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四二年十月中旬，奉沂蒙地委书记王涛派遣，调往费东县以后，直到一九四六年春，我一直在费东县工作，与日伪军长期周旋、斗争，为巩固解放区，开辟新地区而拼搏。
　　 其间，我曾冒着生命危险，与同志们一起创建过山阳特支，后发展为浚河区，并担任了第一任区委书记。在费县的革命斗争史上，只有浚河区委书记刘春生其名，并无开辟新区，建立特支的任何史实记载。何者，我不想说，更不愿写。几十年来，我连自己的历史都说不清、道不明，又怎么能去顾及其他呢？费县党史办曾多次来人、来函，请我书写党史材料，我都谢绝了。近日《青州日报》刊载老弟沂生撰写的一段我的历史，让我沉冤大白于天下，令我鼓舞，促我青春再现。兴奋之余，且粗略讲讲开辟浚河区的史实，权作迟交的党史材料吧。
　　 一九八○年，上海市纪委书记、原费东县委书记秦昆同志，为我被捕一事写了结论。结论中的最后一句话是：“在尖锐的对敌斗争中，表现是好的。”
　　 这即是秦昆给我开辟新区浚河特区的高度评价。欲知其详，容我慢慢道来。
　　 一九四二年冬，我奉命深入敌区，在费东县朱旺一带创建特支，开辟新区，不幸被日伪军俘获。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后，调回县委驻地养伤。因伤势过重，迟迟难愈，一躺几个月。
　　 一九四三年春，刑伤尚未全愈，我又奉县委书记秦昆之命，前往薛庄区任区委书记。除我之外，又先后派来区长司贺峰，区中队长孙荣毅等同志。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里，费东县的抗日武装力量踞守蒙山，蒙山后（北面）是根据地，蒙山的前面便是敌占区。蒙山前，从西向东并排着敌人许多踞点，薛庄、黄贝山、朱满，都有敌伪军踞守，形成一条漫长封锁线。我们薛庄区的大片区域，仍在敌人军事力量控制下。具体地说，仍属于敌占区。我们的区政府，依然退守在山区里。
　　 原薛庄区的战斗力很强，夜间他们常下山，深入敌区活动，闹得敌人坐卧不安，因而敌人将薛庄区视为目中钉、肉中刺，不拔除而不快。一九四二年冬季大扫荡，伪军荣子桓、刘桂堂部，配合日军残酷袭击薛庄区队，致使薛庄区的书记、区长、武工队长等主要领导，全部遇难牺牲。可以说，薛庄区已达到组织瘫痪、群众失望的严重程度。我们几个同志到薛庄区赴任，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中。
　　 薛庄区，在新区委的领导之下，元气恢复得很快，武装力量也壮大得非常迅猛。没用多久，我们的区中队扩充到五个班，近七十名战士。武装力量的壮大，给薛庄新区壮了胆、撑了腰，令驻薛庄一线的伪军，再也不敢轻视我们。敌人有时还北犯骚扰山皮一带，对我们的威胁，却并非像以前那么严重。此地的抗日形势，已开始稳定、好转。
　　 当时我只有二十岁，却非常好胜，事事为先，只望自己的工作做好，不愿看到任何不足。奉命开辟复元特区受挫，被捕、受刑并没有吓倒我，没能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却让我感到面上无光，心中有愧。待薛庄区形势好转以后，我找到县委书记秦昆，要求再赴敌后，开辟新区、建立特支。我选择的地区是敌后的浚河一带，那儿民风朴实、人心向党、企盼解放。汇报完计划以后，我说：“我们不能光受敌人的骚扰，也得让他们尝尝后院失火的滋味。”
　　 秦昆书记听了我的报告以后，满面含笑，将两手一拍，哈哈笑出声来，愉快地说：“好，我支持你。劫后无惧，再钻到牛魔王肚子里，踢蹬它几脚。这样不但能扩大我们的力量，还能减轻山里的压力。历史上有‘围魏救赵’，咱就叫它‘创新减负’吧！行，后生可畏。”
　　 秦昆读过书，说出话来文诌诌的，给人很大鼓舞。就这样，我开始率领薛庄区队，穿越敌人封锁线，深入敌后，开辟新区，建立特支。
　　 今日建特支与昔日建特支，形势迥异。昔日赴朱旺建复元特支，我是单身匹马，不携武器，秘密潜入，秘密活动。今日赴浚河建特支，我是腰别盒子炮、肩扛大盖枪，统领武工队，摸黑进，黎明归，从点到面，层层发展，步步为营。
　　 第一次潜入敌后，至今记忆犹新。
