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浴欢乐幸福中，
　　 南解当年求学苦。
　　
　　 一九四五年的盆山村，已经有了村学。学校，就设在田老师家里。
　　 那是一座闲院，有三间北屋，既小又矮，昏暗不明。教室里，摆放着十几张课桌，大小不一，高低不等，都是学生们自带的。大部分课桌，并非桌子，而是高脚长凳或方凳。十几名学生，小的七、八岁，大的十二、三岁，男女都有。
　　 那时的学生，没有本子，也没有铅笔，有的只是石板与石笔。实际上，大部分学生，连石板也没有，用的只是一块大一点的瓦片。
　　 此时，我已经八周岁，仍然在家里过着放野马生活，玩鸟、和泥，人活不干，常惹得母亲生气。五月底，母亲叫姐姐陪我去上学。我们的家庭条件虽然不好，却比一般盆山人好一点。母亲给我们做了新书包，买了新石板、石笔，还特意为我们穿上新一点的衣服。
　　 入学那天，同学们都立起来，鼓掌欢迎他们的这两个新同学。
　　 我的好朋友来年，早已是这里的学生。他的掌声，比别人拍得更为响亮。我的到来，给老师增加了麻烦，却给班里添加了许多生气，因为我活泼机灵，又敢于直言。
　　 当我入学以后，不管是大同学还是小同学，也不管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每当有了空闲，他们便将我围起来，向我讨亲热，传蜜语。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件宝贝，当时的他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宝贝——我有一支会自己流水写字的宝贝！他们千方百计地哄我，讨我的欢心，期求看一眼，最好能握在手里画一画，过过使用洋玩艺的洋瘾。
　　 我有什么宝贝？一支自来水笔——一支八路军战士自制的自来水笔。
　　 在漫长而艰难的抗日战争中，不但老百姓生活贫困，八路军战士们的生活也非常艰苦。他们身背小米袋，肩扛土造枪，在崇山峻岭中转战，抗击日寇，捍卫这一方热土。最艰苦时，他们被敌人围困在山沟里，渴饮山泉水，饥餐生小米；粮绝时以荒山菜、野果充饥。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他们依然不忘学文化。他们发明了一种自来水笔。笔杆是一个完整子弹壳，笔帽是锯去一少半的大半截子弹壳。那笔头呢？是用铁片剪制而成，笔舌头仅是一片削尖的木棒棒。战士们用这样一管钢笔，里面注入用色粉浸开的墨水，在粗糙的纸张上写字、学文化。仅就此看，抗日战士的乐观精神，可见一斑。
　　 这管自造钢笔，是一名革命烈士的遗物，上面的血痕，还依稀可见。这支笔的来历，谱写着一段感人的故事。
　　
　　 老哥春生，15岁弃学从戎，跟着他的老师邵德孚参加了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支队。一九四一年，年仅十八周岁的大哥春生，调任沂中县，任沂中县青年大队的大队长，成了沂蒙地区八路军中最年轻的指挥员。青年大队的战士，最小的十三岁，最大的也不超过二十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苏联任大使的于洪亮，那时是大队的文化教员，年仅十七岁。这些小战士的父母，大都是被日伪军杀害，在家中成了无人照料的孤儿，不得不投奔八路军找活路，为父母报仇雪恨。春生是他们的队长，也是他们的大哥，兼尽做父母的职责。实际上，春生是个“娃娃”头，孤儿队长。别看他们年龄不大，斗争精神并不弱，他们同支队战士们一样，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在山东抗日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大哥春生的通讯员小王是个孤儿，只有十五岁，机灵勇敢，非常讨春生喜欢。他有一管自制的钢笔，春生握着他的手，用这支笔教他写字。因而，这支笔便成了他的宝贝。
