我们一见面，彼此不再称呼名字，而是“某贼、某贼”地叫开了，彼此不但没意见、无怨言，反而觉得很亲切，都很乐意接受，一叫“某贼”都乐呵呵地答应了，一直沿用到现在。当然对长辈、上级和关系不太亲近的人就不敢随便称“贼”了。
　　 我们所称呼的“贼”，我仔细想了想，它并非骂人或贬损、污蔑、诋毁人的贬义词，而是关系亲近的表现，是多少年感情和友谊的凝结，是“好朋友、好兄弟、好姐妹、好伙计”的代名词，是一种只有彼此内心能够理解的心照不宣的爱称、昵称，只有过去整天在一起摸爬滚打的老同事、老朋友才能理解它的真实含义，凡是敢直面叫你“贼”的人,可见关系非同一般。虽然听起来不好听，但感觉很亲切，一听就是老朋友了。就像臭豆腐一样，闻之奇臭无比，嚼之余香满口。
　　 在文化部门工作26年了，跟绝大多数同事朋友们关系甚好，按照自己做人的原则，处人以诚，办事以公，比较敬业，能够吃苦、忍让、宽容，从不投机专营，争名夺利，斤斤计较，朋友有困难尽力帮助。加之生性温善实在，谨小慎微，能够平易近人，跟大家和睦相处，口碑还不算坏。正因为如此，朋友们戏称我为“贼”，是对我的喜爱和尊重，同时也说明我的人缘还算可以。其实，论权、钱、色，本人即使有“贼心”也绝无“贼胆”，论相貌我也恐怕算不上“贼眉鼠眼”、“贼头贼脑”之人吧？不信，请大家评评，我像个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