　　 浚河一带，在我们薛庄区的南面，深入在敌伪占领区的深部。这一带地区，敌伪势力很雄厚，很顽固。盘踞在这一带的伪军头子有两个，一个是伪师长荣子桓部，另一个是投敌的土匪团长刘桂堂部。这两人死心塌地地投靠敌人，对人民非常凶，对八路军非常狠。一九四二年薛庄区的悲剧，就是这两个顽匪帮着日本鬼子导演的。要开辟浚河一带的工作，必须穿越他们的封锁线。第一次穿越封锁线，我们施用了明攻暗渡战术。
　　 夏末夜。乌云密布，月隐无光，数步外难见人影。此刻，山坡上草丛正茂，田野里青纱帐正盛。我们区中队长孙荣毅，率领三个班，散布在离薛庄踞点东五里处的黄贝山踞点一带，鸣放枪弹，在油桶里点燃炮竹，造成似有大部队在那儿活动的声威。薛庄敌人躲在踞点里，夜里不敢轻易出动，注意力却被吸引到东边黄贝山方向。
　　 我们区中队中有个战士叫孙伯寿，他就是薛庄人，住在薛庄村东头。他对薛庄的地理环境，自然非常熟悉。在小孙带领下，我率领两个班，穿过青纱帐，紧贴着薛庄村东头，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越敌人封锁线，潜入青纱帐，无声无息地深入敌占区腹部，摸到南山阳村。从战术上讲，有时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安全。我领着区队，就是钻敌人这个空子。敌人只将注意力集中到远处开阔地域，哪里想到我们会从他们眼皮底下摸过去呢？
　　 南山阳是个大村，有几百户人家，是这一带较为著名的村镇。我们区中队的班长冷宝全，就是这个村子人。他已年近四十，是个雇工，对村里情况非常熟悉，说他连谁家灶门口朝哪都了如指掌，并不为过分。到山阳村后，留下战士们在村外警戒，以备发生敌情。我带着班长老冷和警卫员小李进村。
　　 在老冷的引导下，我们走访群众，开展工作。一夜忙下来，等天将拂晓，我们再悄悄潜回，返回蒙山山皮驻地。
　　 像这样的活动，隔三、五天一趟，一直持续了很久。等我们在村里的基础好点以后，有时我还留在那里住个三、五天，开展更多的工作，结交更多的农民朋友。村里的广大民众，成了我们的护卫队，保护神。
　　 别看我人不大，胆量却大得出奇，从我十五岁参加革命以来，不管情势多么危急，从来也不说个怕字。开辟山阳新区，我不但率队前往，有时竟别上枪独行。有一天夜里，中队抽不出战士陪我同赴南山阳，我又急于去工作，就独自一人潜入。待我在山阳工作一夜，黎明前返回，将到薛庄踞点时，发生了一件奇事。
　　 我虽然已经是区委书记，论年龄仍是个孩子。孩子总难免流露出孩子思想。我一边赶夜路，一边想小时候爷爷给我讲的“鬼打墙”故事。
　　 说来也怪，正在这时，我的头“轰”地一炸，疼痛欲裂，双目直冒金星，耳畔似传来怪叫声。我立时感到天旋地转，昏昏沉沉。我仰首看天，黑暗无际，不见星星，不见月光；举目四顾，黑咕隆洞，不见田野，不见村镇；俯首低视，似立于一块山岩上，四周是不知深浅的黑渊。我想鸣枪驱散这幻景，却怕暴露目标，引来敌人；我举步向前迈动，双足踏实，仍是平地。然而，我不敢走下去，怕糊里糊涂闯入敌人踞点，那将变成给敌人送上门的肉包子。我急得冒了一身冷汗，吓得浑身发抖。这便是人们传说的“鬼打墙”，也叫作“挡”的吧？
　　 我亲身体味了“鬼打墙”的滋味，并非人们虚传，的确让人心惊胆战，三魂俱失。我深知：
　　
　　 满目怪状尽虚设，
　　 鬼不吓人人自吓。
　　
　　 身处这种境地，我并不慌乱，索性蹲到地上，两手抱头，让自己清醒一会；然后，在自己的胳臂上狠咬一口，疼得我一哆嗦。说也怪，我立时清醒了，天还是那天，野还是那野，路还是那路。我一边擦着满头冷汗，一边前进……
　　 这一段回忆，似乎与党史无关，大可不必写进去。然而，它却说明了一个问题：我的年龄，我的心态，与我肩头的担子太不相称呵！而今二十岁的孩子们，有时还在父母面前撒娇呢，我却早已背上了领导人们抗日的沉重的巨大包袱。
　　 我单来独往，已非止一次。对此，区长老司对我既钦佩又不满。钦佩的是我工作积极，有胆量；不满的是太孤立、有危险。有一次，我又独去归来，一进门还未落座，他便将脸一绷，严肃地说：“春生同志，这样不行。我们不能搞个人英雄主义……”
　　 “什么？”一听区长的责备，我火了，感到非常委屈。我为革命冒险工作，换来的却是如此的责备。不等他说下去，我截住他的话，“我个人英雄主义？你是什么？胆小鬼主义！”
　　 “你……你……”区长气得满脸胀红，说不出话来。他将屁股一拍，离开办公室。
　　 整整一天，我哪儿也找不到区长。我怕他出问题，傍黑天跑到山里去找县委书记秦昆。一到秦昆门口，见区长在向秦书记哭诉：“我是区长，岁数又比他大，我将他当领导，也把他当小弟弟。书记，你说，他出了问题，我怎么向你交待……”