　　 一九四一年秋，日军调集五万兵力举行大扫荡，妄图一举消灭八路军在沂蒙地区的部队。这次扫荡，非常疯狂，非常残酷，不少八路军的正规军也被敌人打垮、冲散。与春生相识的一个赵营长，竟成了光杆司令。劫后余生，赵在区里见到春生后，向地上一蹲，抱着头，呜呜地痛哭起来。
　　 在这次大扫荡中，春生的部队，也被敌人包围、冲垮。突围时，小王身负重伤，已不能行走。春生将他背出重围，他已奄奄一息。咽最后一口气前，他用沾满鲜血的手，将这支钢笔交给春生，断断续续地说：“队……队长，我……不……行……了，做、做、做纪……念吧……”
　　 就这样，这个年轻的战士，为了祖国的独立，为了人民的安宁，献出了他那宝贵的、年轻的生命，与世长辞了。老哥春生，含着悲痛的热泪，与同志们掩埋了小战士。这支带着烈士鲜血的自造钢笔，一直珍藏在春生的身上。听说我要上学，大哥将它转交给我，希望我能珍惜它，用它学习文化，做一代有知识的青年。
　　
　　 当我入学以后，我将这支笔当成宝贝，我们班里的小朋友们，也将这支笔当成宝贝。他们以看一眼这支笔为乐，以能用这支笔写几个字为荣。因而，这支自造的土钢笔，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在盆山上学时，我的年纪尚小，偌多的同学，都已经淡忘了。而今尚能忆得的，除了来年之外，只有那个叫“九”的小姑娘。
　　 我对来年印象深，不只因为住在他的家里，还因为他是个与众不同的同学。他大哥当八路，二哥是民兵连长，在村里是响当当的革命子弟，够威风的。然而，他却决不趾高气扬、仗势欺人。
　　 来年是家里的老生子娇，都十一岁了，母亲舍不得他下地干活。这年秋后开学，田老师为他起的仿格子上，写的是“秋天家里坐一坐，来年春天挨顿饿”十四个字。这两句话，一语双关，明指“第二年”，暗指“来年”这个小名，是批评来年秋天下地干活太少。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离开盆山五十年后，我就是凭着这一印象，重访盆山找到来年——魏永三的。
　　 对来年的印象深，还因为他同我一样，也是一头“犟牛”。我们的田老师好打学生，一般同学挨打，即使打得并不重，也是龇牙咧嘴，哎呀连声，装出一副疼痛样子，口里还不停地告饶说：“记下了，不敢了!”
　　 这样以来，老师也就舍不得打了。来年挨打时，却与众不同：他一声不吭，从不告饶。老师问他：“疼吗?”
　　 他话也不说，却倔强地摇摇头。气得老师直瞪眼，他自己也多挨许多揍。
　　 有一次，来年背不好书，又挨了田老师的打。老师问他“疼不疼”，他还是说“不疼”。田老师挥起戒板，又要狠狠地打下去。我坐在位子上，实在看不下去，大声喊：“报告！”
　　 田老师举着戒板，瞧我一眼，不解地问：“什么事?”
　　 我毫不畏惧地说：“老师，你不公平!”
　　 田老师把眼一瞪，问：“谁说？”
　　 我并不退让，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别人不疼喊疼，你就不打了；来年不疼说实话，你倒要狠打。这，公平吗?”
　　 田老师语塞，气得把手中的戒板一丢，没好气地说：“都坐下！”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来年少挨了好几板子。看来，田老师这人，并不是不讲道理的糊涂师傅。然而，若论本分、守纪律，来年却是个好学生。如果老师领着去给军工属家里干活，来年反而是谁也赶不上的虎将一员。
　　 那时，我对来年的印象是：
　　
　　 憨头憨脑憨大个，
　　 犟里犟气犟学生。
　　
　　 我对“九”的印象深，却是另有一番原因。?
　　 盆山人大都很穷，最穷的一家莫过于“九”家。人们传说，九她爹和九她娘，出门时轮着穿一条像样的裤子，留在家里的，穿着只能遮羞而已。足见，她们家有多穷了。
　　 九她娘有个外号，叫瓦窑。古时候，生男孩叫弄璋之喜，生女孩叫弄瓦之喜。九她娘一连生八个孩子，都是女儿。九她爹火了，往她娘腚上猛踹一脚，凶狠狠地骂道：“娘的，你真是个破瓦窑!”
