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为你是谁，你所写的为的谁？”
　　
　　 1985年3月，我被我所在的部队领导任命为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从此后，我时常这样告诫自己。
　　
　　 2008年金秋十月，我有幸应邀参加了盛大而隆重的第二届世界温州人大会，在这次大会的“打造文化大市”的分会论坛上，我作了《打造温州地域文学，构建新锐文学温军》的长篇发言。其中还说到作家要有正确的价值观，提出“文学是人生最甜蜜的，精神上最富有的，可以无限延长自己精神生命的阳光事业，文人要清廉，不能只为五斗米而折腰，当作家是挣不了大钱、当不了富翁的。蒋经国先生说过这样的话：‘你要想当官，就不要想发财；你要想发财，就不要当官’，套用蒋经国先生的话，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你要想当作家，就别想发财；你要想发财，就别当作家。”强调作家要摆对自己的位置，“要知道我是谁，所写的为的谁？”（当时温州地区的好几家媒体摘要发表了我发言中的有关观点）。
　　
　　 世温会刚结束，恰逢“温州原28军84师64届老战友联谊会”在瓯海召开，会议主持人知道我还在老家，便通知我也参加，我欣然应邀赴会。这些当年和我同一个车皮拉到部队的复转军人，有的是少年时曾在同一个草坪上放过牛的玩伴，有的是曾在同一个战壕里操枪弄炮的战友，可是这次初见面时，我却发觉他们中的好多人对我“敬而远之”，变得生分了。一打问，才知道他们认为我当了所谓的“高干”“作家”了，不能像当年那么随便了。我听了哈哈大笑，对大家说：“老战友们啊，我还是当年的我，40多年前的放牛娃，40多年后的退休佬，现如今我陈大个子回来啦！”这么一说，大家都乐了，于是乎，大家又是搂又是抱，又是打又是闹，俨然一群不分彼此乐观活跃的老小孩！在交谈中，一些战友夸我写了多少部书，得了多少奖啦，因创作成绩显著立了功啦，是战友中的佼佼者啦，是有成就的作家啦等等诸如此类的赞美的话，直说得我心里发烧脸发烫。我赶紧说，你们快别这么说，我真的是坐不住了。不是我谦虚，也不是我做秀，我知道我自己吃几碗干饭，有多大能耐，温州籍在军内外的作家中，我并不是出类拔萃的，比我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多老去了！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的创作经历，如果从我15岁发表第一篇小说算起，迄今近半个世纪来，特别是从事专业创作的20多年来，我越来越深切地领悟到：我是谁？
　　
　　 我是谁呢？
　　
　　
　　
　　 我是楠溪江之子。是楠溪江给了我文学的灵性和悟性。面对楠溪江的神圣山川灿烂文化，我只能跪拜和仰视。我要为故乡唱支歌。
　　
　　
　　
　　 我在1994年出版的文艺评论集《军人的鉴赏》一书的后记里，有这样一段话：
　　
　　 “当这部文艺评论集行将付梓之际，我在庆幸欣喜乃至因浅薄粗拙而羞惭之余，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故乡，想起了故乡的母亲河——楠溪江，想起了楠溪江山之博大精深、秀逸飘灵；楠溪江水之坦荡流畅、清凌明丽。假如说，读者曾对集子中大部分已散见于全国各报刊的文章留有某些楠溪江的影子的话，那么，这正是楠溪江的丰厚馈赠。我衷心感谢故乡，感谢楠溪江。”
　　
　　 是的，我是楠溪江之子，是从楠溪江畔走出来“沾了点文墨”的当兵的人。位于楠溪江下游的上塘镇东岸村，是我的出生地。是缘于夫妻双双同为中国曲协会员、温州地区著名的道情艺人、我的堂房叔父陈敏勋和叔婶朱萃月夫妇的影响呢，抑或是天性所致，我从小就爱听民间曲艺道情、鼓词等，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从上小学到读中学，就开始反反复复地阅读《水浒传》、《红楼梦》等四大名著，以及《说唐》、《东周列国志》等古典文学。当我看到家乡的朱文豪、邱家斌、周星槎等当时的文学爱好者的文章，时常在省地的报刊上发表时，我内心非常羡慕，也悄悄地试着给《永嘉文艺》、《浙南大众报》等报刊投稿。没承想，这些稚嫩的习作，在热心的编辑的关爱和指导下，竟然有好几篇在这些报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说《买扁担》，就是我15岁那年，通过自然投稿，在《浙南大众报》上发表的。当我原来所在的小学语文老师，看了我的这篇习作后，还特意来信鼓励，热情赞许“真是后生可畏！”而我当时的中学语文老师江国栋先生，更是鼓励有加，并且在一节讲解《红楼梦》的语文课上，因我的一个奇特的提问，导致江老师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竟然预言：“陈惠方同学将来会成为一个演说家或作家！”2003年我参加第一次世温会后去拜望江老师时，他还同我打趣说：“怎么样，被我说中了吧？”我笑答：“有赖恩师的栽培！”（江国栋老师是温州有名的“红楼”通，是我文学上的第一个引路人。2007年4月他80岁去世时，我特地从北京发去唁电：“书生意气文采风流红楼翘楚堪称瓯越奇才，布衣本色艺德昭彰桃李芬芳乃吾文学恩师”）
　　
