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音乐会最后还是被取消了。她打紧急电话来告诉我时，我刚刚从座位上站起来，两条腿都在发抖。教室里走得一个人都不剩，那个肥胖的政治老师赶去食堂吃拉面的咄咄足音消失在楼梯拐角处。她在电话里听上去比我还要愤怒，一直不断地催促我务必在下午去退票。
　　 “万一明天他们不再办理退票业务了怎么办？万一明天早上你起不来怎么办？”
　　 我懒得再在电话里跟她说我有多么累了，不一定说得通又浪费钱。那个年迈的老钢琴家终于因为每天8小时的训练而导致手疾恶化，心碎地离开了这座正在遭受九月回炉高温的城市。而那个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印上了我名字的11排1号座位的标记也随后被抹去。那个星期五的中午，我在一片饥饿的懵懂和汗水中明白了一个事实。如果我能成功拿回那380元，那双我新看中的秋款浓咖啡色高跟鞋就有着落了。
　　 没有了音乐会的晚上，我回到了那片旧城区。我好像已经在这儿住了好几年。十九世纪时，俄国的租界位于它的正西北角。这里的马路和人行道的比例是最大的。路面在中心线处隆起，排水沟部分下陷得非常深，电线杆和房屋以昏昏欲睡的架势略往后仰倒。这里没人像在城里的其他地方那样种植法国梧桐，而是以气味浓烈的樟树取而代之。
　　 俄国公馆坐在一条巷子的最末尾。隔壁的文化宫，我记得自己初中毕业前在那里作为尖子生受过特训。打头的有一座经营上惨败的夜营娱乐城，然后钉着平顶的民房走几步，公馆一脚踩住了那还有可能就此肆意蔓延的住宅区。它是附近唯一一座俄罗斯东正教风格的建筑，装潢标准严格。其他同类型的房屋已被全部拆除或炸毁，废墟堆积在街对面，以及一楼的后窗下，铺成一片不大的空地。白天有乌鸦降临于此啄食瓦砾，专门盗取能反射日光的玻璃渣。公馆本身的几扇长窗无法推开，淋浴龙头常年只朝一个方向喷水。我们在侧楼的房间里搁置了一套音响，用最大的音量放柴可夫斯基。十几把小提琴齐声柔弦，以制造催人泪下的悲剧效果。旋律传到街面上，吸引路人抬头打量。他们说，即使现在是燥热的初秋午后，你也能感觉到西伯利亚的风雪在敲打玻璃。并且如果当中某两人产生了争执或者背叛行为，可以立刻下楼，绕到屋后的空地上，以决斗的方式迅速解决。
　　 我可以想象这样一种生活。比方说我有一个女友，其中入住俄国公馆的事宜都是她一手安排的，为的是方便她从这片古老的风景里找创造素材。她有一张温面，眼睛大而无神，嘴角深深切着一道笑纹。她的头发永远都干不了，紧贴瘦骨嶙峋的腮帮子耷拉着，像水产动物中的公主。她从建筑系毕业两年了，还没有工作，只把设计稿卖给画廊来挣钱。画布上尽是一团一团黑色的废墟，她能从中发现一种旁人不能想象出的150年前的美。就这么着，她养成了个不好的习惯，作画时整个人在高脚凳上缩成了一个点，看上去十分暴力，手臂上爆出一小截乌青的筋。