　　 一下子将九她娘踹趴下了，还顺口吐她娘一头唾沫，向她娘“呸”一声，扬长而去，一连好几天没回家过夜。于是，这瓦窑的外号，就私下在盆山村传开了。
　　 俗语说：“好事不出门，坏事满天飞。”不知怎的，这话竟传到那些光腚娃娃耳朵里。他们哪懂“瓦窑”的真实含意，每当九她娘从街上路过，一大群光腚猴子，拍打着屁股，紧跟在她后面，喳唧喳唧地喊她“瓦窑”，羞得她低着头、捂着脸，呱哒呱哒地跑回家去，一头扑在土炕上，呜呜地大哭起来。
　　 九她爹回家，不知老婆为啥啼哭，正要向前问两句，被九她娘抡起个枕头，一下子摔在脸上，口里忿忿地骂道：“你个老不要脸！该死的！”
　　 问清缘由后，九她爹哈哈大笑起来，把九她娘也惹笑了。
　　 九她爹，总盼着生个儿子。九又出生了，还是个臭闺女，气得她爹连名也不给她取。都十岁了，仍然唤她“九”。
　　 村里办学后，田老师去九家动员好几趟，九她娘说啥也不准九入学读书。田老师悻悻离去，背后却传来九她娘的自语声：“一个臭闺女，还读什么书，上什么学啊！”
　　 我们迁来盆山后，田老师请母亲去九家做工作。母亲不好推辞，就应下了。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母亲领我来到九家。九家的院子，同别人家一样，也没有大门，只有一个仅能挡猪、羊的寨门。她家的房子，更低矮，屋门需低头才能进去。九的母亲，盘腿坐在土坯炕上，正在“嗤啦、嗤啦”地纳鞋底子。她身上的衣服，纵使能遮羞，也已破洞处处，裸肌露肤的。在那艰辛岁月的蚕食下，尚不足四十岁的九她娘，早已皱满面、发斑白了。
　　 听了母亲说明来意，九他娘放下鞋底子，拍着膝对母亲说：“好俺那嫂子人家，一窝小虮子，啃得人难受呢，还上啥子学？俺们家，哪能和您们家相比呀！”
　　 在九她娘与我母亲说话时，九就躲在她娘的身后，只露出一个小脑袋，将难以遮体的破衣服掩藏起来。那张布满污垢的小脸上，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怯生生地望着我们。
　　 在盆山人眼里，我们家吃公粮，是个大富户。实际上呢，比他们好不了多少。父亲的公粮，每天二斤七两小米，一个月合起来才七十多斤。母亲好善，常常挖米救济断顿的，或生病有灾的邻里们，能吃到自己腹中的，有时还不足一半。一家四口人的生活，能好到哪里去？我们也时常像百姓们一样，靠喝稀的，吃瓜菜过日子。就是这样的日月，在当地群众心目中，我们也是过的神仙般生活。所以，九她娘的话，并不是讽刺我们，而是由衷地羡慕我们。
　　 九她娘话虽那么说，还是给母亲面子，答应了让九上学读书。
　　 第二天早上，母亲将九叫到我们家，给她换上一身补丁少点的，姐姐的衣服，就送我们一起去上了学。九长得矮矮的、瘦瘦的，洗去污垢的脸，虽不甚红润，倒也不失秀气。她的头上，扎着两个小刷子，活像两个朝天吼辣椒，非常讨人喜欢。儿时的我，也非常调皮。田老师给她取的学名中，有一个“季”字。课间，我喊她“小季妮”，有时还偷着叫她“小虮子”。每当这时，她就追着打我，那头上的小刷子，一晃一晃，非常天真、非常可爱。
　　 从此以后，我在盆山小学里，又多了一个好朋友。五十年后我重访盆山时，在街上与她巧遇，还依稀能认出是她呢。
　　 这一年，我在盆山小学过了第一个儿童节。那个儿童节过得极简单，却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姐姐莲生，晃着上躯，甩着一支大辫子，给我们打拍子的形象，依然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我是：
　　
　　 呀呀学唱不成歌，
　　 摇头晃脑一顽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