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而且作为一项罪名在刑法典中明确载入。可是，作为国家执法机关的公检法各部门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认真地去执行它呢？我看这一条法律，现阶段依然是摆设。一个赵作海的冤案，虽然代表不了目前我们国家执法状况的全部真实，但我要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发生了“刑讯逼供”的违法事实，谁来证明？
　　
　　 众所周知，犯罪嫌疑人被司法机关控制，马上就失去了人身自由，而审讯，都是在司法机关的特定场所进行的，参与审讯的人员只限于几个他们内部的人员，有没有对嫌疑人设施“刑讯逼供”，也只有参与的审讯的几个人知道，这就为“刑讯逼供”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条件，只有内部人员不说，谁也不知道。而内部人员会说吗？不可能！自己参与了违法行为，能告诉别人吗？怕嫌疑人会去告状吗？那更是天方夜谭，谁会信呢？谁来证明司法人员对你实施了“刑讯逼供”呢？没有，也不可能会有。
　　
　　 有许多犯罪嫌疑人，或许是天真，相信法律自有公道，在受不了刑讯逼供折磨的情况下，就按照审讯人员的意思招供了，他相信法院是个讲理的地方，所以，许多人就选择当庭翻供，期望法官还他一个公道。法官问他：“你当时为什么要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呢？”嫌疑人自然就说：“是他们逼我这样说的。”法官义正言辞地问：“谁能证明你的口供，是人家逼你说的？法院是讲事实，重证据的。”于是，犯罪嫌疑人，只能缄口不语，只能“咬碎牙齿往肚子里吞”，谁会来证明自己受到刑讯逼供的“待遇”了，只有自己知道，还有老天爷知道，可是老天爷是不会开口为你作证的呀？如果当事人还是不识相，人家反告你一个“诬陷罪”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一般不会，他们也是心知肚明的，不过法院给你再加上一条“认罪态度不好”的从重量刑依据，还是可能的。
　　
　　 赵作海的案子，就是证明了这一点。刑讯逼供长达一个多月，谁来证明？如果那个“死人”，这辈子不出现，这辈子谁也不会来证明你赵作海是冤案，谁也不会证明你的口供是被刑讯逼供得来的。案子破了，找到了一个“替罪羊”，他们也就万事大吉了，管你冤不冤呢？你去告也没用，因为没人会站出来证明你是清白无辜的呀？
　　
　　 中国立法者的构想出发点肯定是好的，打击罪犯，保护人民，同时也充分地考虑到了防止执法者刑讯逼供的可能。但是，他们往往过高地估计了执法者的自身素质。一个没有赋予疑犯“沉默权”的国度，要想让执法者费尽周折地去寻找犯罪证据，而靠刑讯逼供就可以轻易得到犯罪依据，两者权衡，不用言喻，当然谁也会选择后者。可是“人权”也就在这种习惯的思维和做法当中，给无情地践踏了。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下，有什么办法可以有效地防止和制约，刑讯逼供不会再发生呢？我看不可能。因为嫌疑犯的口供是作为法院定罪、量刑的依据，嫌疑人只要不开口说话，自然就会采取“刑讯逼供”的手段来取得，这样谁也会觉得轻松、不费劲。当然，现在的执法者都很聪明，古代的那种在大堂上“大刑伺候”和使用“十八般”刑具打你个皮开肉绽是不会有的，因为那样会留下痕迹，“痕迹”也就有了证明，也就脱不了“刑讯逼供”的干系，再说，一旦下手重了，把疑犯给整死了，让你脱“警服”是小事，给施刑者判个三年、五年的刑，谁都觉得划不来。但是，采用轮番审讯、不让你睡、不让你坐，长时间的以精神折磨的方式，来个所谓的“突破心理防线”是习以为常的，采取这种变相的肉刑，算不算“刑讯逼供”，法无定论，也无人来证明，那又何乐而不为呢？反正疑犯被抓，在司法人员的眼里，大差不差，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人”，只要想办法将你的这张嘴给“撬开”了再说，只要有了犯罪的“证据”，什么都好说，疑犯一旦签字画押了，那就可以向上面“交差”了。还有各种各样的“诱供”，更加和刑讯逼供不沾边，这和疑犯急于想从“案子”中解脱出来有关，落入他们预先设计好的“圈套”，怪谁呢？哪怕再“狡诈”的疑犯，哪能斗得过，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审讯者”，但凡被冤枉的疑犯，有几个见过那样的场面，可以说，象这样的“土垒”要想攻破，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实事求是地说，目前如同潜规则似的“刑讯逼供”，的确有效地打击了真正的罪犯，使得犯罪分子能尽快地得到“绳之以法”，节省了许多司法成本，但它的副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被媒体爆出的各类“错假冤案”那么多，这与“刑讯逼供”无人能证明，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实，被媒体曝光的，也就是冰山一角，更多的“错假冤案”的结局，只能是石沉大海，原因无非也是无人能证明疑犯被“刑讯逼供”过。中国普通的老百姓大多很善良，事不关已，无关痛痒，许多人总也不会想到万一有一天自己也被“刑讯逼供”，被“错假冤案”了，这个问题。因此，人们宁可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真理，不相信公安会错抓人，检察会错批捕人，法院会错判人的事实。但是，我想，如果“刑讯逼供”的潜规则一直不改变，说不定这种“噩运”哪一天就会降临到你的头上，赵作海想到了吗？没有。但凡老实巴交的老百姓都不会想到，自己哪一天也会吃上官司？
　　
　　 也许，许多人看了笔者的这篇东西，会说:“你这是在胡说八道，是在有意损害司法人员的光辉形象。”你不信，就拉倒，反正我是有切身感受的。就拿不久前我的亲身经历来说，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几个月前，我因为朋友的一个案子，被公安叫去接受问询，按理说，我不是犯罪嫌疑人，只是一个旁证人，公安的态度应该客气点吧，可是，在短短的一个小时的问询过程中，经办公安人员对我就拍了不少于十次的桌子，而且用尽了各种“威吓”的语言和口吻，什么“态度不老实”，“要不要进去（关疑犯的铁笼子）想想清楚”，“要不要给你拍录像、录音”，“你的话是要付法律责任的”等等。幸好，我是多少经过场面的人，我也清楚自己没有犯案。不然的话，会有“好果子吃吗？”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各种各样的“刑讯逼供”依然还在，而且在办案人员的办案过程中是司空见惯的。
　　
　　 我实在是不想给他们的形象抹黑，但是如果不改变“刑讯逼供”的土壤，公安人员依然把“刑讯逼供”作为取得“口供”的法宝，检察人员依然把疑犯的“口供”作为批捕、提起公诉的依据，法院依然把疑犯的“口供”作为审案、判刑的证据，看来，出现错假冤案还是难免的，给司法机关“抹黑”也是难免的。
　　
　　 赋予公民一个“沉默权”，自然社会将会付出代价，但也会推进中国的法制和人权进程，我们只能期待。不过，在现有的法律构架下，能不能找到一个有效的避免“刑讯逼供”的好方法呢？也是一个亟待司法界反思的问题。
　　
　　 但愿“赵作海”这类的冤假错案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