　　 政府对旧城区好像总是青睐有加，企图对它实施长期修整，拆除其中一部分建筑的同时给剩下的部分重新上漆。绕行和禁止的标牌插在遍地可见的沙石坑里。但数量庞大的公共汽车千回百转也能把人送抵目的地。它们的队伍在街道上出现的次数逐渐频繁，行人必须耐心地等待长得惊人的时间才能穿过去。商店里散发着一股来自远古的地底的气味儿，橱窗新娘模特身上套着旧宫廷风格的鱼尾裙。这里最远的边界在市立图书馆后面。那儿的路形成一个走势从容的半圆。人行道中间有一处不用的车站遗址，画廊就在它的背面，顶棚做得像草莓奶油糖。再往前是一座饰有霓虹灯的天桥，底下淌着浓汤似的市中心商业步行街。我看这里的人像住在一座幽暗童话森林里的眼镜猴，他们偶尔因为好奇而接近山下的人类村庄，但是绝对不敢越雷池半步。
　　 工作日时我的女友白天出门写生，晚上回来给草稿上色。一到周末，只要我在早上醒来，她就已经不在俄国公馆里了。餐桌和冰箱门上没有纸条，画室的门吱吱咯咯光明磊落地响着，冲出来一股子未干颜料的化学气味。我去煮咖啡，按照胃已经习惯的食谱吃早饭，否则一天都难受。我在想你是否也可能过这样的一天。推开卧室的窗，遥远的马路上流动着引擎的嗡嗡轰鸣，一只鸟在某个树冠里自唱自娱。天空像一张靶，低空飞行的喷气机轻而易举地正中红心。
　　 她每个周末都驾驶那辆哈雷机车沿着中环线全速环城飙车，其间我留在俄国公馆里，压根别想再见到她，而且哪里也都去不了。我从未见过那部机械，它只存在于她的口中。钥匙仅有一把，她随身收藏，任何人不得擅自翻找或触摸。并且无论我把周末的闹钟定在几点，她都能成功比我提前出门从而使我同步跟踪的企图落空。而在城郊，那一片灰绿色的视野里，哈雷已经失去了形体，成了一束光粒子，一种类磁场的力，正稳稳地托着她。风。危险的速度。湿漉漉的头发。天堂。我在百无聊赖的想象中一直要睡到星期一上午，十点半。那时她走上俄国公馆的楼梯，脚跟不耐烦地敲着地板，把头盔摘下来搁在餐桌上，双手平放在两侧，做深呼吸，分明像个女占星师要做出什么预言。但我等了又等，还是一句话都挤不出来。这就是个姿势罢了。我低头时，注意到她因为只穿了一双白漆拖鞋而被机油蹭得脏兮兮的脚。
　　 “你又没换鞋？”
　　 “可不是，你看……”
　　 “你应该新买双皮鞋，好降低飙车的危险系数，”我提醒道，“你知不知道从前有个家伙因为松垮垮的拖鞋带子勾住了油门而直接撞进了一家韩国甜品店？”
　　 我的女友惊奇地瞪了我好半天，然后侧过脑袋去，说：“你知道，我哥哥以前飙车时从来不穿别的鞋子，除了这种拖鞋。”
　　 住在杉木相框里的人就是女友的哥哥。我总怀疑世界上有无数的人够资格做她的哥哥，除了这个男人。他们在生物学上绝对是严格相反的两个物种。杉木相框搁在音响旁边的矮柜上，她每天雷打不动地用医用酒精擦拭，浓度78%。里面那个居民的下巴尖得让我毛骨悚然。他嘴唇发黑，瞳孔像鱼那样占去了大部分眼眶。他在女友十五岁时失踪，动机不明，至今杳无音讯。女友在搬家之前，从他的衣柜里拿走了一套皮风衣做纪念，现在则成了她在哈雷上的标志性穿戴。她参照那张照片涂了一种灰色的唇膏，嵌着美瞳隐形镜片，好去测试那部机器的力学极限。她的这种打扮，她哥哥，画布上的废墟，以及哈雷的钥匙。原理都是相同的，属于她拒绝向我透露细节的范畴。晚上我们躺在俄国公馆的主卧室里，为了找个话题聊聊而绞尽脑汁。我提议：“说说你哥哥吧。”她就以那个习以为常的速度从和我仰面平行的位置换到背对我的角度。房间里的某个地方随之“碰”地一声，像有人在我鼻尖前摔上了一扇门。她说：“没什么好说的，他可能早就死了。”