　　 由于家庭条件的限制，我上到高二时遇上华东地质勘探队来温招收人员，便中断学业应招当了一名风餐露宿的地质勘探队员。一年多时间干下来，凭着自己强健的体魄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被队里评为劳动模范，并保送上了华东地质学院，学习地质专业。时隔一年，1962年8月，为了响应国家压缩城镇人口和大办农业的号召，主动报名响应，下放回乡务农。先是在生产队和社员一起劳动，后来参加乡村扫盲、当小学代课教师，试图多方面体验农村生活，立志当一名赵树理式的农民作家。由于自己的作法不为父亲所理解，生活处于逆境中。但楠溪江畔如诗似画般的自然风光和丰富多彩的农村生活，依然激励着自己发愤学习写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终于创作了长篇叙事诗《楠溪江畔》，投寄给《东海》杂志社。也许是编辑被我诗中的生活激情和朴实的语言所感动吧，竟然在退稿时附了一封长长的退稿信，很中肯地指出该诗的优缺点，让我作进一步修改后再寄去。恰在此时，部队来县里征兵，在一位从浙江歌舞团下放的也在同一小学任教的老师的提议和鼓励下，于1963年10月参了军，从此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军旅生涯!
　　
　　 部队是锻炼习人培养人的熔炉，也是文学创作的沃土。入伍后，我无论是在摸爬滚打的训练场上，或是在沐风栉雨的野营途中，文学，总是同我相伴而行，特别是1979年从部队基层，调到北京军区政治文化部任职后，在这个人才济济藏龙卧虎之处，在魏巍、石祥、柳杞、杜烽等著名作家、诗人的带领和指导下，更是.努力地去寻找失去的文学梦，在经过炼狱般的拼博后，也不断有新的收获，不仅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这军文艺》、《八一电影》、《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等军内外报刊上发表了了100多篇文艺评论、散文等作品，还连续推出多部反映重大题材的长篇新作。
　　
　　 故乡土，家乡情，总难忘。过去由于家乡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又是人在军旅，在几十年中间，回乡的次数，真是寥寥可数。故乡啊，“多想靠近你”，总想为你唱支歌，而你却总是这样遥不可及！终于在这一年，1990年，在这一年的年初，中国希望工程的发起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这位富有创新精神的共青干部，有着奇思妙想的温州人杰，有一天同我在一起吃饭时，眉飞色舞地讲起了他的旨在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问我愿不愿意写写它？我深知人类社会的文盲群，犹如大地上的沙漠，教育就是对人类沙漠的绿化，失学儿童的增多，就像风沙侵袭着绿洲，抢救绿洲，就是自救！而此时，我不由得联想起我的家乡楠溪江自古以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这不正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吗，对国人也不是个很好的启迪吗？也许是出于对救助失学儿童的期盼，或许是出于趁机宣传家乡的渴望，我当即向徐永光请缨，并自立军令状：“我来写，年底就写出来！”徐永光也是军人出身，一拍大腿：“好，真是军人气概！”说实话，写这部书时，我是有意把“胳膊肘往家乡拐了一下”，在这部长达20多万字的纪实文学中，我以“山青水秀好读书”为题的专章，约3万多字占全书的六分之一的篇幅，痛快淋漓地写了楠溪江的山水风光、人文景观和“山绝翠，水独秀，山青水秀好读书”乡风习俗，这部反映贫困地区儿童失学危状及其救助壮举的《中国希望工程》一书，在该项事业启动刚刚一年就出版了，被誉为中国希望工程的“开山之作”（几乎和本书同名的《中国“希望工程”纪实》，是在本书出版整整两年后才出版的），对于中国希望工程的宣传和推动起了重要作用，为此获得团中央希望工程宣传贡献奖。而从宣传家乡这个角度看，此书也是使楠溪江的风貌，首次在国家级的出版物上得以披露。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当改革开放的大潮在这片热土上奔涌时，我深感生活比艺术更斑烂，世事比想象更神奇，往往愧于笔力不逮而自叹无能。
　　
　　
　　
　　 新世纪开始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陆续写了一些关于“温州”和“温州人”的报告文学、电视剧、散文和文艺评论等作品。当我对这些关于家乡的零零散散的作品，进行一番回顾和盘点时，我发现，这些作品尽管体裁不同、形式有别、长短不一，所发表的时间有先有后，所产生的影响也有大有小，但都无一例外地顺应、浸洇、贯注、充溢着一条轨迹，那就是所谓的“故乡情结”。
　　