　　 司区长雇工出身，大字不识，是二几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远道从延安来支援根据地抗日。我那样抢白他，的确让他受不了，有负他的关爱。听了他向书记的哭诉，我非常感动。一步闯到他的面前，紧紧地握住他那布满老茧的大手，说：“区长，老大哥，是小弟不对……”
　　 他呢，一把将我拥在怀里，破涕为笑，说：“好兄弟，以后多注意安全。我们的生命，不仅是自己的，还是革命的啊……”
　　 看到我们欢抱的场面，秦昆书记也乐起来：“哈哈哈……好！你们都是好同志。”
　　 再说我的同志们，他们跟着我工作，非常艰苦，非常危险，他们却没人叫苦，没有人喊累。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家，没有老婆，没有孩子，只有革命，只有抗日。古代大禹治水，一心为公，三过其门而不入，被人们传为美谈，立为楷模。我们的战士，岂止是三过而不入，即使十过、二十过、三十过也不入啊！我们的伯寿同志，他的家就在薛庄村子东头，距我们潜过的路线不足二十步。在我们从村头潜过时，能看到他家屋里射出来的昏暗灯光，能听到他那不足三岁儿子的啼哭声，甚至于，连他老婆打孩子的声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小孙从村中潜过时，不用说回家看看，连头都不转一转，连那里的声音都不听一听——他也怕听到后引起烦心呀！
　　 中队长荣毅同志，打仗勇敢，对战士关心，也喜欢开个玩笑。有一夜又从伯寿门前潜过，他悄悄地对伯寿说：“小孙，我准你半小时假，留下战友给你在门外放哨，回家与老婆、孩子热乎热乎吧。”
　　 队长不是开玩笑，是由衷之言。他这个队长觉得让战士过门而不入太过意不去。
　　 “不，队长。等打跑鬼子以后，再回家一块热乎吧。”小孙没有脸红，也不是在开玩笑。
　　 这就是我们的战士，这就是我们的同志。只可惜，我们的小孙同志，没有等到打跑鬼子那一天，就在与敌人的一次遭遇中牺牲了。他没有享受到胜利以后与家人热乎的乐趣，就走了！每忆起他那为公精神，我常常为有这样的战士而自豪。同时，我也会联想到目下的干部作风，他们与小孙同志有多大差距啊！有些人，“距家百里夜夜归，车笛一鸣到门前”；这还算好的，更有甚者，“不入己门入他门，宿娼嫖妓夜夜欢”呢！我党干部的良好作风，什么时候再复回呀——也许，这不是我这行将就木之人该说的话吧！
　　 话转正题。在南山阳村，我结识的第一个村民是潘昆仑。他是南山阳村一个馒头铺的掌柜，不到三十岁，脾性很好，结交人很多，很有活动能力。通过多次交往，我认为他很可靠，便发展他为党员。在他的推荐与介绍下，我又先后认识了潘昆俊、姚令修、陈兆锋等同志，并介绍他们入了党。不久，我们秘密建立了南山阳村党支部，由我自己担任支部书记。
　　 南山阳村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踏实。值得一忆的，有两项工作：
　　 其一，改造伪村政：在我们潜入南山阳前，这村就建有伪村公所。村公所里掌实权的，不是村长，而是管帐先生陈兆仑。这个人本质不错，通过做工作，已完全站在我们一边，暗中积极支持、保护我们。如果没有他的支持、保护，我们的工作，不会开展得那么顺利。这个同志，虽然不是党员，却做了许多党员所不能做到的革命工作。他救我的往事，至今令我难于忘怀。
　　 南山阳建乡以后，我们在南山阳村的局面已经打开，群众基础已较隐固。为了安全，很长一个阶段，我们依然白日潜伏，夜间活动。有一天，我没回蒙山，白日潜伏在村公所里。我正与陈兆仑交谈，忽然一个班的伪军闯入村公所。兆仑将一把条帚塞到我手中，让我充当杂役，自己点头弯腰，将伪班长请上上座，然后向我呼喝：“二娃子，沏茶，要上等的！”
　　 我赶忙扔下条帚，去为伪班长沏茶、倒水。那伪班长瞅我一眼，见我是地道的当地人装束，仅是个二十来岁的毛孩子，并没有过多注意我。兆仑见伪班长注视我，怕出问题，急忙又向我呼喝：“去，到我家炒俩小菜，让我那小子送来。你留我家出栏，别在这里养老爷！”
　　 听了兆仑的话，我轻“嗯”一声，赶忙溜出村公所，跑到他家安排饭菜，再也没回村公所。好险呀，如果我暴露了，势必从腰里拔出枪硬拼。枪一响，将在附近潜伏的另四位战士引出来，问题就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