　　 这没什么好说的、可能早就死了的哥哥也住在俄国公馆里，是第三方。我没有提出异议，因为每当我想再就此说点儿什么的时候，这两点就已经很完备地概括了全部。白天她不在时，我一觉得没趣就去端详那张照片。发黄的底子，平板板的人影。我想亲口和他说点什么，但思忖了半天却无法启齿，所以我们俩都一言不发。紧绷绷的嘴巴。别以为他不知道你想要说什么，那大错特错。我从来没有嫉妒过他。有时只瞥一眼就自卑。那张脸完美无憾，我就算是花一百年也追不上这个天才。在他面前，我只有自惭形秽。
　　 你知道吗，我去买票的那天真热得出奇了。十字路口拐角的超级市场上面压着厚重的乌云，像咖啡上面即将垮塌的冰激淋雪顶。我买票回来的时候，剧院门口正在进行施工，交通堵塞。我在那儿遭遇了一次抢劫，劫匪趁着马路上的混乱割断了我手提包的背带。我踩着10厘米的细跟凉鞋在沙和铁钉里追了他600米。他简直被我吓疯了。当我蓬头垢面地按住瘫软在地的他时，第一句话是：“把票还我。”
　　 现在我又回到了剧院，在票务中心，毕恭毕敬地双手呈上那张折叠精巧，打印工整的红色铜板纸卡片。五分钟的核实过程以后，我换到四张揉得皱巴巴的粉红色钞票，随之消失的是某种负罪的权利。离开那间严重缺乏光线和空气的屋子后，我费了好半天功夫才把钱成功塞进钱包里。闷热的夕阳兜在我的脸上。我抬头看看，剧院那块巨大的滚动屏幕不偏不倚地正停留在这场被取消的音乐会的海报上，那位老钢琴家一双仍然健康的手。我忍不住干咳了两声，也不知道怎么就这样在嘴里涌起了一股苦味。
　　 我在俄国公馆侧楼的房间里写作，已经好几年了，题材还是一样没有换过，西班牙斗牛和斗牛士。沿着公馆门口的横街走几步，有一家出租录像带的店。因为它的屋檐低矮背光，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店里都点着一盏刺眼的日光灯，像个黑洞随时准备吸点儿什么。拐角一排货架的顶层收藏有近三年西班牙各家电视台全部的斗牛表演录像。我按照时间顺序借，归还时在老板那儿登记，同时自己记录一份以方便必要时核对。我正经的一天是上午怎么样也要不多不少地挤满半张纸的字，下午就坐在满是灰尘和皮革味儿的房间里看斗牛录像。这是一个城市的三部曲。两米长的磁条上写着黄沙和血。画面唰唰地流过眼球，像是麻药。全是那些：五颜六色的羽毛扎进肉里，旋转得令人头晕目眩的红色布匹，马拖着死尸绕场谢幕。我讨厌把斗牛士翻译成bullfighter的，听上去像某个一级屠夫的外号。正确的叫法是matador，西班牙语的意思是剑刺手。多么贵族化。我也不赞赏海明威。不是因为他用一把猎枪轰开了自己的天灵盖，而是因为他和我外婆的生日在同一天。她是个勤劳的好脾气的女人。
　　 我最喜欢的斗牛士是C·J。双鱼座。他很年轻，可能不到25岁，皮肤晒成甘草糖那种蜜棕色，身材像芭蕾舞演员，嘴巴有点撅。他的表演十分利索，只是他有个不好的习惯，喜欢跪着做动作。这种玩命的花哨给他招来了不少鄙夷，我挺同情他。他的一年以获得的牛耳来记账，七十八个的成绩将他推到了年度斗牛士排行榜第四。事后他的笑容总是十分冷静的。
　　 俄国公馆楼下有间酒吧。我放下遥控器就上那儿去。它位于十字路口的边缘，叫Angle’sCity，天使之城。字是血红色的，门口挂着半截好像战利品的旧黄铜浇注的羽翼。墙体年代久远，干油漆块剥落后露出粗糙的砖块，上面粘着一团七十年代的人造塑料常青藤，被浮灰洗得不堪入目。吧台上的灯泡是荧蓝色的，我一坐下来就什么也看不清，只能依靠声音来辨别方向。我在那儿喝了无数种稀奇古怪的组合鸡尾酒。樱桃汁兑威士忌，比例2：1，两天一换，主酒加上辅料，算下来大概有8的平方种。