　　 我爱家乡，因为这是“一部说不尽读不透的大书”，面对着我真挚地爱着的被称作是“中国的犹太人”的温州人，并且也深深地懂得怎样去表达自己的爱。在我的这些作品中，既没有特别的溢恶之词，也没有格外的溢美之笔，因为我深知，对于温州这块始终奔涌着沸腾着飞翔着锐变着的土地，和充满活力上下求索着的温州人来说，溢美和溢恶，对于特立独行的温州人来说，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正如一位文艺评论家在上世纪80年代说的：“面对着‘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你能说些什么呢，我想，我只能说，我唯一的感受是：温州人，正是我们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当代英雄’！”这位颇有名望的评论家是我的文友，他是看了一篇描写温州改革开放的报告文学后有感而发的。一位外地人、一位和温州没有丝毫瓜葛的没有任何个人功利的外地人，能发出和笔者对温州具有同样评价的感慨，实在令我钦佩和吃惊！在一次笔会上，我以温州人的身份，当面向他对温州人的理解和赞美，表示了衷心的感谢！而时过近20年后的今天，笔者套用这位文友的黄钟大吕式的美言，我还会同样理直气壮地呼喊：“温州人，依然是新世纪新时代中国的当代英雄！”
　　
　　 为了能深刻地表达这种爱，我在创作中是做出了特别的努力的。在采写有着“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企业家”等诸多“国”字号之称的先进人物东方集团原董事长滕增寿的报告文学《滕氏定理》时，甚至是作了一次高难度的攀升，经历了一次风险很大的尝试。因为，当时在我看来，在滕增寿身上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温州人敢想敢干、敢于创新的精神。我面对的是一位顶级的劳模人物，20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电视等新闻媒体，对滕增寿的宣传报导真可谓连篇累牍，其中，也不乏艾丰、陈冠柏等名家写的颇为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滕增寿几近半个世纪的光辉奋斗史，他和他所带领的东方集团广大员工所创造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无疑是文艺创作的富矿。但毋庸讳言，这已是一个经过成千上百次大量开采的老矿。我作为一个姗姗来迟的“淘金者”，还能采掘到更为闪光更为珍贵更为新鲜更为可观的宝石吗？为了占有大量的素材，为了“站在前人肩上写巨人”，我采取了宽正面、大纵深、全方位、多角度的调查采访，先后查阅了100多万字的文字资料，除对滕增寿本人进行了长达7天7夜的“马拉松”式的个别采访外，还深入科室、车间、工地、家庭、商场、街道，调查采访的干部和工人多达80余人次，当我下了笨工夫，进行“拉网式”和“钻井式”的采访后，许多过去报章没有报导过，或虽报导过但还不深入的很有价值的事儿，一个个浮出水面。这不仅是一次艰难的采访，也是一次艰难的写作。我深知，写滕增寿要在过去的基础上有所拓展，有所突破，除了占有大量的资料外，还必须在文章的立意和切入的角度上狠下功夫。已如上述，由于滕增寿是经过众多名家采写的明星式人物，已有许多精彩的文章在，作为一个后来者，我常常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棘手之感，往往陷于左冲右杀突不出重围的尴尬之境。定题目、立意境、选角度，可以说是这次采写的攻坚战。比如说定题目吧，当时已见诸报刊的写滕增寿的文章题目，可谓异彩纷呈、淋琅满目，如：《日出东方红胜火》、《东方风来花满枝》、《大话和英雄》、《东方胜将》、《温州奇人》等，经过反复的思考、分析、比较、对照，最后是在我看到滕增寿的一段关于“1和0”的关系的精彩论述后，突然跳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题目：《腾氏定理》！我联系滕增寿的生平经历及他的不凡业绩，反复地思考他说的这段话，我恍然感悟：滕增寿这道自我设计、独家创造的，非经他诠释谁也无法破解的“1＋0＝？”（1和0的关系）的事业上的数学命题，就像陈景润为证实“1＋1＝2”这道数学上的千古名题——“哥德巴赫猜想”一样，不也是一道滕氏“哥德巴赫猜想”吗？滕增寿为摘取这颗事业上“数学”皇冠上的明珠，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无与伦比的，而他所创造的这一道“滕氏定理”，也是惊世骇俗的，这“滕氏定理”，正是贯穿于他事业的一条红线。有了这样一个角度、这样一条纲，整个文章就有了高屋建瓴之势。这篇长达三万五千余字的题为《滕氏定理》的报告文学，被2002年第五期《人民文学》“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征文专栏首选刊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并荣获《人民文学》举办的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征文活动一等奖。浙江东方集团公司对我的这次创作也给予充分的肯定，鉴于我对该公司的宣传所做出的贡献，该集团公司做出决定，授予我“浙江东方集团公司荣誉员工”的称号，并向我颁发了荣誉证书。我觉得我的作品能得到工人们的认可，这是对我的最大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