　　 女友和我一起来天使之城会饮。在晚上缄默已达两、三个小时后我们没有别的消遣方式。我们认识酒吧里的一个调酒师，齐眉流海，像从60年代好莱坞女郎画报里抠出来的。我知道女友并不嫉妒她。她们也是一对朋友，但奇怪的是两人见面的反应总是很淡，我只好自己对着她滔滔不绝。我什么都说，把埋在俄国公馆里的那些盒子当着她打开，词语一个个胀鼓鼓的，好像要烂了似的。句子像潘多拉的那些灵魂，倏地冒出来，争先恐后地飞扑过去。C·J。堂。堂娜。受伤的动物。DarkKnightVStheJoker。涨价的菜。炸平广岛的小男孩。有时我口头描述一场最近的斗牛赛，或是朋友组建的摇滚乐队，流利程度远比我书写时要高。我说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这让人抱有一种歉疚感和邪恶的自负。
　　 女友喝空几杯朗姆酒，冰块也嚼得没什么剩下的了，这时就必须径直回俄国公馆去，道别和付账由我来妥善。和调酒师打住话头要耽搁10分钟，不情愿走磨蹭5分钟。我回到俄国公馆时，她已经独自爬上了醉意的顶峰，但是不呕吐，没有那种夸张的反胃，而是酣睡。那是一种完全放弃戒备系统，每一寸肌肉都驯服于本能的睡眠。像个被海浪冲上南洋小岛的沉船事件生还者，有那种让人想把五脏六腑都呕空的悲剧气质。你看我大可以在此时俯身吻吻她，或者帮她脱下鞋子来。但我只是站着看，然后就走了，去热比萨饼当宵夜。沉默的半块蛋壳已经严实地把她的身体罩住，我早习惯无机可乘的死心和敬畏之心。
　　 这个城市还在扩大，像一块不断生长的陆地架。我的女友每周末仍恪守不渝地扮成她哥哥的模样参加极限运动，重复另一个人的半个人生。她回来以后，向我报告的内容是：城市在长大。政府把昂贵的别墅区伸向市郊的环高速地带，并竖起减排和限速的标记。人们变成了管道里的老鼠，必须蹑手蹑脚地爬。她越来越觉得闷。我仍坚持向她强调换一双鞋以确保安全的重要性，而她专门针对于此巩固了那个生命力顽强的理由。我于是问她：“说说你哥哥是怎么穿着拖鞋去飙车的？”她对我的提问充耳不闻，态度十分冷淡。我又一再追问，她被逼得实在烦了才勉强咬牙切齿地挤出那么几个字：“就这么双白漆拖鞋，比我穿的大两码。”就这么一句是关于她下落不明的哥哥的，像是给一个陈年标本打上一句简捷的说明性文字。不过我很惊讶了。
　　 各种不稳定的因素最终导致她改变了飙车的路线。新的地点在一条夹在一个人工湖和沿岸景观住宅区的新修马路上。柏油刷得闪闪发光。笔直的一段很短，前面就是钢索桥。天气一冷，湖面上就堆满了泛着金属光泽的云。风从窄得只剩一条缝儿的空气口中爆出来。旋转的气流能使坐车经过的人感到频率5Hz左右的震动。桥底下，锋利的岩石上长着黄鸢尾，形状像朋克假发。另一边的别墅是两层楼的排屋型号，由猪血色的斜屋顶和白石灰墙上下拼成。门前有一个院子，里面大多栽着长茎豌豆花。花丛里扔着些杂物。漏了气的皮球。褪色的飞机模型。有一个人心血来潮地放了架秋千，因为没有人用以及受变幻天气的蹂躏，白漆木条上都长着奶牛似的黄色斑点。